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前后，正是我的童年。人们对于童年的经历，印象往往是最深刻的。虽然三十多年了，往事如烟，但在记忆里，却越来越清楚。这和夏夜仰望星空一样，开头只看到深蓝的天空中有些闪烁的星光，仔细地看下去，星星越来越多，逐渐地也明亮了起来。再看下去，就可以分出哪是织女星，哪是大熊星、北斗星……感到天空距我们越来越近，星星仿佛伸手可摘。

真如迅雷疾电一样，这是震彻整个宇宙的年代!又像澎湃的春潮，谁要阻碍了它的去路，就同沙石一样被冲卷而去!有谁能够经历过这么大的动荡而不留下终身难忘的烙印呢?因此童年的生活，就如羊脂白玉上刻着金字一样，在记忆里永远是那么明净。而且由于年岁日长，懂得的事情比过去逐渐多了，有些在小时候搞不清楚的事情，现在倒明白了。所以这一段生活，不因年华的消逝而湮没，相反地却愈来愈深刻了。

这时我生活在江西南部崇山峻岭中的小县城里。一九二七年底，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建立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之后，这里不久也就成为了土地革命时代革命根据地。我曾亲眼看到我们经常在一起的小学的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们，在大革命的风暴中，忽然间成为把旧势力打得落花流水，创造新世界的巨人了!当时幼稚的心灵里，搞不清楚这些道理。只觉得这些人好，说的话中听，做的事了不起，所以愿意跟在这个行列里呐喊。真像闪电一样，没有多久，大革命失败了。我又亲眼看到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被豪绅地主逮捕，游街，受尽折磨，甚至流血!我为革命的失败感到难过，我为他们的被捕流血伤心流泪。这以后就没有再进小学，甚至于连校门也不愿再走进去。不久随着全家回到江西北部长江边的故乡。年纪大了一些，懂得了一些道理，就离开了故乡。在这三十多年的岁月中，一直怀念他们，打听他们。有的，偶然听到说已经牺牲了;有的，一直不知下落。时间愈久，相忆愈殷。去年回到阔别了二十多年的故乡，从革命烈士传记中，忽然找到了这三十多年来朝夕忆念、四处探询的一些师友们的名字。幼年生息过的旧宅，也于抗日战争中给日本帝国主义拆毁了，现在是片空场，附近一家泥炉作坊就在那儿晒炉子。

我站在这个空场上，看着两边新建起的一幢幢工厂和大楼，思想像疾电一样，童年时代的往事，一件件都注到心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慷慨捐躯的师友们的音容笑貌，一个个都在眼前浮现了出来。忽然间，想起了三十多年前在这里发生的一件往事：

那是一九二九年的夏天。蒋介石正在对江西苏区进行疯狂的“围剿”，对白区群众进行残酷的屠杀。故乡住满了反动派的军队，全城充满了白色恐怖。家家户户，不等天黑就把大门关上。在一个十分酷热的傍晚，我和妹妹们，正躺在竹床上乘凉，讲讲故事，看看星星，忽然听见敲门的声音。我立刻爬起来拖了一双鞋子去开门。看见敲门的是一个剃着光头、面容憔悴的陌生人，穿了一件油污尘染的官纱长褂。他没有等我把门完全打开，也没有等我问他，一言不发的就闪了进来，反手把门关上。我看到他这个样子，不由的吃了一惊。正想拦着他的时候，他却用手摸着我的头笑嘻嘻地轻轻地说：“怎么，不认识我了。长高了吆!爸爸在家吗?”

一听见他的声音，看到他的笑容，在我眼前闪现出了一个戴着眼镜，留着长头发，健壮倔强的形象，不禁的叫了起来：“薛老师……”

薛老师没有等我说下去，拉了我一把，轻轻地说：“小声点，爸爸在吗?”

