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了三十多年以后，去年秋末，我又到了满城园林的苏州。一天下午，在昔日颇负盛名的城内某大学旧址，一个爬满藤萝的石砌大礼堂里，我回顾了自己文学创作的道路，不知怎么，最后竟谈到我少年时代的两位老师。

时近黄昏，幽暗的池座里恍如浮起一层轻雾。台下人影模糊，落日光带来一种朦胧的感觉。在座的都是老师和未来的老师们。谢谢他们的耐心，让我在大庭广众之间，追溯漫长岁月里的艰难历程。我怀着眷念和感激之情，述说四十多年前引导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两位老师，无非是要借此向新时代的老师致以敬意。我发觉自己回忆往事的声音，在这个秋之暮，听起来连自己都感到是一种独白，充满了怀念，充满了依恋。

可是谁也不知道，当时我对着台下众多的老师，忽发奇想，想像当年我那两位老师，倘若今天也坐在我前面，倾听一个上了年纪的学生，报告历年来在重重困难下做了些什么作业，将会在作文卷中批上一个什么分数?也许刚刚及格，或许是至今还不能及格?

我的老师，假如你们今天还在世上，对今天的世界又会说些什么呢?

李致远先生是我文学上的启蒙老师。

一九三五年，火一样酷热的汉口之夏。我在长江边上那个繁华的城市里，读完了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考试结束，学校特地为应届毕业生安排了一次小小的欢送会。

欢送会设在校舍底层的一间乒乓室里。室内屋顶低矮，如同地下室，整个屋子就显得更长。从图书室临时搬来的几张长桌排成一字形。桌上整整齐齐摆满了糕点瓜子和汽水之类。屋子里异乎寻常地安静极了。这一天，全班四十四个同学之间都谦让有礼，连说话的声音都是低低的。是的，对所有被欢送的小学毕业生来说，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谁都珍惜这临别依依的茶话会。

我们的级任老师李致远先生不知什么时候进入屋内的，因为我们听见熟悉的咳嗽声。他大概三十岁左右，看起来倒像年近四十。有的同学说他当了那么多年小学教员，天天站在黑板前，吸了太多的粉笔灰，因此得了肺痨。这种病在那个年代是不治之症。他脸色阴郁，戴着一副老式玳瑁边深度近视眼镜，透过厚厚的镜片，那两只眼睛总是神经质地睁得大大的，好像随时随地要拍案而起大声疾呼的样子。只是在几声咳嗽过后，眼睛里那一缕升腾的火焰似乎又熄灭下去了。

我是从另一个大城市转学到那个学校的，而且也只读了半年就毕业了。担任国文课的李先生也就是级任老师。说实话，我当小学生时的作文成绩一直是很差劲的。有一回还得到某老师触目的红笔批语：“文不对题”!颇有大喝一声以示训诫之意。不过这并不影响我对文学的爱好，开始我随同可爱的木偶匹诺曹经历了种种奇遇，旋即又钻进《水浒》、《三国》和《西游记》迷人的世界里。到了李先生的课堂上，我不胜奇怪，从第一堂作文课直到期终的毕业考试，仿佛一次又一次的奇遇，我的作文忽然都变得优秀起来，几乎每一篇都名列第一。有几次，李先生还在课堂上当众朗读我的作文，时或即席讲述一番，详细分析为什么要加以赞扬的原因，这时他那瘦削的脸上就泛起兴奋的红光。倘有用辞不当之处也必定加以指正。凡是他批改过的作文，即使一个错误的标点符号，在他深度的近视眼下也决不会放过，他于是稍稍停顿片刻，向我投来逼人的眼光。那闪闪发光的视线里既有严格的要求，也有热烈的期望。他无声的话比说出来的要多得多，末了总是一阵呛咳，朗读也到此中止了。这实在使我又感动又难过。

在李先生的教诲和鼓舞下，就这样结束了我的小学时代。现在一转眼就要离别了，半年来课堂上的情景又历历在目。

一阵掌声，我从沉思中抬起头来。

简单的欢送仪式举行过后，在铺着洁白台布的一字形长桌尽头，李先生侧身站在桌旁。还没有开口，他用手帕掩着嘴咳了一会，随后以他锐利的眼光扫视全场。我想，只有一颗真正火热的心，才能隔着厚厚的镜片闪射那样炽热的光芒。

“哦，毕业了。”李先生说了几句贺词，声调逐渐高昂：“在这个可诅咒的时代，毕业等于失业，摆在同学们前面的道路——不是生路，就是死路;不是新路，就是老路，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停停，他又讲下去，几乎变成愤激的大声呐喊：“鲁迅先生说过，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同学们!你们往后走哪条路，由你们选择，可是千万别重蹈覆辙，再踏上前人走过的那条自取灭亡的绝路!不!你们要去闯出一条崭新的路，去，去吧，去走新的路!”

