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十年动乱的前两年，我由于受到“中间人物”事件的株连，已经无法从事正常的工作而处于“靠边站”的状态了。我记得很清楚，我最后的一篇文章是在一九六四年六月间发表的。从此以后，我就再没有回编辑部上班，在家里过着“员外郎”的生活。“员外郎”的生活，可能是恬静闲适、自得其乐的，也可能是百无聊赖、坐困愁城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所能过的生活只能是后一种。

我闲中也读点书，再没有情绪去读长篇小说了，只好以吟诵旧诗词和校点古籍自遣，偶而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读到他的一首《浣溪沙》：

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

偶听啼鴂怨春残。　 坐觉无何消白日，

更缘随例弄丹铅^①。闲愁无份况清欢。

尽管时代不同，忧患的内容也不相同，但这首充满着感伤情调的词，倒是十分贴切地描绘出了我当时的情怀和生活的。

我的住处是一个很幽静的四合院，平日上午八点钟以后，大人上班去了，孩子上学去了，独个儿坐在书斋中，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听得到。但是这个四合院的隔壁却有一座破旧的两层小楼房，恰巧俯瞰着我的书斋。楼上不时传出小提琴的琴音，总是那么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牵动着我的忧思愁绪。我虽然对音乐并不内行，但一些熟悉而深情的乐曲，比如说，《骊歌》(Auld Lang Syne)、《肯塔基老家》、《老黑人》、《伏尔加船夫曲》、《松花江上》、《渔光曲》……等等，都能把我引进一种感情微醺的境界，有时甚至潸然泪下。我自问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前半生，我大部分时间都过着戎马生涯，什么悲惨的事情我没有经历过呢?什么残酷的场面我没有看到过呢?也许人到中年，就更容易伤于哀乐吧!那把小提琴拉出来的哀伤的乐曲，特别是莫扎特的那支《安魂曲》，总是像梦魇一样的折磨着我的心灵，使得我悲从中来，泪湿青衫。

我听得出来，小提琴的琴音是出自两个人之手的。有一个是很熟练的甚至相当高明的小提琴手，另一个是初出茅庐的但天分很高的小提琴手。我对音乐的欣赏虽然远达不到周瑜的水平，“闻弦歌而知雅意”，但隐约地也感觉到，那位老练的小提琴手心情有些忧郁，他的琴音中往往夹杂着无限怅惘与哀愁。另一位小提琴手的感情是随着乐曲的情调而转移的，他大概是个“为艺术而艺术”派吧，他把《西班牙斗牛士》演奏得那么倜傥欢快，把《摇篮曲》演奏得那么亲切深情，把《圣母颂》演奏得那么肃穆庄严，又把《小夜曲》演奏得那么缠绵悱恻。

奇怪的是，我虽然几乎日日夜夜都跟这两位小提琴手“神交”，但是从来没有机会见过他们的面，他们是男性还是女性，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我都一无所知。我也不打算去结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我冒昧地去登门拜访两位素昧生平的邻居，恐怕是不大合适的吧。患传染病的病人应当回避别人，何况我患的是“政治性传染病”呢!

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了解到这两位拉小提琴的芳邻的一些情况。一位女民警到我家里来核对户口。按职务来说，我当时还算是个起码的“高干”，政历上又并无任何可疑之处。至于文艺界的风风雨雨，谁受批判，谁犯错误，只要不转化为敌我矛盾，公安人员向来是不过问的。在那位女民警的心目中，我俨然还是个“首长”，让“首长”了解一下邻居的一般情况，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在闲谈中，女民警告诉我，住在隔壁小楼上的那家人只有父女俩。父亲名叫江韵，已经四十六岁了，原来是一间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师，一九五七年“犯了错误”，下放劳动了两年，六○年摘掉了帽子，又回到音乐学院工作，当然再不适合“为人师表”了，让他当了个教务员。他的爱人在他下放劳动期间就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离开了人世，留下一个女儿，叫江薇，只有十七岁，还在高中三年级上学，她的性格本来是很活泼开朗的，但由于父亲的不幸遭遇和母亲的悲惨死亡，难免给她的青春抹上一层淡淡的哀愁的色彩。

从女民警的简略介绍中，我对这两位芳邻的身世稍微有些了解了。经过反复考虑，加上由于难堪的孤独感所驱使，我下了决心去拜访他们。我想，对于他们这样的人家来说，我这么一点小小的“政治性传染病”已经算不了什么可怕的危险。何况，我上他们家里，无非是想听听音乐，决不会谈到政治或者其他“干预生活”的话题的。尽管程度不同，我们都是命运的“弃儿”，“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呢?