“在的。”我把薛老师引到书房里。正要去找父亲的时候，父亲听见我和人家说话的声音，赶了出来。父亲一看到薛老师，立刻一怔。他拉着薛老师的两只手十分关切地说道：“你真大胆啊!怎么敢到这里来。”“阎王那里都去过好几趟了，他都不敢收留我，这儿怕什么?”薛老师带笑地这么一说，冲淡了刚刚父亲看到他时的那种紧张情绪。“宽衣吧，天热得很。”父亲随手递了一把扇子给薛老师。薛老师指着胸脯说：“里面是光的。”原来长衫里面没有小褂。这在过去，是很不体面的。

父亲正想说什么，看到我在旁边，说话不便。他一面让坐，一面叫我到门口去看望看望。

我又回到凉床上，但是无心和妹妹们玩了，心里为薛老师的突然来到感到很不平静。薛老师原来是我的小学老师。一九二六年的时候，他们在孔庙旁边的考棚里，搞了一个半公开的学会，经常看些《向导》和《马克思主义浅说》这一类的书刊。我也常常到他们那里去玩。大革命时，他是县党部宣传部长。他很会鼓动，每次讲演，都能将群众的情绪激动得很高。国民党清党后，被捕了。那正是一个严寒的早晨，我还记得那是三月七号。地主恶霸们将薛老师反绑着两手牵着游街。他穿着单褂裤，打着赤脚，在冻裂了的土地上一步步地走着。霜棱将他的脚板划出一道道血口，走一步，一个血印。一个恶霸走过来对他身上浇了一桶冷水。薛老师寒噤都没有打一个，继续向前走过去。没有过多久，听说有一个晚上，武装的农民们潜入了县城，偷偷的越进了监狱，将薛老师和一些共产党员救走了。这以后，很久没有听到薛老师的消息。前不久才从父亲那里偶然听到说薛老师在苏区，担任全国苏维埃总工会的总书记。但是现在他怎么却来到这警戒森严的地方来了。而且看他的样子十分困顿。一想到这里，心里就很不放心。叮嘱妹妹看好大门，我就溜到里面去。看到父亲来回的在房中走着。薛老师还是坐在那里不动。

“我能不能在你家住一晚?”薛老师问。

“不行，我家人杂，住下来很危险的。”父亲在薛老师对面的一张藤椅坐下。“我看比较安全的办法是你立刻离开这里，搭今晚的下水船到上海。”我们家里亲戚朋友的确很多，对于这样一位陌生的来客无法隐藏;住下来，对薛老师不利。

“但是我一个钱也没有了!”薛老师沉吟了一会，拍拍自己的口袋。

“这个放心，我尽力量来帮助你。”父亲说着就从口袋中掏出了一个黑色皮夹子，把所有的钞票拿了出来数了一数，通通交给了薛老师。又匆匆忙忙的对薛老师说：“请等一等。”说着父亲就由书房走过堂屋到对面母亲房里。母亲正在将晒干的衣服一件件折着。

“你把小柜子的钥匙给我。”母亲有一个小木柜，是专门放家里的日用钱的，多半是一些银角子和铜元，也有少数的银元。母亲从口袋把钥匙拿出来交给父亲，弄不清是怎样一回事，随口就问：“你要钥匙做什么?”

“你莫问。”父亲拿过钥匙就把小柜子打开，用一块大手巾摊在床上，将里面的银元、角子、铜元通通倒了出来。我在旁边帮着父亲把手帕打好结，父亲顺手又将母亲刚刚折好的、准备他洗澡时换的一套短衫裤拿走。母亲本来想问他的，一看到对面书房里有外客，所以她不响了。

父亲走近书房门口，薛老师就站起了身。

“这里还有一点。”父亲把那一包钱交给薛老师。

“不用了，刚刚那些，已经足够了。”薛老师坚决地不肯接。

“你还是拿着。钱是人的胆，多一点，总方便一些。”父亲不等薛老师答复就往他手里一塞，弄得薛老师不能不拿着。“喏，这里还有一套旧衣服，带去穿上吧。你的样子太不成话了。”

薛老师拿着钱和衣服，看得出他心里是十分激动的。但是他没有说什么。的确，对于这样深厚质朴的关切，能有什么话好说呢。他们沉默了好一会儿。薛老师看了一下桌上的座钟，他的喉咙里似乎塞了什么东西一样，很费力的，但是声音很低的说：“下水快要到了吧。”

“还早呢。”父亲故意的装作不在乎的样子，说着又回过头来对我说：“你陪薛老师到外面找一家小馆子吃顿饭。还要去买一张到上海的统舱票。”