听起来声音有点古怪。这临别赠言有若沉闷黑夜里爆出一声惊雷，全场的同学无不为之愕然。李先生过于激动，慢慢坐下来，呛咳着。我近旁一个女同学埋下头去，一缕长发云彩般披落在肩头。她闭上眼睛，泪珠滚落在她苍白的脸上。

我即将离开那个城市，出发远行以前，同那个女同学最后一次去看望李先生。他目光炯炯，紧紧拉着我们的手，说以后要多给他去信。沉默半晌，他忽然从杂乱无章的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墨绿色封面的书，认真地写上给某某同学留念的字样。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一本美丽的书，一九三一年间陈梦家编选的一本诗选，其中包括闻一多几首著名的诗作。

那一年秋天风雨如晦，我又回到上海读初中。过了不久，听说李致远先生的病终于不治，溘然长辞，身后萧条，只留下一堆不值几块大洋的文学书刊而已。他是旧时代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学教员，在他平凡的岗位上，耗尽了他全部的光和热。我引以为憾的是没有照他的嘱咐，给他写过一次信;可是在那个多雪的冬天里，写下了我的第一篇散文，那篇文章发表时用了一个有纪念意义的题目：《路》。

如果说李致远先生指点我应该走什么道路，那么进一步引领我走上文学道路的是孙太禾先生。

孙先生是我在初中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国文女教师。在我记忆的画廊里，她永远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性形象。身材修长，风姿绰约，雍容大方。有一次她穿一套垂地的天蓝色的西式衣衫，又罩上一件深蓝色的披肩，远远看去像外国童话里的天使。然而在现实生活里，这却成为几个淘气的同学借以嘻笑的话题。她毫不在乎，一笑置之。其实她那时才二十五、六岁，没有结婚，大学毕业后就在这个中学里当教员。

整整两年，她给予我精神上的东西是很多的。

由于她的指引，我开始涉猎一些世界文学名著，从童话的幻想天地进入一个引人入胜地展示人类灵魂的精神世界。她的文学修养根底很深，而且有她自己的精辟见解。我们班上除了每周两小时的作文课以外，还有定期的课外读书随笔，先写内容提要，以后再写读后感。往往我做了一篇作文或一篇读书随笔之类的作业，她总是在后面写下一大篇批语，有时长达两三页之多。那不是老师例行的课卷批语，而是一种热情的倾谈。她的文字优美，很有文学性，且带着浓郁的感情色彩。她又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是她的毛笔字，刚健俊拔，不像出于一个女教师之手。回想起来，每次发下课卷，我是多么热切地寻找她的批语，又从中得到多少鼓舞和启示啊!

某次，她写着这样的话：“文艺是生活的反映。生活的范围有多大，文艺的范围就有多大。”

又一次，她强调指出：“文艺无论如何要站在时代的前列，提出时代的症结，以感情的力量表现出来，激起大众强烈的爱憎，震撼千万人的心灵，知所奋发，那文艺才是时代需要的文艺。”

须知，这都是四十多年前一个中学老师的话，即使在今天听起来依然亲切，发人深思。

一九三七年风云密布的夏天。暑假快要来临了，正是抗战前夕。六月里一个炎炎的下午，她约我到学校对门一家小馆子里吃冷饮。那天她谈了许多课堂上不可能谈到的话。谈腐败的社会，谈人生和理想，也稍稍谈到她自己。她是一个被撤职的法官的女儿，从小生长在北京，经受了生活的磨炼，饱尝了不少挫折和痛苦。我第一次看见她燃起了一支白金龙香烟，淡淡一笑，若有所思地说：“你将来也会懂的。”

我茫然不解，默默地从她手里接过一本烫金纪念册，那是我刚刚买来，请她在上面第一个题字留念的。想不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一面。以后是严酷的战争来了，学校毁于炮火之中。那兵荒马乱的年头，她到哪里去了呢?好像无情的战争巨浪一下子把她席卷而去，从此音讯杳然。那年隆冬，一个夜间来客意外地带来了女老师的消息。一说是海轮失事，一说是她投海自尽，总之，她葬身于大海，被旧社会的茫茫大海吞噬了。大海夺去了她那么年轻的生命。大海成为她最后的归宿。

然而，这许多年以来，在我走过的这条断断续续的文学道路上，这位热情美丽的女老师始终陪伴着我，时时鞭策着我，不断鼓励我努力前进。她批改过的作文簿和读书随笔不下二十余本，也没有一天离开过我。一九七○年我被迫迁居农村，不幸在搬家时辗转失落了。只是她给我的六、七封信和纪念册的几张残页，总算还留存下来。不久前，我鼓起勇气，从旧书箱里找出她写在我纪念册里的几句话，对照一下我自己，便感到一阵惶恐不安。

那是从遥远岁月里传来的问询：

“我们过去两载的情谊与我对你未来的希望，这里是难言的。我来问问你吧：一个人幼年的爱好，是会支配一生的遭际的，假如遭际不如意，你会不会后悔呢?你对它忠实的程度能发一个什么样的誓言呢?”