第二天碰巧是星期六，这是一个深秋的晚上，北风从老槐树上刮下最后的残叶，沙沙地滚过庭院，路灯把黯淡的光芒投射在我们两家的门前。我终于鼓起勇气，从侧门走上隔壁的阁楼，轻轻地敲了敲这道油漆早已剥落的房门。

“谁啊?”门里响起一个沙哑的男中音，它远不如小提琴琴音那么美妙悦耳，主人带着诧异的神色给我开了门，他是个年纪跟我差不多的中年人。

“江老师，我是住在隔壁的，姓黄，您叫我老黄就得了。好几个月来，我一直欣赏着你们演奏的小提琴，有时令我欢乐，有时又令我伤心和痛苦。今晚我特地登门拜访，一来是表示感谢，二来也想就近听听你们的演奏，我是十分喜欢音乐的，可惜是个外行。”

江韵瞪大着眼睛，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会儿：“唔，黄同志，原来我们是邻居，怪不得那么面善。欢迎!欢迎!我们在这里练琴，不会打扰您吧?不瞒您说，您真是个稀客，五年来，您是第一个登门来看我们的客人，一个素昧生平的‘知音’。您不会见怪我这样冒昧，管您叫作‘知音’吧?”

江薇一边收拾着饭桌，一边稚气而天真地瞟着我说：“黄叔叔，您不认识我，我倒认识您呢!前几年，我就经常在报纸刊物上读到您的作品，您不是写过一篇《杜子美还家》的小说，还写过一篇《中秋节的晚餐》的散文么?我还为那个叫做小兰的女孩子掉过泪呢!可是近来很少读到您的作品了，您大概是生病了，您的脸色不大好。您喝口热茶提提神吧!”她给我沏了一杯滚烫的浓茶。

“谢谢!我没有什么病。哈哈，你的爸爸管我叫‘知音’，那么，你也可以算是我的‘知音’了!其实，你大可不必为那个女孩子伤心，她死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倒是死得其所，比我们许多人都死得有价值得多。”

“黄叔叔，我们的老师和同学有时候也议论您，他们说，您的作品都是挺忧郁的，不健康的，这样不好，一点也不好，缺乏‘时代精神’。不过我和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倒挺喜欢读您的作品，读了直叫人掉泪!”

我不想把这样的谈话继续下去，这很容易会牵扯到政治问题上去的。我呷了一口热茶，为了转个话题，就很有礼貌地建议说：“江老师，还是让我们的音乐会开始吧，我来您这里，是为了听音乐，我请求您为您的‘知音’演奏点什么，然后，我也希望我的‘知音’给我演奏点什么!”

江薇的脸唰地红了：“我什么都不会，还是让爸爸给您演奏吧。”

那天晚上，江韵给我演奏了好几支古典音乐的名曲，有肖邦的，有贝多芬的，有莫扎特的，有柴可夫斯基的，有舒伯特的……他的指法真是没说的，从琴弦上拉出来的旋律，真好像行云流水一样，有时是轻轻地拂过，有时是沉重地触动着听众的心弦，虽然只有我孤零零一个听众，他仍然一丝不苟地在演奏。我想，这样的音乐就是在中山公园的音乐堂里给几千名听众演奏，也会博得经久不息的掌声的。在我的恳求下，江薇最后也演奏了一支萨拉萨蒂的《茨冈人之歌》，也许，她是想冲淡一下这沉重的气氛吧!

从此以后，不管是雨雪霏霏的寒夜也好，还是黄埃散漫的刮风天也好，几乎每一个星期六晚上，或者是星期天下午，我们都举行一次这样三个人的音乐会(包括两个演奏者和一个听众)。有时在江家的阁楼上，有时在我家的客厅里，无论是演奏者也好，听众也好，都是全神贯注，如醉如痴。

这种现象很难解释，人们的心灵有时是那么不容易相通，共事十多年也没有说上一句推心置腹的话;但有时又很容易相通，通过音乐作为媒介，我跟江家父女不久就成为真正的“知音”了。我们谈音乐，谈文学，甚至彼此都敞开了心扉，谈到人生的意义和命运的奥秘，谈到少年时代某些悲惨的往事和甜蜜的往事，使人永志难忘的往事和使人不堪回首的往事。当然，我们还是小心谨慎地回避开政治性的话题。

