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著名诗人。原名史成汉，曾用笔名谷风。生于山西定襄县，远祖系蒙古族。1943年考入西北大学俄文专业。1945年初在西安主编文艺期刊《流火》。1955年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70年代在湖北干校劳动，1980年平反。20世纪40年代开始发表诗作，先后出版《温泉》等多种诗集。

离别故乡

离别故乡一向以为，童年活在心灵中，不管想不想它，绝不会弃离自己，它是属于自己的天地，随时可以全身心地融入它的境界。可是这一次，主意要好生写写自己的童年，却引起我无限的伤感。童年与我之间，竟然有了前所未有的茫茫的距离。这里说的距离，不是地理学上的可以丈量的含义，它近似疏远或淡化，是一种心灵上茫茫然的感觉。我远远地看到了一个模糊不清的自己的影像，我向它走去，怀着虔诚和信任，可是，不是越走距离它越近，而是越走越远了，它远出了淡出了我的记忆。童年像一个灿烂的星座，黄昏（“黄昏”之前，我有意略去“生命”二字）之后，本该它出现，却无声地陨落了，就落在自己的心灵上。感到了它以往的重量和光芒，却很难从心灵上再升起那个完整而美丽的星座，照亮自己的生命。因此我至多只能写出童年在我心灵上留下的重量和一束束光芒。是的，连1937年10月末，在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声中，离别家乡和亲人的情形，我都无法详尽而清晰地录写出来了，这还不令人伤感吗？

那个晚上。全家人只有我和两个弟弟跟平时一样睡觉，其他人都整夜没有合眼。祖母为父亲和我出远门准备干粮，用文火烙了七八个有油盐的厚厚的白面饼，有点像西北高原的“锅盔”，只是略小点薄点。走口外草地的人，上路都是带着这种经吃经饿的饼。祖父年青时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祖母也是烙的这种饼，够十天半月吃。我还从来没吃过这种干粮，它的特点就是“干”。揉进油盐才有点发酥，否则难以咬动。穷人家烙的饼，只有盐，没有油，怕咬不动，烙之前，就把生饼虚切得棋盘似的，吃时掰一块下来，正好塞满嘴巴，噙好一会，口水泡软才能嚼碎，因此十分耐吃。

祖母那天烙了一夜饼，十岁的妹妹帮着她。多少年后，妹妹告诉我，那天晚上，祖母一边烙饼，一边默默地流泪，可能想起她死去多年的丈夫。她已经有多少年没烙过这种干粮。那天祖母烙饼时，油用得很多，隔壁金祥大娘闻到了油香气。第二天上午，她来我家，一进院就嚷嚷：“哎呀，你家有甚喜事？”听说我母亲把她狠狠剋了一顿。两个不懂事的弟弟晓得家里烙了油盐饼，向祖母哭闹着要，但祖母没有留一张饼下来。

母亲为父亲和我准备行囊，她在我上路穿的棉裤裆里，一块一块地缝进十四块银元。听说我三舅父在太原坐牢时，母亲为他缝囚犯专用的带有脚镣能脱能穿的那号棉裤时，就絮进了几块银元，以备急用。

后半夜，祖母叩我的门，她用戴顶针的指头叩击门框的声音特别响（烙饼的同时，祖母还缝补一条狗皮褥子，所以戴着顶针）。上初中以后，我就住在与羊圈为邻的半间小屋，一向睡得很死，祖母喊我半天才醒过来，“成汉，快起来，你听，炮响得越来越近啦。”我有生以来，还没有听到过大炮声。坐起来，感到一种很闷的声音，像远方的雷朝这里滚动，炕有些颤动。

我走到院里，远方有密集的枪声，响得很脆，格外令人恐怖，仿佛老天在做噩梦咬牙。父亲正兀立在院子里听动静。他说：“还远着哩，多半在忻口一带，诗人元好问的老家离那儿不远。”不久之前，父亲为我讲过元好问的诗。

母亲让我换上远行的衣裳，恨不得四季衣服全让我一层层地穿上。穿棉裤时，母亲才对我说：“裤裆里絮了十四块银元，万一你和父亲被冲散了，你就一块一块拆下来花。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动它。”母亲这番话也是说给父亲听的。父亲嗜酒如命，花钱多。

父亲说：“天一亮就动身。晚了，村里人见到要问长问短。”

当时，全家人或许只有父亲一个人心里明白，这一走很难说什么时候能回来。他在县立初中教史地和语文，天天看报，当然晓得这一次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不同于以往的国内军阀混战，那最多不过几个月，这一回，谁也难以预测。父亲近来常常默不作声，主要由于心情的沉重。