我并不后悔。我对自己幼年爱好的文学事业忠贞不渝，不过对老师的问题很可能要终其一生才能作出最好的答案。

于是又响起她感情洋溢的声音：

“我以你最忠实的朋友的资格，看你用大众创造的语言，去对不醒的世界吹喇叭，我等待着为你拍手!”

我的老师，假如我有一支喇叭而又能够吹响，那是你亲手给我的。假如我以前吹得并不怎么响亮，今后我将奋不顾身举起手中的喇叭，用力气吹得响亮一些，就像老师在那里等待着我!

深秋黄昏的最后一抹余晖渐渐消逝了。石砌的大礼堂里，蓦地灯火灿然。站在那么多的老师面前，我想说，今天的世界是多么幸福，要是我的老师至今犹在人间该有多好!不，我的老师将永远和我同在!我亲爱的老师!

我的话完了。我没有说的话也许比我说出来的更多，也许在座的老师们能听得出，也许不。

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下午，充满了回忆，充满了希望。

————一九七九年一月

童年时期，由于父亲的工作变动，何为先随全家从浙江宁海移居上海，不久再迁四川宜昌，1934年初冬，又到了湖北武汉。在武汉他只读了半年书，就从小学毕业了，这期间，他幸运地遇上了第一位文学启蒙老师李致远，1937年6月，他在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杂志发表的处女作《路》，就是为纪念这位国文老师兼级任老师而作的。1935年秋，何为再度返回上海，进入大夏大学附中读书，初中一、二年级，他的国文老师孙太禾是一位美丽、热情、有着良好文学修养的年轻女性，作为何为第二位文学启蒙老师，她又进一步引领着他走上了通向缪斯宫殿的道路。《老师对我说》一文正是何为1979年1月献给这两位老师的一曲深情而耐人寻味的歌。

在那个思想解放运动刚刚发轫的年代，本文以两位旧中国的中小学老师为讴歌对象，对他们的人格、情操、修养等进行观照和赞美，是有一定的启蒙成分隐含其间的。

首先，在建国后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中，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中小学教师一直处于被扭曲和异化的境地，成了历史的“边缘人”。虽然自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以来，教师作为国家未来的缔造者，开始理所应当地得到了全社会的初步认可和尊重，但当此之际，教师所发挥的作用还囿于传授有各种条条框框限制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作为国民人格的塑造者的作用并没有真正发挥出来，甚至连他们自己的人格建设也没有真正起步。而在本文中，作者两位恩师对抗战前夕国家命运和青少年前途的关切，折射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他们一方面对昏睡的世界深恶痛绝，满怀唤醒民众的热望，另一方面又有十分强烈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李致远和孙太禾两位先生身上所表现的这些可贵品格，正是“文革”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所缺失而且亟待恢复的。

其次，孙太禾先生关于文学创作所发表的看法，如“文艺是生活的反映。生活的范围有多大，文艺的范围就有多大”，“文艺无论如何要站在时代的前列，提出时代的症结，以感情的力量表现出来，激起大众强烈的爱憎，震撼千万人的心灵，知所奋发，那文艺才是时代需要的文艺”等，与建国后所建立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等规范，是有很大差异的，而这种文艺思想在70年代末还被许多人习惯性视为异端。李致远先生赠与作者的诗集，是新月派主将之一陈梦家所编选的，在当时，新月派也仍然被“正统”的话语体系排斥在冷宫之中。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作者对两位先生的怀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寄托着自己对回归“五四”文学传统的热切愿望。

何为在《老师对我说》一文里，不仅寓现实的清醒思考于历史的动情回顾之中，而且在艺术上也开始了新的探索。全文以倒叙为主，辅之以插叙，起承转合十分自然，没有丝毫斧凿痕迹，行文中有场面描写、有肖像描写，有情节、也有细节，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并不刻意为之，语言也显得淳朴、率真，较之以前那种精巧、细腻、隽永的风格来说，这种返朴归真当属一种更高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