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下了几天的雨。傍晚，天空中出现了淡淡的红霞，连柔毛一样的雨丝也终于绝迹了。我满心希望见到明天早晨的太阳，还和朋友约好明天上午到虎跑去喝茶。晚上我打开关了几天的玻璃窗门，坐在写字桌前看书。忽然有什么小东西凉凉地贴在我的左手背上。我吃惊地抬头一看，原来手背上和垫在桌面的玻璃板上密密麻麻聚了不少的小雨点……雨越下越大，不到一个钟点，窗前廊上居然有了荷荷的流水声。这么一来，我连书也看不进去了。窗门关上后，屋子里又很闷热。我便拉开写字桌的抽屉去拿折扇。扇子取出来了，可是我并没有用它。我在翻看同时拿出来的一叠照片。

照片全是今年四月在日本鎌仓拍的，每一张上面都有我，不用说也有别人。我翻看它们，只是为了消除我心里的烦躁：我受不了好像永远下不完的雨。这些照片使我想起了两个月前在鎌仓过的那些日子，它们还给我保留着春天的明媚的阳光。只有一张是在雨天里拍的，陌生人在这有花有树的照片上看不到柔毛一样的雨丝，可是我明明记得当时的情景。

和光旅馆小客厅外面的廊子在我的眼里显得格外亲切。廊下绿草如茵的庭院里有过我不少的脚迹。我多么喜欢我们在鎌仓度过的四个清晨，我趿着木屐，踏着草叶上的露珠，走下弯曲的石级路，一直走到那所小小的茶屋，有时在一棵发香的矮树前停留一会儿，或者坐在干净、清凉的大石上享受暖和的阳光。我们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庭院中接待过许多朋友;敞亮的饭厅里常常充满了愉快的笑声和融洽的谈话;我们坐在小客厅那张中间可以生火的小方桌的四周，和朋友们进行过多少次恳切的交谈(在那些时候我们作了整个旅馆的临时主人)。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窗一柱、一桌一椅都是那种比酒更浓、比花更美的友情的忠实见证。

我们在鎌仓也曾遇到雨天。雨时大时小，从早下到晚。可是雨并不能妨碍友情。有多少人打着雨伞来访问我们，我们也冒着雨走过不通汽车的泥泞小路，到朋友家作客。年轻的小说家有吉佐和子就是在这个雨天来访问我们的。她在我们的小客厅里整整坐了五个钟头，我只参加了最后两个小时的谈话。照片大概是在午饭后回到小客厅之前在廊上拍的。有吉佐和子姑娘靠着一根廊柱，前刘海下面健康的椭圆脸上还带着她常见的微笑。在东京我们不止一次、两次见到她的笑容。可是坐在鎌仓和光旅馆客厅里小方桌旁的沙发上，她却微微埋着头、严肃地谈她自己的事情。美国人邀请她去“留学”，她住了一年，深深地懂得了种族歧视的意义，回到日本，马上学习中文，下决心要到中国访问，认识新中国。她的一个长篇就要在日报上连载了(可能不止一个)。据说她还在计划写一部关于原子弹的小说。我知道她写过短篇替广岛的受难者叫冤诉苦，在谈话中便提到广岛的惨剧。我一句话唤起了她许多痛苦的回忆。她的头一句答语就是：“去年在广岛还有一百几十个原子病人死亡。”

去年!这是原子弹爆炸以后十五年了。在小客厅里宾主五人中，除了正在讲话的客人外，只有冰心大姐到过广岛。她在广岛看见一所极其漂亮的大建筑物，说是美国人办的原子病研究所，可是从未听说哪一个病人在那里得过一点点帮助。

“是啊，美国人在广岛修了许多漂亮房子，想掩盖那个罪恶，可是广岛人不会忘记它。他们设立这种原子病研究所，不是来治病救人，只是为了研究病人的痛苦，拿病人来做实验，看原子弹的破坏力究竟有多大!”有吉佐和子姑娘依旧声音平平地、细细地讲下去，有时微微抬起头，左手始终放在右手上面，就像我现在在照片上看见的那样。微笑早已消失了，但是她好像把痛苦和愤怒全埋在心里，不让自己露一点激动的表情。不管这些，她的话通过翻译的口却成为愤怒的控诉了。翻译同志早搬来一把椅子，放在小方桌的一个角上，他坐在那里，常常提高声音，挥动拿铅笔的右手来表示他的感情。

“在广岛流传着种种的故事。据说，饮茶可以治疗原子病，又说喝酒才能使原子病断根，所以有些人家连大带小拚命地饮茶喝酒。可是会有什么结果呢?我的一个短篇是这样开头的：有人到广岛去探亲访友，看见主人发狂似地拚命叫孩子喝酒饮茶，觉得奇怪，主人便讲起原子病的情况来。”

声音仍然是平平的、细细的。然而脸色有了改变了，两道弯弯的细眉微微聚起来，看得出一种极力忍住的忧郁的表情。她默默地望着自己胸前叠在一起的两只手，等翻译同志闭上嘴摊开笔记本的时候，便把身子略略俯向前面，又说下去：

