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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回来已经四十多天了。在手提包里带回了一册日记，上面记着几天来的游踪、见闻，还有一些零碎的感想。这大半是每天深夜在旅舍的灯光下记下的，零乱得很也简单得很。至今还保留着新闻记者的习惯，无论走到哪里，随身总带着一个小本子，时时要记点什么下来。日记，其实就是这些札记的复写，只不过少少加详了一点。我想，即使落到有出色嗅觉的吧儿们手中，也会使他们感到失望的。

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它不如书简，能让更多的朋友分享从旅行中得到的愉乐。当然，愉乐也不会是清一色的，我们到底还不是住在完美无缺的天堂里。关于南京，我保存着好几重的记忆。这似乎有些像考古发掘中的堆集层。一九四二年的冬天，我带着一个“逃亡者”的心情第一次路过这个城市，只停留了两天;另一次是一九四六年的秋天，住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心情大不同了。一九四九年秋天又来过一次，以后还有过几次短暂的过路，接下去就是二十多年的暌隔。几次经过，简直代表了好几个不同的时代。你可以想像，当我走出南京车站的时候，心头有着怎样的“历史的重载”。我这样说，不是有些可笑吗?但它却是实实在在的。

三十七年以前一个冬天的薄暮，我和一个朋友从秦淮河畔来到了鸡鸣寺，发现这个有名的南朝胜迹，竟是这样一个荒凉破败的所在，内心充满了惊异，还有就是颓唐。当我们登上那座破烂的大殿，凭窗远望后湖时，面前差不多就是姜白石说的“游人去后无歌鼓，白水青山生晚寒”那样一幅图画。那是严寒的冬天的傍晚，哪里有什么游人，更哪儿来的歌鼓，只看到了一两个拱肩缩背，穿着破棉僧袍的和尚。在枯瘦的脸庞上，两只圆睁的大眼睛吃惊地望着我们这两位风雅的游客。还不等他们捧出茶盏，我们就飞也似的逃出大殿，逃出山门，逃下山来了。这就是我第一次瞻拜鸡鸣寺的经过。

第二次游鸡鸣寺是在四年以后一个秋天的下午。那时我已经是一个记者了，刚从蓝家庄的民盟总部采访出来，想找个地方写新闻稿，就选中了鸡鸣寺里的“豁蒙楼”。结果碰了壁，原来那里变成什么“防空司令部”的宿舍了，后来只能跑到那间大殿里吃茶。新闻没有写成，却写了一段短短的随笔，尽量地发了一通牢骚，后来还收进一本散文集里。这回找出来重看，自己也不禁失笑，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一股怨气。随笔中出现了骂娘的字眼，用的还是英文。这种生动的词汇，在大学的课堂上是学不到的。但它对抒写当时的感情却是有用的。这也说明，在我的文字中一直就有着怎样一种粗野的文风。在那篇短文的结尾，我还写入了当时在茶桌上诌出的一首七律。说是诗，还不如说是从头脑里找到、凑出的一些历史的音符，还夹杂了一些无聊的情感，因此也就真正是不足道的了。

这次的重访鸡鸣寺，则在又过了三十三年之后。那是到南京后的第二天，一早，Y就到宿舍里来访，说是要陪我到玄武湖玩。这当然是非去不可的重点风景区。我们乘电车到鼓楼，走到玄武门，顺便买了一斤小橘子。看那重新修整过的玄武门时，朴素大方，坚实稳重，还很好地保存了明初的风貌，非常满意。一进门，眼前顿时开阔，宽大的柏油路，花草树木，楼阁亭台，很像杭州的西山公园，不同的是这里有空阔的水面，因而更显得明净。

过去我只是遥望，并没有游过玄武湖。我知道明代在这里收贮黄册，是皇家档案馆那样的地方。过去，因为年久失修，湖里长满了水草，很荒秽逼仄了。现在这一切都已有了根本的改变。不过，眼前的玄武湖，好像已经完全成了一个近代的公园，很少留下余存的古意，却不免有些可惜。

在“梁洲”的“白苑”前面徘徊了一会，时间还早，不能走进去。这“白苑”倒是一所非常漂亮的建筑，整体都是白的。后来总算找到一处临湖的水榭，进去休息。剥了非常酸的、并非“南丰”的小橘子吃着，一面不停地驱赶一直向脸上扑来的蚊群。一点都不夸张，这里正是蚊雷成阵。也真怪，已经是晚秋了，玄武湖还有这样多的蚊子。

在“樱洲”的一角匆匆吃了午饭，就忙不迭地穿过“菱桥”、“花架”，出解放门，踏上了微微显得有些逼仄的鸡鸣寺路。好像直到这时，游兴才终于高涨了起来。一路上注意地留心右面傍山的一侧，惟恐错过久别重逢的喜悦。可是，几乎已经走到靠近北极阁，却还不曾发现那条窄窄的石级和那座暗红色的小巧山门。只好折回来细细寻觅，好不容易才发现了一条登山的小路，路上也还留下些残坏的砖块，但路面两侧的石砌已经没有了。走上去，最后发现了一角断垣，上面还残留着旧日的朱红，这才最后打消了猜疑，知道这确是原来山门的旧址。