一听到父亲的吩咐，我就立刻走到自己房里，穿好衣服和鞋袜。父亲把薛老师送到门口，他们互相道着保重，我赶着出来拉着薛老师的手走出了大门。

一路上我问了很多人的情况，薛老师告诉我帅开甲老师，在南昌牺牲了。牺牲的时候，十分壮烈。就义前反动的法官问他有什么遗言，他向他们要了一张纸和一枝铅笔，写了四句诗。可惜前面两句薛老师不记得了，后面两句是“记取章江门外血，他年化作杜鹃红。”诗真写得好，充分的表现了烈士的革命坚决性。薛老师还告诉了我很多其他老师和朋友们在苏区的工作情况。他要我好好的读书，长大了找“革命”去。

说说走走，到了一家小饭馆。我要进去，薛老师把我拖住了。他说：“你看里面，都是丘八。”我一看里面给反动派的士兵挤得满满的，于是我们就没有进去。一连走了两三家，几乎都是这种情况。我心里有些急，因为下水船快到了。那时船在码头上没有一定停靠的时间，货多就停得久点，货少很快就开走了。正在这样担心的时候，我们走过一家大馆子，一看里面没有什么客人，我把薛老师带到顶里面，在面对着湖的地方有些空座，薛老师认为满意，坐了下来。就交给我钱去买船票。

我匆匆忙忙赶到江边，一条英国怡和公司的下水轮船正好在靠码头。很多人在挤着买票。好在我人小，就从人堆里一钻，给我钻到了窗口，很快的买到一张统舱票，又三步当两步的赶回饭馆。薛老师正好吃完饭。

“怎么样?买到了吧?”薛老师可能是看到我那副高兴的样子，就这样地问。

“买到了。船已经靠了码头，快去吧。”我心里怕赶不上船，有些急。

薛老师站了起来，付了饭钱。他轻轻地问我：“什么船?”

我说：“怡和公司的，船名没记清楚。”

“那就好。要是招商局的船，说不定上去还有麻烦呢。”我听了这话感到奇怪，薛老师边走边向我解释：“因为招商局，完全是反动派所控制，船上特务们可以任意横行;外商轮船，由于外国商人要做生意，不许国民党的特务在上面公开捣乱，因此就比较安全些。”

到了码头边，一批荷枪的军警，在那里凶神恶煞的检查上船下船人的行李护照。我一看到这情况，心里不禁的紧张了起来。薛老师脚步放慢了几步，把船票往我手里一塞，他向我挤了一下眼睛，轻轻地说：“不要慌，你不要说话，由我来应付。”他就拉着我向闸门口昂然的走去。

一个士兵，用枪一横，拦着薛老师：“护照!”

薛老师不慌不忙的说：“我是送人的。”

“送什么人?”

薛老师指着我说：“我的侄子，要到上海去考中学。喏，就是他。”

我当时不知哪儿来的聪明，立刻接着说：“叔叔，快点呀，船就要开了。”说着就一把拉着薛老师的手往闸门内一挤。那个士兵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我们就过去了。由于后面的人又挤了上来，那个士兵又去吆喝着别人，他就顾不上我们了。

我们到趸船边的时候，轮船正在解缆，大跳板已经抽去了，薛老师从船尾边跳了上去。我还想和薛老师招呼一下，但薛老师很快的就消失在挤挤挨挨的人群中了。

从此我就没有再看到薛老师。

岁月悠悠，这已经三十多年了。但是它却还历历如在眼前。现在我才知道，薛老师这次是由江西苏区到上海去开会的。一九三○年回到苏区后，在战争中牺牲了。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无论在东南革命根据地，或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总要想尽法子打听他们的消息，但是，始终没有遇见到一个和他们相识或了解他们情况的人。全国解放后，我曾经怀着这样的幻想：希望在北京或在其它地方开会的时候，能够忽然的碰到他们。并且还具体设想了我们相见时一些欢乐的情况。但是十多年过去了，这种想像中的幸福，并没有实现。

当我在县委编的革命烈士传中，看到他们的名字的时候，我是痛苦的。但是我又引以为慰藉。因为他们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为我们树立了英雄的榜样。历史将是他们的永远的丰碑。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八日于北京

杜宣《长相忆》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