“我认识一位广岛姑娘，她生得非常漂亮。原子弹投下来的时候，她才七岁，今年二十三岁了。可是她不能不成天躺在床上。她站起来，走几步路，就会摔倒。稍微用一用思想，也会马上昏过去。她对我说，尽管她活得多么痛苦，可是她要活下去……”

虽然还是平平的、细细的声音，但已经变成哀诉的调子了。廊子外面庭院中雨下大了，穿过那几扇玻璃门，我望见连绵不断的雨丝雨线。单调的雨声跟她的忧郁的故事连在一起，折磨着我的心。我不由自主地咬紧了下嘴唇。然而她又往下讲了：

“我还认识一对年轻夫妻。妻子也是个原子病人，结婚以后夫妇感情很好，却非常害怕生孩子，因为据说原子病人专生畸形的怪物。后来妻子终于怀了孕。这个事实使她痛苦。她的丈夫拉着她的手，一方面安慰她，一方面又压不住自己的激动，他含着眼泪说：‘你不要怕。你生罢，不管你生下来的是三只手或者一只脚，甚至没有鼻子没有嘴，我都一样地心疼它。我一定要让它活下去。我要带着它走遍全世界，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原子弹的罪恶。’……”

雨一直下个不停，洗净了的绿叶带着水微微打颤。有吉佐和子姑娘的声音也开始颤抖了。这样的故事使她不能不动感情。在她的叙述里我仿佛听到那个未来的不幸的父亲颤抖的声音。多么强烈的爱憎!对于原子弹的罪恶，难道还有比这个更有力的控诉么?翻译同志激动得厉害，他替那个绝望的丈夫和未来的父亲讲话的时候，他站起来，动着两只手用力比划，好像要把那些话一字不漏地印在我们几个人的心上。

我感谢有吉佐和子姑娘，也感谢和我一块儿从中国来的翻译同志。这两个小时里面讲过的许多话使我知道了一些我应当知道的事。但是那些语言好像并不曾落到我们脚下的地毯上而消失，也没有让微风带到庭院中给雨打散。它们全挤在小小的客厅里，挤得满满的。连翻译同志年轻有力的声音也不能冲散它们。我越来越感到压迫，似乎它们一下子全压到我的心上来了。我闷得快要透不过气来。我不但把下嘴唇咬得更紧，我还把右手紧紧地捏成一个拳头。我真想站起来，跑出客厅，冲到雨里，奔到街上，高高举起拳头，高声大叫：“制止原子弹的罪恶!让人们好好地活下去!”

不用说，我仍然坐在沙发上。一面望着廊外下不完的雨，一面静静地倾听有吉佐和子姑娘的谈话，一直到雨由大变小，空中又出现柔毛似的雨丝，一直到客人站起来很有礼貌地向我们告辞，我才离开了沙发。送走了客人，我也出去访友。可是一路上我仿佛听见这样的叫声：“制止原子弹的罪恶!让人们好好地活下去!”不仅有我自己的声音，还有许多、许多人的声音。的确，许多、许多的人已经高高地举起拳头大声叫过了。还会有更多、更多的人站出来“制止原子弹的罪恶”。这样的罪恶一定会给人制止!我们跟有吉佐和子姑娘握手告别的时候，我在她年轻的脸上也看出来这样一个信心。

以后我就不曾见到这位年轻的小说家了。再过一个多星期，我们离开了日本，每个人带回来不少的照片，还有比什么都珍贵的友情……。

一张雨天的照片使我想起了许多事情。其实这些事我一直不曾忘记。前两天我还对人讲过我在鎌仓小客厅里听来的故事。今后我得向更多的人讲到它们。

我差一点忘记了我在别处听到的一件事：有人在广岛市原子弹爆炸的中心看见一个纪念碑，说是广岛市市民建立的，碑文只有这么一句：“我们决不再犯这种错误。”他认为应当把立碑人的署名改为“杜鲁门”。我这是道听途说，不知广岛市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个纪念碑。倘使真有的话，的确应当把碑文改写了。受了损害的人民究竟有什么值得刻在碑上的“错误”呢?要是真的让广岛人民来改写碑文，他们一定会大书特书：“不准再犯这样的罪”或者“制止这种罪恶”。

有吉佐和子姑娘会赞成我这个意见罢。那么下次见面的时候，她就会告诉我关于碑文的事情。我相信我一定能再见到她，不仅是在她所很想了解的新中国一次、两次地见到她，而且在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制造原子弹罪恶的正义斗争中不断地见到她。不用说，她那部暴露原子弹罪恶的长篇小说早已完成，而且起了很大的作用了……

我的烦躁完全消除了。尽管廊上的雨还是那样吵个不停，不让我打开窗放进一丝凉意，可是我满心愉快地想到了久雨初晴后美丽的蓝空。难道真有永远下不完的雨么?就让你再猖狂地下一个整夜、两个整夜罢。我一定会迎接到我所期待的晴空万里的早晨。

我郑重地将照片放回到抽屉里，然后打开了折扇，拿着它从容地扇起来。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在杭州

巴金《从鎌仓带回的照片》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