前些时翻检书丛，找到了一张三十多年前留下的鸡鸣寺山门照片。那条废砖铺起的路面，看来相当整齐。那山门，也是我所见的最经济也最古朴的古建筑。小小的一座门楼，顶端有简单的装饰，两侧各有一只鸱尾。下面是蓝地填金的“古鸡鸣寺”四字，上端小字横书“勅建”两字。下面是一座小巧的门。两侧壁上嵌着“大千世界、不二法门”的门联。侧翼各有短短一段山墙，向后微敛。这只是象征性的，其实全寺根本就没有围墙。

整个山门涂了暗红，极素朴而庄严;门联上的八个字是黑色的，那块小小的门额则是蓝色和金色的。只是这点简单的色彩配合，就能给人带来一种沉醉的感觉。现在仅存的一角断垣，正是当年右侧山墙的遗痕。

我们在这里停留了好一会。我又翻回去看那路面铺着的古砖。开始时几乎疑心这是一些雕成整齐方块的石料，后来发现上面有字迹，才确知这实在是城砖。经过多年行人的践踏，砖面已经油光闪亮了。砖上写着“武昌府提调官通判张勖司吏……”和“武昌府提调官县丞张时敬司吏……”等字样。字体肥重，我起初疑心是宋砖，但后来在南京博物院里看到同样完整的几块，才知道这实在是明初的遗物。这是不能不使人感叹的，竟自阔气到用六七百年前的古砖来铺路。早在几十年或上百年前，有人就已干着这种“废物利用”的勾当了。

从山门走上去，有颇长的一段山路，树木是有的，但没有什么参天的古木，杂草丛生，一片荒秽。走到山巅，也就是鸡鸣寺的所在了。这里却有着牢固的围墙，关得紧紧的大门旁边照例也挂着“闲人免进”的牌子。

沿着山墙周围窄窄的小径，拨开没胫的荒草荆棘，兜到寺的后边，那下面应该就是著名的台城。不过什么都没有看到，只有杂七杂八的一些不成规制的房子，拥塞在狭狭的一条空隙里。我想，即使豁蒙楼依然无恙，凭栏远眺，也绝不会引起什么怀古的遐想，那是一定无疑的了。

这时，呀的一声，后山墙角一扇小门开处，走出来一个人。他是跑来查看我们这两个陌生人的动静的。这里大概已经很久没有游客;即使有，也不会跑到后山墙外来看风景;说实在的，这里又有什么“风景”可看呢?

只是彼此打量了一下，没有说话。我们又沿着围墙走回前面来，那人也随后从小门走进去了。

当我们重新站在寺门前徘徊时，那人又从前门里出现了。虽然只不过隔了两三分钟，第二次见面时就仿佛是旧识。先是彼此笑笑，接下去就开始谈话。终于从他口中打听到了关于鸡鸣寺过去遭遇和未来远景的约略情况。他是一位留守。是由鸡鸣寺改建的一座电子元件厂的留守。厂是停办了，因为已经决定要恢复鸡鸣寺。重建的一百万元经费已经拨下，只是由于人工、材料缺乏，看来要一九八○年才能慢慢动手。十多年来，鸡鸣寺经过破坏，火烧，拆建，原来的遗迹，据说已经没有什么留存。这时我就顺便提出让我们进去看看的请求，同时摸出了证件。那人为难地一笑，委婉地谢绝了。他说：

“还是不看的好……”

我是懂得他的意思的。不知怎的，忽然想起《红楼梦》第三回写林黛玉初到贾府去拜见贾赦，“一时人来回说，‘老爷说了，连日身上不好，见了姑娘，彼此倒伤心。暂且不忍相见……’”的几句话。我并不熟读《红楼梦》，这几句话在整部大书中也并不占怎样重要的地位。可是我偏偏记得清楚，又偏偏在这时想起……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剩下来就只有去找胭脂井，摸来摸去终于不曾找到。后来听说，那井是还在的，并不曾填没，可是我们就是没有能够找到。

关于这井，作《板桥杂记》的余澹心在《咏怀古迹》中留下了一首诗，前面还有一篇小序：

“一名辱井。在台城内。隋兵渡江，陈后主仓卒无计，与张丽华、孔贵嫔相抱投井中。其井阑石脉有胭脂痕，故名。”“可怜陈主最风流，张孔承恩在下头。玉树后庭俱寂寞，胭脂井上草三秋。”