当时，我的头脑简单，不理解人世间还有生离死别这种事。我心想，跟父亲出去走走，去大地方开开眼界，起码能进省城太原转转，到一个地方躲一阵子就可回来。我连想都没有想过，一个人怎么可能与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永远地分离。

那几天天气晴朗，凌晨有点寒意，墙角的蟋蟀叫声开始沙哑。父亲没有穿平常穿的长袍，换成了对襟棉袄，看上去有些陌生，像公义生油盐店掌柜的老头。父亲右肩头背着包袱，挺大，我一只手拎着干粮。中秋节才过了一个多月，家里存的月饼全让我们带上了。隔着包袱都闻到“五油四糖”的月饼味，一斤面粉揉进五两油四两糖（当时一斤为十六两）。月饼是我母亲亲手制作的，她舍得多放油和糖。祖母可从不做这么贵重的吃食，她平时只想尽办法把活命的高粱面做得有滋有味，用油是一滴一滴用的。

全家人默默地把我们送到大门口。祖母走到我身边，摸摸我的棉裤，说：“薄了点。”母亲说：“等到穿厚棉裤那时，人还不回来？”她的眼睛瞪得很大，像是质问父亲和我。

父亲常出远门。一家人过去也就是在大门口分手的。什么祝福的美好的话都没说，全家人面对面地比平时多站了一会儿。父亲在前面走，我习惯地在他后面跟着。我憋不住回过头了眼睛，对妹妹说：“后天我可就在省城了！”要是平时，我这么说，妹妹总要回嘴：“臭闺女不值钱，你和爹是全家的命根子，谁能比！”今天，妹妹仿佛突然长大了，什么话也没说，两眼泪汪汪的，她也许在心里还为我能出去走走高兴哩。

街巷里没有一个行人。远方的炮声还在闷闷地响着，仿佛不是从空中传来的，是从很深的地下鬼鬼祟祟地冒出来的。当父亲和我快拐弯走进另一条街时，听见妹妹飞快地跑到我跟前，对我说：“祖母让你回去一下。”我随着妹妹踅回到大门口，父亲立在街口等着，默默地望着自己的母亲和妻子。我看见祖母眼里噙着满盈盈的泪，但并没有哭出声，她的眼窝很深，泪水聚着不易流下来。祖母的眼睛年轻时又大又亮。她用粗糙的手习惯地在我面颊上抚摩一下，说：“快到大屋去，把炕头上一个包袱带上。”我心里奇怪，为什么刚才不带？回到大屋，靠窗口的炕头，放着个包得方方正正的包袱。我一摸，知道包的是狗皮褥子。其实不用摸也闻得出来。如果是现在，我是绝不会拿的。当时我只觉得祖母生怕我们在路上睡在露天的地里受了风寒。我回到大门口，祖母指指狗皮褥子对我说：“出村之前，不要对你爹说。”她怕儿子不肯带。这张狗皮是我家前几年老死的那条狗的，让村里刘春毛家鞣制过，毛长绒厚。祖母腰腿患有严重的风湿痛，她每年的冬春秋三季都离不开这张狗皮褥子，只有暑热天才不用它。包袱提在手里觉得很沉，我感到了祖母的厚重的爱。

回到街口，父亲可能沉溺在悲伤之中，并没问我手里拿的是什么。拐弯时，父亲还是没有回头。他一回头，一定哭出声来，他怕伤了母亲与妻子的心。我可知道父亲的这个脾气，他的心不硬。要是母亲带我远行，将是另一番情形。我回过头，朝祖母和母亲大声地喊：“我走了，我走了！”声音里没有一点儿真正的悲伤，没有就是没有，我不会作假。半个世纪之后，我才深深悔恨自己那种今生不能原谅的愚稚的行为。祖母和母亲站在家门口，像平常一样，没有招手，没有祝福。母亲的嗓门大，用哭腔冲着父亲和我的背影喊一声：“过大年时一定回来！”我回过头喊了一声：“一定回来！”父亲不敢回头，只把头低低地垂下来，脚步放慢些。

然而自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再没有返回家乡。这原因，本来想不说，考虑再三，还是应当说几句。50年代初，工作繁忙，抽不出工夫；1955年之后的二十五年间，由于成了“反革命”，还是不回去为妥；80年代，父母早故去，家乡几乎无亲人了，老屋成了废墟，不愿回去凭吊历史，今生只想在记忆中保持心灵的平衡。建国以后父亲从西北高原回去过两回，见到了不少亲朋好友，却没有能再见到他挚爱的母亲。祖母已于1943年病逝。