我有两个朋友了，两个“知音”了……这意味着多么甘美的幸福啊，特别是正当我的心境十分荒凉孤寂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友谊虽然还未达到倾心相许、剖腹相示，生死患难与共的程度，但几乎可以无话不谈了。我真是得天独厚，倘若真有所谓上帝的话，上帝赐给我的幸福也许已经远远超过了我那坎坷的命运。由于我有了可以倾诉、可以慰藉的朋友，这么一点点精神上的委屈毋宁是值得欣慰而无可抱怨的事情了。

好景不长。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终于打断了我们这个小小的音乐会，同时割断了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友情的纽带。一九六六年的冬天特别寒冷，三月里，街道上还是积雪没胫，好不容易盼望到丁香花盛开的五月上旬，天气变得暖和和舒适起来，香椿树也吐出嫩芽来了。可是政治气候却越来越冷酷，呈现着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祥征兆。在这种气氛底下，谁还有心情去欣赏音乐呢?我闷坐在书斋里，从窗口仰望着那座小楼房，房子似乎被一层浓雾笼罩住了，只露出一个灰色的若隐若现的轮廓。它曾经对于我是那么亲切，那么可爱，那么值得留恋，那么深情地抚慰过我那受尽了创伤的心灵。但，如今我已经没有勇气再踏上这座小楼的楼梯了，仿佛有一个隐形的魔王在那儿君临着一切，监视着我和我的邻居的一举一动。

五月底的一个黄昏，夕阳把忽明忽暗的余晖投射在那座小楼房上，窗户虽然紧闭着，那里面还偶然传出几声小提琴的琴音，琴音是那么轻，那么低，仿佛是悄悄的絮语，生怕叫别人听到。但即便是那样，我已经感到无限安慰了，我知道那座小楼里还有人居住，我的朋友还好好地生活着，没有受到迫害。我那个琴弦上的好梦啊，至少还没有完全破灭，完全消逝。

天已入黑，满天星斗，空气里弥漫着一阵阵槐花的芬芳，这是一个多么美好、多么柔和的初夏之夜啊。平时在这样的夏夜里，该有多少对恋人在公园里，在东长安街上，携手同行，偎依并坐，享受着青春的幸福。可是，在这个不平凡的夏天里，青年男女们全都打着“造反有理”的大旗，穿上草绿色的套上红袖章的“红卫兵服”，拎着标语和浆糊桶出入于大街小巷，去“破四旧”，去“抄家”，去“揪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去“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哪里还顾得上去谈情说爱呢?虽然在战争时期也会有人谈情说爱的，但，这是一个比战争时期还要严酷得多的年代啊!

忽然，从小巷深处传来一阵异样的声响，有跑走声，有喊口号声，有唱语录歌声……越来越近，我有点紧张起来，以为这股“革命洪流”准是冲向我家里来的，但是我猜错了，他们经过我家门口，冲上了隔壁的小楼。

接着，小楼的楼梯给踩得咯吱咯吱直响，至少有二十个红卫兵上了楼，接着就是一阵震天价响的口号声：“坚决打倒老右派江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声像一颗颗重炮弹，集中轰击着这座小楼，这座本来早就摇摇欲坠的破旧楼房好像快要被震塌了。掺杂在口号声中的是砸东西的声音，从各种不同的声响中，我大致分辨得出砸的是什么东西，首先是那个紫红色的大花瓶，接着是那个雕花的竹笔筒……这些毫无疑问都是属于“四旧”，最后大概是有人发现了那个小提琴，要拿来砸，江韵边喘着气边恳求：“这个……这个请你们不要砸，这不是‘四旧’，是乐器，你们大家也都拉过的。它是我的命根子，砸了，我就活不下去了!”江薇伤心地号啕大哭起来了，可是她没有哀求，她知道哀求也是无济于事的，况且她是个有骨气的、倔强的孩子呢!

小提琴不是被砸在地上，而是用大力拍打在江韵的头上，琴盒一下子就四分五裂了。江韵啪的一声仰面朝天，倒在地上，立刻涌上来一些人，推的推，搡的搡，把他架起来拥下楼梯。有一个年青小伙子还大声吆喝着：“别躺下来装死!把他揪回学院去批斗，不能让他舒舒服服地呆在家里。听说前两天这个老右派还在偷偷地拉他的小提琴呢!阶级敌人都是一个样儿，像大葱似的，皮烂肉焦心不死!”

