“好，被我发现了!”

尖而高的声音从厨房窗外的地方发出来，说话的是我们那长睫毛的老三。俗话说得好：“大的傻，二的乖，三的歪”，她总比别人名堂多。

这一声尖叫有了反应，睡懒觉的老大，吃点心的老二，连那摇摇学步的老四，都奔向厨房去了。正在洗脸的我，也不由得向窗外伸一伸头，只见四个脑袋扎作一堆，正围在那儿看什么东西。啊，糟了!我想起来了，那是放簸箕的地方，昨天晚上……

“看!”仍然是歪姑娘的声音，“这是什么?橘子皮?花生皮?还有……”

“陈皮梅的核儿!”老大说。

“包酥糖的纸!”老二说。

然后四张小脸抬起来冲着我，长睫毛的那个，把眼睛使劲挤一下，头一斜，带着质问的口气：“讲出道理来呀!”

我望着正在刮胡子的他，做无可奈何的苦笑。我的道理还没有编出来呢，又来了一嗓子干脆的：

“赔!”

没话说，最后我们总算讲妥了，以一场电影来赔偿我们昨晚“偷吃东西”的过失。因为“偷吃东西”是我们在孩子面前所犯的最严重的“欺骗罪”。

我们喜欢在孩子睡觉以后吃一点东西，没有人抢，没有分配不均的纠纷。在静静的夜里，我们一面看着书报，一面剥着士林的黄土炒花生，㗭㗭嗦嗦，好像夜半的老鼠在字纸篓里翻动花生壳的声音。

我们随手把皮壳塞进小几的玻璃烟缸里，留待明天再倒掉。可是明天问题就来了，群儿早起，早在仆妇还没打扫之前，就发现了塞满垃圾的烟缸。

“哪儿来的花生皮?”我被质问了，匆忙之间拿了一句瞎话来搪塞，“王伯伯来了，带了他家大宝，当然要买点儿东西——给他吃呀!”我一说瞎话就要咽吐沫。

但是王伯伯不会天天带大宝来的，我们的瞎话揭穿了，于是被孩子们防备起“偷吃东西”来了。他们每天早晨调查烟缸、字纸篓。我们不得不在“偷吃”之后，做一番“灭迹”工作。

“我一定要等，”有一次我们预备去看晚场电影，在穿鞋的时候，听见老二对老三说，“他们一定会带回东西来偷偷吃的。”

“我也一定不睡!”老三也下了决心。

这一晚我们没忘记两个发誓等待的孩子，特意多买了几块泡泡糖。可是进门没听见欢呼声，天可怜见!一对难姊难妹合坐在一张沙发上竟睡着了!两个小身体裹在我的一件大衣里，冷得缩做一团。墙上挂的小黑板上写了几个粉笔字：“我们一定要等妈妈买回吃的东西”，旁边还很讲究的注上国音符号呢!

把她们抱上床，我试着轻轻的喊，“喂，醒醒，糖买回来啦!”四只眼睛努力地睁开来，可是一下子又闭上了，她们实在太困了。

小孩子真是这么好欺骗吗?起码我们的孩子不是的。第二天早上，当她们在枕头边发现了留给她们的发糖，高兴得直喊奇怪，她们忘记是怎么没等着妈妈而回到床上睡的了?

但是这并没有减轻我们的灭迹工作，当烟缸、字纸篓都失效的时候，我居然怪聪明的想到厨房外的簸箕。谁想还是“人赃俱获”了呢!

讲条件也不容易，他们喊价很高，一场电影，一个橘子，一块泡泡糖，电影看完还得去吃四喜汤团。一直压到最后只剩一场电影，是很费了一些口舌的。

逢到这时，母亲就会骂我：“惯得不像样儿!”她总嫌我不会管孩子，我承认这一点。但是母亲说这种话的时候，完全忘记她自己曾经有几个淘气的女孩子了!

我实在不会管孩子，我的尊严的面孔常常被我的不够尊严的心情所击破。这种情形，似乎我家老二最能给我道破。

火气冒上来收敛不住，被我一顿痛骂后的小脸蛋儿都傻了。发泄最痛快，在屋小、人多、事杂的我们的生活环境下，孩子们有时有些不太紧要的过错，也不由得让人冒火儿，其实只是想借此发泄一下罢了。怒气消了，怒容还挂在脸上，我们对绷着脸。但是孩子挨了骂的样子，实在令人发噱，我努力抑制住几乎可以发出的狂笑，把头转过去看他们;或者用一张报纸遮住了脸，立刻把噘着的嘴唇松开来。这时我可以听见老二的声音，她轻轻地对老三说，“妈妈想笑了!”