离开故乡后，父亲和狗皮褥子没有分开过，到1961年他逝世之前，一直铺在他的身子下面。绒毛早已磨损得很薄很薄了，可是在流寓他乡的极困难的日子里，它仍能给父亲难以比拟的温暖。1959年，年近六旬的父亲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荒寒的陇山上背了两年石头，累得吐血不止。平反之后，人已瘦成一把骨头，不到半年就去世了。

在刚离家那一年，每到一个住处，父亲总是把狗皮褥子横着铺上，这样两个人的腰部都能贴着暖暖的毛皮，不容易受风寒。从介休县到风陵渡，是坐的太原兵工厂拆迁机器的没篷的敞口火车，父亲和我夹在机器缝隙中间。父亲说：“天冷。千万不要把脸和手贴着机器，会把皮黏下来的。”我摸摸机器，的确有点黏手，不，简直是在咬人！感到异常恐怖。天黄昏时，火车正经过韩侯岭，行驶得慢，被一架敌机发现了，追着火车朝下不停地扫射。枪弹打在机器上的响声格外地凄厉，四处溅着火星，我不敢睁眼，父亲死死搂着我。后来听说那是架侦察机，如扔下几颗炸弹，我们坐的火车必定遭到毁灭。那天后半夜里，下起大雪，冷得睡不着，也不敢入睡，时刻担心日本飞机来轰炸。人夹在机器中间无法活动，冻得脸腮木木的，父亲打开行李，把狗皮褥子取出来，裹着两个人的肩头，才感到一点暖意。就在那天夜里，在机器缝里真冻死了几个人。天亮了，我看见人们把几具尸体抬下列车，冻死的人是蜷曲的，脸和手被机器“舐”得血糊糊的。那个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祖母的狗皮褥子被枪弹（也许是四溅的火星）穿了一个洞，却奇迹似的没有伤着父亲和我。父亲说他当时闻到了一股燎毛的气味。

在风陵渡过黄河时，父亲和我没有能挤到同一条船上。我坐的船小一点，那天有风，滔滔东去的黄河浪很高，我坐的船快到岸时翻了。幸亏我自小会游泳，还能在浊浪中挣扎着。我被恶浪劈头盖脸地打入了浪的底层，穿着厚厚的棉衣，浑身动作不灵，几次沉了下去，又浮了上来。生命几乎永远地沉没了。后来，被一个老水手救上了岸。我一口气跑上了一个很陡的山坡，看见一个夯土的拱门，门楣上赫然有三个大字：第一关。恍惚到了另一个世界。我真的走过了人生的第一个关口？！当时正是冰天雪地的十二月，正如艾青在《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那首诗里写的寒冷（艾青的这首诗，正是写在我渡黄河的那个月的潼关）。上岸后，穿着湿透了的棉衣裳，走了几个钟头才找到了失魂落魄的父亲。他以为我多半被淹死了，父亲和我都哭了。结了冰的衣裳外面硬得嚓嚓作响，走起来十分困难。贴着身体的那一面，却又融化成水，顺着前胸后背和腿部不停地朝下流淌着。就这样不停地走了几十里路，父亲说不能停，一停下人要冻坏。到了潼关，住在一间民房里，我还是挺不过去，发高烧好几天，父亲日夜守护着我。最后出了一身汗才好了起来，身子下面的狗皮褥子被我的汗湿透了。我难过地说：“把祖母的狗皮褥子腌坏了……”

十四块银元还缝在棉裤裆里。

1938年春天，父亲去醴泉县做事，我一个人留在西安，叫卖报纸糊口，舍不得拆下一块银元花。有一天，看到街上贴着一个广告，说民众教育馆内办了一个漫画学习班，正在招收学员，我从裤裆里拆下了两块银元去报了名。后来听说教画的先生中有诗人艾青。我哪里晓得？那时我只迷画，还没有迷上诗。只记得老师中有一位叫段干青，因为他是山西老乡故记住了。不久我徒步到了天水上学，又从裤裆里拆下两块银元配了一副近视眼镜。剩下的十块银元我全拆下来交给父亲收着。

没过黄河之前，总觉得脚下的地与家乡连着，每条路都能通到我家的大门口。渡过黄河，有一天与父亲坐在潼关积雪的城墙上，隐隐望见河北岸赭黄色的隆起的大地，才第一次感到真正地告别了自己的故乡，黄河把一切与故乡的真实的联系都隔断了。父亲哭了很久，热泪滴在积雪上，把雪烧出了密密的深深的黑洞，泪居然有那么大的重量和穿透的力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仍能听见父亲的热泪落在积雪上的沉重的响声。黄河虽然没有把我的生命吞没，可是我的童年从此结束了，黄河横隔在我面前，再也回不到童年的家乡。童年，永远隐没在遥远的彼岸了。

1991年6月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