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8月18日，我的夫人去看望巴尔扎克夫人，她回来后对我说，巴尔扎克先生快死了。我急忙赶去看他。

巴尔扎克先生一年半以来一直患心脏肥大症。二月革命^①之后，他去了俄国，在那里结了婚。在他去俄国之前，我在大街上遇见他，他哼哼着，喘着粗气。1850年5月，他回到法国。结婚后他有钱了，但身体异常虚弱。回到法国时，他的双腿已经浮肿，四位医生看了他的病，其中的路易医生7月6日对我说：“他最多再活6个星期。他患的是和弗雷德里克·苏利埃^②一样的病。”

8月18日，我的叔叔路易·雨果将军在我家吃晚饭。我匆匆吃罢，离开叔叔，乘出租马车赶往巴尔扎克先生住的博戎区福蒂内大街14号。这是博戎先生府邸中侥幸未被拆毁的几幢房子，房子不高，巴尔扎克把它买了下来，经过豪华的装修，使它成为一座迷人的私宅，宅子的可以走马车的大门开向福蒂内大街，宅子没有花园，铺着石板的狭长的庭院点缀着几个花坛。

我按了门铃。月光被云彩遮住，街上静悄悄的。没有人来开门，我又按了一次铃。门开了，一名女仆人手持蜡烛出现在我面前。

“先生有事吗?”女仆问，她正在哭泣。

我通报姓名后被领进一楼的客厅。客厅壁炉对面的一个托架上，放着大卫^③雕刻的巴尔扎克硕大的半身像。客厅中央，一张华贵的椭圆形桌子上点着一支蜡烛，摆着6个精美的金色小雕像。

这时，另一个女仆哭着走过来对我说：

“他快死了。夫人已经回去了。医生们从昨天起就不管他了。他左腿上的伤口已经坏死，医生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说先生的水肿像猪肉皮似的，已经浸润，这是他们的说法。他们还说先生腿上的皮和肉像猪膘，已经不可能再做穿刺术。事情是这样的： 上个月先生上床睡觉时碰在一个饰有人像的家具上，左腿上磕了一个口子，他身上的脓水都流了出来。医生们看后都惊叫起来，并开始给他做穿刺手术。他们说： 咱们顺其自然吧。但先生腿上又出现了脓肿，是卢克斯先生给他做的手术。昨天，医生把器械取走了。先生的伤口没有化脓，但颜色发红，干巴巴的，发烫。医生们说先生没有救了，都不再来看他。我们去找过四五个医生，但没有用，医生们都说他们已经无能为力。昨天晚上，先生的情况很糟，今天上午9点，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夫人派人请来了神父，神父给先生施了临终涂油礼。先生示意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小时之后，他握住了他妹妹絮维尔夫人的手。从11点起，他不断地喘着粗气，两眼再也看不见东西。他不会活过今天晚上的。先生，如果您愿意，我去请絮维尔先生，他还没有睡。”

女仆离开了，我等了一会儿。烛光暗淡，微弱的光线照着客厅富丽堂皇的陈设，照着墙上挂的波比斯^④和霍勒拜因^⑤的几幅杰作。在昏暗的烛光中，那尊大理石半身雕像显得模模糊糊，恰似这个垂死之人的幽灵。房子里充满死尸散发的气味。

絮维尔先生走进客厅，他说的和女仆说的完全一样。我要求看看巴尔扎克先生。

我们穿过一条走廊，登上一个铺着红地毯的楼梯，楼梯两旁堆满花瓶、雕像、画、上了釉的餐具橱等艺术品。在穿过另一条走廊后，我看见一扇门敞开着，听见一个人喘着粗气，给人以不祥的感觉。

我走进了巴尔扎克的房间。

房间中央放着一张床，床是桃花心木做的，床头和床脚的横档及皮带构成一种悬挂器械，用以帮助病人活动。巴尔扎克先生躺在床上，头靠着一大堆枕头，枕头上还加上了从房间的长沙发上取下的红锦缎坐垫。他的脸斜向右侧，脸色青紫，胡子没有剃，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两眼睁着，目光呆滞。我从侧面看着他，觉得他很像皇帝。

一个老妇人和一名男仆分别站在床的两侧。床头柜上和门旁的小衣柜上各点着一支蜡烛，床头柜上还摆着一只银瓶。

男仆和老妇人面带恐惧，屏声静息地听着临终之人喘着粗气。

床头柜上的蜡烛把壁炉旁挂着的一幅画照得通亮，画上的年轻人红润的脸庞上泛着微笑。

床上散发出一股令人无法忍受的气味。我撩起被子，握住了巴尔扎克的手。他的手上全是汗，我紧紧地握着，他却毫无反应。

一个月以前，我曾来到这个房间里看他。当时他很高兴，充满了希望。他笑指着身上浮肿的地方，相信自己的病会痊愈。

我们谈了很多，还争论了政治问题。他是正统派，他责怪我“蛊惑人心”。他对我说：“你怎么能那么泰然自若地放弃法兰西贵族院议员的头衔呢?除了国王的称号之外，那可是最尊贵的头衔了!”