果然我真忍不住笑了起来，孩子们恐怕也早就想笑了吧，我们笑成一堆，好像在看滑稽电影。

老大虽然是个粗心大意的男孩子，却也知母甚深，三年前还在小学读书时，便在一篇题名“我的家庭”的作文里，把我分析了一下：

“我的母亲出生在日本大阪，七岁去北平，国语讲得很好。她很能吃苦耐劳，有一次我参加讲演要穿新制服，她费了一晚上就给我缝好。不过她的脾气很暴躁，大概是生活压迫的缘故。”

看到末一句我又忍不住笑了，我立刻想到套一句成语，“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儿女。”

我曾经把我的孩子称为“三只丑小鸭”，但这称号在维持了八年之后的去年是不适宜了，因为我们又有了第四只。我用食指轻划着她的小红脸，心中是一片快乐。看着这个从我身体里分化出来的小肉体，给了我许多对人生神秘和奥妙的感觉，所以我整天搂着我的婴儿，不断地亲吻和喃喃自语。我的北平朋友用艳羡的口吻骂我，“瞧，疼孩子疼得多寒蠢!”人生有许多快乐的事情，再没有比做一个新生婴儿的母亲更快乐。

人们不免会问我四只鸭子的性别，几个男的?几个女的?说到这，我又不免要多噜苏几句。

当一些自命为会掐算看相的朋友看到我时，从前身、背影、侧面，都断定我将要再做一个男孩的母亲。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已经有的是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按理想，应当再给我一个男孩。不看见戏台上的龙套吗?总是一边儿站两个才相称。但是我们的第四个龙套竟走错了上场门，她站到已经有了两个的那边去了!给我们形成了三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的比例，我不免有点懊丧。

因此外面有了谣言，人们在说我重男轻女了，这真冤枉，老四一直就是我的心肝宝贝!

我的丈夫便拿龙套的比喻向人们解释，他说，“你们几时见过我台上的龙套是一边儿站三个，一边儿站一个的呀?”

但是这种场面我倒是见过一次，那年票友唱戏大家起哄，真把龙套故意摆成三比一，专为博观众一乐，这是喜剧。

我是快乐的女人，我们的家一向就是充满了喜剧的气氛，随时都有令人发笑的可能，那么天赐我三与一之比，是有道理的了!

20世纪20年代，鲁迅曾写过一篇《鸭的喜剧》，描写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北京后，感到环境过于孤寂，便在院中小池养起蝌蚪，想以自然之音打破沉寂。后来他又养小鸭以自食其力，不料鸭子却把蝌蚪给吃了。小鸭长大了，诗人也已回国。鲁迅以此善意地嘲讽了知识分子美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以及知识分子不满现状却无力改变，只好寻求暂时寄托的弱点。

几十年后，台湾女作家林海音也写了一篇同名作品，不同的是，这是一篇描写母子间亲情和家庭中人伦之乐的散文。亲情是台湾散文创作一大主题，是许多作家百写不厌的题材。如果将不同题材的文学作品比之不同的手工艺品，那么，亲情散文堪称呕心沥血烧煅出来的精品。这篇《鸭的喜剧》，可称得是这样的作品。

现代作家郁达夫在《清新的小品文字》中认为：“原来小品文字的所以可爱的地方，就在它的细、清、真三点。”“细”，是指细密的描写;“清”，则是对题材慎加选择，立意清新;“真”，就是所写的景物事情和抒发的情感要真切。《鸭的喜剧》也具有这三种特点。

先说选材的“清”。写母子间亲情的散文不少，但着眼点各有不同。同在台湾女散文家的笔下，林文月的《白发与脐带》，诠释了母爱的深刻以及母女间薪传的故事;钟梅音的《母子之间》，则叙说自己与儿子之间的一次矛盾冲突，探讨了教育孩子的方式，两者都显得比较凝重。而林海音叙写的却是轻快活泼的琐事：父母在儿女入睡后吃些东西，儿女们“严加提防”，发现“脏物”后双方讨价还价，母亲责骂孩子后又和他们笑成一团……这些事情都是一些日常平凡琐事，但作者以小见大，在娓娓叙述中寓含着对家庭两代人情感沟通的见解。

再说描写的“细”。林海音善于抓住细节具体传神地刻画，如：“四张小脸抬起来冲着我，长睫毛的那个，把眼睛使劲挤一下，头一斜，带着质问的口气……”又如：“我用食指轻划着她的小红脸，心中是一片快乐。看着这个从我身体里分化出来的小肉体，给了我许多对人生神秘和奥妙的感觉，所以我整天搂着我的婴儿，不断地亲吻和喃喃自语。”这些细致入微的描写无不惟妙惟肖，人物形象也随之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最后是情景的“真”。由于林海音所择取的是生活中的日常琐事，描写的是自己熟悉的儿女，因而无论是神态的刻画，语言的叙写，动作的描摹，无一不显得真实可感。作者的行文亦十分贴近现实生活，多采用自然流畅的口语，字里行间充溢着她对儿女们发自内心深处的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