这场可悲的闹剧不到半个小时就收了场，街坊邻里没有一个人敢出来看热闹，其实也没有什么热闹可看的。在那个年头，这样可悲的闹剧在整个北京城里不间断地演出，每条胡同，每个小时都在演。“少见多怪”嘛，见多了，自然就不足为奇了。

当天晚上十点多钟，已经是更深人静了。我冒着很大的风险(谁知道那些红卫兵会不会卷土重来呢!)，悄悄地爬上隔壁那座很熟悉的小楼，房门已经被砸烂了，房子里好像经过一场大地震似的，一切都给翻得乱七八糟。小江薇抱着那个破碎的小提琴俯伏在床上，捂着脸啜泣着。琴弦全断，她就是想拉一曲悲歌来排遣排遣自己的哀愁和痛苦也不可能了。

我轻轻抚摸着她的肩膀：“小薇，这儿住不得了，到我家里去住一宿吧。你跟小梨睡一张床。(小梨是我的女儿，那一年只有十二岁，比小薇还小五岁。)至少今天晚上，我家里还是安全的。再说，你大概还没有吃过晚饭吧，好孩子，快去，我叫蔡阿姨给你煮碗鸡蛋挂面吃。”

江薇双手绞着那条湿透了眼泪的小手绢说：“谢谢您，黄叔叔。可是以后的日子怎样过呢?明天大清早，我还是到温泉公社白家疃我大姨家里去住吧。她家是庄稼人，不会有事的。我明白，在您家里住下去，会连累您的。再说，您家很快也会给抄家的，您的命运不见得会比我爹好多少。”

江薇第二天早上就走了。我噙着眼泪给她收拾行装，送她上车。她的话，果然不幸而言中，一个星期以后，发生在江家的那种可悲的闹剧又在我家里重演了一遍。我自己，也被造反派宣布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三合一的罪犯，隔离审查。

我的运气还算好，到了一九六九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的重点转移到抓“叛徒”和“特务”，什么“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等等，都已经构不成多大罪名了。因此，在被隔离审查整整三年之后，到了一九六九年的晚秋，我就被“解放”、完全恢复自由了。

恢复自由后的第一天，我就回到自己的老窝去，还好，除了被抄走了一部分书籍、手稿和信件之外，人口平安。连那只小花猫也安然无恙，不过已经长了三岁，变成老猫了。我稍事安顿下来，就爬上隔壁那座小楼上去，想打听一下江家父女的下落。住在小楼上层的是一个公共汽车司机的家，他们是一九六七年年初才搬进来的，根本不认识江家，也没有人告诉过他们，这座小楼从前的主人搬到哪里去了。

我还不死心，又向住在楼下的那一家人打听，起初他们什么话也不说。后来一位好心肠的老大娘把我拉到一个旮旯里，悄悄地凑近我的耳边说：“老同志，您不是住在隔壁的那个老黄吗?您刚回家来?我差一点都认不出您来了。您打听的那位江老师，早两年就去世了，听说是死在学校里，怎样死的，咱说不上来。他那个小闺女，叫什么小薇薇，怪可怜的，一直没有再回来。有人说，她上山下乡到北大荒插队去了。像她这样的人，这时哪里还能住在北京城里呢?小薇，多好的孩子，又聪明，又听话，又懂事，又孝顺她爹，她招了谁、惹了谁啊?唉!这世道!……”

我独行踽踽地、心情黯淡地沿着那条柏油路面的小胡同来回走着，走了一段路，又痴痴地回过头来望那座小楼房一眼。这是一个忧郁的晚秋的日子，眼前的一切景物都被淹没在傍晚的苍烟和夕照当中。当年我常常跟江家父女俩在这条胡同上散步，我们一边走，一边谈音乐，小江薇跟在后面哼着她所喜爱的曲调，有时是气势雄壮的进行曲，有时是情调低沉的小调。而现在，只留下我一个人沉重的脚步声了。

“雾失楼台。”我所失去的不仅是这座小小的楼房，而是我在患难中结识的两个挚友，一个大朋友和一个小朋友。爱和友谊，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永远。虽然已经经过十五年了，这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我还能记得清清楚楚。

我忽然记起聂绀弩同志的两句旧体诗：“今朝日出云开了，旧侣含悲酹一觞。”我想借用这两句诗，献给我的亡友江韵在天之灵。我甚至还在想，总有一天，我会打听到那个可爱的小江薇的下落的，没准她在哪里偶然读到这篇文章，会突然给我写一封信，通过出版社转给我，告诉我她生活得很好，很幸福。现在她已经人到中年，可能是一个很出色的小提琴手了。