余澹心在这里简要的叙述了这个井出名的原委，但毕竟太简略了，陈后主跳井的事前事后都还有许多精彩表演。就以跳井以后而论，隋兵攻入台城，不见陈后主的下落，后来发现了这井，“军士窥井呼，不应。将欲下石，乃闻嚣声。以绳引之，惊其太重。及出，与张贵妃、孔贵嫔同束而上。”以上，是从余澹心的儿子余鸿客的《金陵览古》里抄来的，而他大抵又是从《南史》或《陈书》中抄来的。

我怀疑施耐庵“撰”《水浒》时，可能曾受到这故事的影响。黑旋风下井救柴进，也有过类似的表演。不过李铁牛声势汹汹在井下责问，却不是陈后主所能同日而语的了。

————一九八○、一、十二

这篇《重过鸡鸣寺》写于1980年，即所谓“劫后”。那是一个特定的时期，蛰伏已久的许多文化人都探出头来，老朋友们互通信息，来往走动，顺便还要寻访旧游之地。这就有了对鸡鸣寺的“重访”。

鸡鸣寺是南京的名刹，不大，但地位好，在玄武湖西南角的“鸡鸣埭”上，一个小土丘，背靠古城墙，那里有一道城门，现在叫“解放门”。登鸡鸣埭游鸡鸣寺，并不是为了烧香拜佛，而是因为这里是“六朝金粉之地”，以创作“玉树后庭花”而闻名的南朝最后一个皇帝陈后主就是在这里被隋朝大将韩擒虎所俘获的——这些在黄裳的文章里都说到了。

鸡鸣寺内还有一座豁蒙楼，过去有茶座，坐在那里泡一壶茶，推窗一望，远处是紫金山，近处是玄武湖，湖光山色，碧空云影，最能引发怀古之幽情。这是每一个到过鸡鸣寺的游客都难以忘却的。黄裳这次“重游”，我想他大约也是抱了这个目的。然而，当时难以实现，在“文革”中这里成了电子元件厂，八○年时虽已“拨乱反正”，鸡鸣寺还没有恢复旧观(笔者在八十年代后期到南京游览时，鸡鸣寺已恢复了佛寺面貌，只是寺中皆是女尼，大约按照上面的总体布局，南京也应该有一座尼姑庵)。

这是十分自然的事——“重游”时，总会想到“初游”、“二游”的印象。1942年的“初游”，那是“沦陷”时期，作者从北方南下，准备逃离到内地去，那时的南京虽说是汪伪政府的“首都”，却仍然是一片破败的景象，作者与友人登临鸡鸣寺的印象生动地表现在这一句话里：“我们就飞也似的逃出大殿，逃出山门，逃下山来了。”

第二次当是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鬼子被赶走了，汉奸们倒台了，南京照理应该重见天日了。作为《文汇报》的名记者，黄裳的这一支笔在当时是很有名气的。想不到“二游鸡鸣寺”却碰了一次壁，蒋介石为了打内战，处处设防，居然荒谬地把这座古寺变成了“防空司令部”，黄裳又扑了一个空。但他能够把一口怨气发泄在他的文章里，而且还能用英语的字眼儿来骂人——那是一个有“气”，也可以“出出气”的时代。这一段话可以与文章第一段最后几句话相呼应：“至今还保留着新闻记者的习惯，无论走到哪里，随身总带着一个小本子，时时要记点什么下来。……我想，即使落到有出色嗅觉的吧儿们手中，也会使他们感到失望的。”

这一次“重游”，已是“文革”之后，云开日出了，作者也六十二岁了，他还是没有能够进入鸡鸣寺，也没有找到胭脂井，可是他并没有绝望，他在鸡鸣寺的周围还是找到了一些历史的遗迹——“最后发现了一角断垣，上面还残留着旧日的朱红……知道这确是原来山门的旧址”。这一处遗迹与他保留的三十多年前旧照片一对照，昔日的印象全出来了：“整个山门涂了暗红，极素朴而庄严;门联上的八个字是黑色的，那块小小的门额则是蓝色和金色的。只是这点简单的色彩配合，就能给人带来一种沉醉的感觉。”作者正如一位考古工作者，在进行地下的挖掘，并与历史的书面材料相对照，从中得到发现的快乐，也仿佛自己在古代的世界漫游。

作者对于南京的历史是十分熟悉的，他引用了著名的笔记《板桥杂记》作者余怀(字澹心)的一首诗，又引用了余怀的儿子余鸿客的笔记《金陵览古》中的一段话，组成了南朝陈后主亡国时的狼狈故事。在读者面前，公元六世纪的陈后主——公元十七世纪的余怀父子——1980年的黄裳与他的朋友，交叠在一起，而背景则是这几经兴废如今又破败不堪的“古鸡鸣寺”。

作者带着一肚子历史典故去游览，在讲述他的游览经历时，同时又吐出了一串串的历史典故。读这一类游记，是既读到了风景，又读到了历史，甚至也读到了作者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