编者注： ① 丹铅：校勘文字用的朱砂和铅粉。

一场惨绝人寰的人间浩劫，一个矢志不移的艺术之梦，一份相濡以沫的知音情愫……散文家黄秋耘的作品《雾失楼台》，散发着淡淡忧伤的笔调，铺染了一段令他至今魂牵梦萦的创伤记忆。

作为出现在拨乱反正时期的作品，《雾失楼台》与同时期的其他作品一样，呈现出“伤痕”与“反思”的鲜明特点，其立意是显而易见的——通过“我”与音乐学院的教师江韵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抒发人性受到戕害的痛惜之情，同时也有力地控诉了文革的倒行逆施。这样的主旨在那个时期的散文作品中，应该说是相当常见的。《雾失楼台》好就好在，其布局行文并没有被这样司空见惯的主旨所束缚住，而是别出机杼，另辟蹊径，将“伤痕”与“反思”引入了一个较为开阔的境界。

《雾失楼台》围绕“乐”与“情”展开，“乐”是明线，它是音乐教师江韵的职业，是江氏父女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维系自己人格的精神家园，也是“我”与江氏父女相识相知直至成为知音的契机与纽带。正是在悠扬而动人心魄的音乐声中，江氏父女找到了与这乱世抗衡的东西——音乐，既是宣泄内心不平与愤懑的良药，又是个人孤标独格的人格力量的象征。在“我”这个旁观者的视野中，洋溢着音乐的小楼以及小楼上演奏的江氏父女，共同营造了一种“高处不胜寒”的世外桃源的境界，将人们从不公正的社会现实中超脱出来，提升出来。音乐不仅仅给予了江氏父女力量和希望，同样也提升了旁观者，也正是在江氏父女营造的如怨如诉的音乐氛围中，“我”被深深感染了。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知音感油然而生。音乐由此突破了单纯盘踞在个人内心世界的局限，它仿佛又成为一通奇妙的黏合剂，将被文革这场浩劫冲决得支离破碎的人情与人际关系重新粘合在了一起。这种粘合超越了物质，超越了功利，所谓心病还要心药医，音乐就是起了这种医治心灵创伤的功效。可以说，江氏父女的音乐在《雾失楼台》中，处在一个结构中心的位置，它既折射出了江氏父女不屈的高尚心灵，同时又将所有人的悲欢离合整合在了一起。

与“乐”这条明线并趋而行的，是“情”这条暗线。在《雾失楼台》中，“情”的传达相当含蓄，如果说对江氏父女音乐的浓墨重彩的描绘恰如江上号子般醒目的话，那么“情”的铺染只能说是条不引人注目的涓涓细流，然而却同样给人意味深长的感觉。掩藏在“乐”之下的“情”显得波澜起伏，颇多曲折。江氏父女以音乐为特殊语言，来抒发遭受横祸的抑郁之情;“我”由欣赏音乐的旁观者到融入音乐乃至成为音乐家人生的知音，可以说同样是音乐为媒介，传达了内心的微妙变化。在原先单纯欣赏音乐的时候，“我”本来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内心之块垒，“我”和江氏父女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情感交流。一旦得知江韵是右派，比自己这个“靠边站”的“员外郎”境况更为悲惨之后，“我”开始拜访江家，“我”的情感不再停留在自怨自嗟上，而是更多的倾泻到了江氏父女身上，作为“知音”的单纯情感为敬佩、怜悯、担忧等更为复杂的情愫所替代，双方情感的交流重心也明显地发生了倾斜，已经由音乐奏听的双方转化为普通人之间一种相依为命、患难与共的情感，当江韵最终无法逃脱蒙冤被抓的厄运的时候。这种情感再一次得到升华，“我”冒着遭受政治迫害的牵连的危险，想接江薇回家住;而江薇为了不连累好心人，自愿躲祸他乡，普通人之间甘于自我牺牲的善良情感跃然纸上，它突破了单纯的“知音”范围，更以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姿态出现。可以说，到了这儿，面对共同需要承受的历史厄运，双方的情感终于水乳交融地汇合在了一起。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踏莎行》)北宋词人秦观通过这些优美的诗句抒发了自己的独处之苦，贬谪之恨，眼前这篇《雾失楼台》则是谱写了一曲音乐的颂歌，它通过描绘人类黑暗时代无法泯灭的艺术精神，讴歌了人类面对厄运时生生不灭的抗争精神;《雾失楼台》是一首人情的歌谣，它以平淡如水的笔调抒写了普通人之间任何时代都不能荡涤的人情美与人性美。浓雾终将过去，而这些却永远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