他还对我说：“我买下了博戎先生的房子，房子不带花园，但有一个廊台，廊台楼梯上的门对着小教堂，我用钥匙开了门就可以去望弥撒。花园对我无所谓，我更看重这个廊台。”

那天我离开他时，他一直把我送到廊台的楼梯上。他走路很吃力，指给我看那扇门，还大声对他夫人说：“别忘了让雨果好好看看我藏的那些画。”

老妇人对我说：“他活不到天亮了。”

我走下楼梯，满脑子都是他那张没有血色的面孔。穿过客厅时，我又看见了那尊静止不动的、表情沉着高傲的、隐隐约约焕发着容光的半身雕像，我想到了对比鲜明的死亡和不朽。

我回到家里。这是个星期天，好几个人正在家里等我，其中有土耳其代办勒扎-贝、西班牙诗人纳瓦雷特和被流放的意大利伯爵阿里瓦贝纳。我对他们说：“先生们，欧洲马上要失去一位伟人。”

他在夜里去世了，终年51岁。

他于星期三被安葬。

他先是被安放在博戎教堂，他是从廊台楼梯的那扇门被抬出去的。对他来说，那门的钥匙比从前的包税人所有的漂亮的花园更珍贵。

他去世的当天，吉罗^⑥给他画了像。人们还想做他的面模，但没有成功，因为尸体腐烂得很快。他死后的第二天上午，到他家来的模塑工人发现他的鼻子塌陷，脸已经变形。人们把他放进一个包铅的橡木棺材里。

葬礼在圣-菲利浦-迪-鲁尔教堂举行。我站在他的棺材旁，回想起我的第二个女儿出生后行洗礼时也是在这个教堂，从那时起我再没有来过。在我的记忆之中，死亡和新生联系在一起。

内政部长巴罗士参加了葬礼。在教堂里的灵柩台前，他坐在我身旁，不时地和我交谈几句。

“他是个杰出人物。”他对我说。

“他是天才。”我对他说。

送葬的队伍穿过巴黎的街道，向拉雪兹神甫公墓行进。我们从教堂出发和抵达墓地时，天上都掉下几滴雨点。这是天公好像也在洒泪的一天。

我走在灵柩的右前方，握着枢底的一根银流苏，亚历山大·仲马^⑦走在灵柩的左前方。

墓穴在山丘上，我们到达那里时，已经是人山人海。道路崎岖狭窄，上坡时，拉柩车的几匹马未能拉住车子，柩车往下滑，我被夹在车轮和一个墓穴中间，险些被轧死。站在墓上的人群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拉了过去。

从教堂到墓地，我们徒步走完了全程。

棺材被放到墓穴里，与夏尔·诺迪埃^⑧和卡齐米尔·德拉维涅^⑨的墓穴为邻。神父做了最后的祈祷，我讲了几句话。

在我讲话时，太阳正在西下，远处的巴黎笼罩在落日辉煌的雾霭之中。几乎在我的脚下，墓穴里的土越堆越多，而我的讲话不断被落在棺材上的土块发出的沉闷声响打断。

(张有浩　译)

注释：

① 二月革命： 指巴黎人民旨在推翻君主制的1848年二月革命。

② 弗雷德里克·苏利埃(1800—1847)： 法国作家。

③ 大卫： 皮埃-让·大卫(1788—1856)，法国雕刻家。

④ 波比斯： 16世纪佛来米画家。

⑤ 霍勒拜因： 16世纪德国画家。

⑥ 吉罗： 塞巴斯蒂安·夏尔·吉罗(1819—1892)，法国画家。

⑦ 亚历山大·仲马(1802—1870)： 法国著名作家，俗称大仲马。

⑧ 夏尔·诺迪埃(1780—1844)： 法国作家。

⑨ 卡齐米尔·德拉维涅(1793—1843)： 法国诗人。

【赏析】

19世纪法国著名现实主义文学作家巴尔扎克，1850年卒于51岁之盛年。作为他的好友，法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家雨果，在巴尔扎克的葬礼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巴尔扎克葬词》。在这篇挽词中，雨果这样评价巴尔扎克：“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名列前茅者;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佼佼者之一……生前凡是天才的人，死后就不可能不化作英灵。”

雨果和巴尔扎克不仅同是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相当好的朋友，他们之间关系的密切正如今日人们在阅读《巴尔扎克葬词》的同时，也不会忘记这篇雨果其后写就的《巴尔扎克之死》。相较于葬词笔力之慷慨雄浑，《巴尔扎克之死》的文风显得沉郁含蓄，大部分是白描巴尔扎克去世之前他本人以及周围人的言行举止。最后一次探望巴尔扎克，诗人内心已有不祥预感，葬礼结束，眼见巴黎笼罩在落日余晖之下，读者仿佛亲眼目睹了这位伟人临终的日子，巨星陨落的悲哀油然升起。字里行间，伟大诗人的真情，深深打动读者。

在这篇文章中，雨果详细地叙述了巴尔扎克的病情： 他的病史，直至病危时的情况。雨果提到了伤口的坏死、脓肿，也描绘了病人临终前的面容： 脸色青紫，胡子没有剃，两眼睁着，目光呆滞，喘着粗气。伟大的小说家临终时和任何普通人一样，要把这一切写出而不担心它们损害伟大者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需要一种勇气，也需要深挚的感情。雨果二者兼备。即使在这样压抑的气氛中，雨果仍然能够“从侧面看着他，觉得他很像皇帝”。在非常情况下保持清醒而不至于被哀伤压倒，仍然保有心智的平衡和敏锐的感受力，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在葬词中，雨果这样说：“上天在让人民面对崇高的奥秘，并对死亡加以思考的时候，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死亡是伟大的平等，也是伟大的自由。”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雨果没有回避任何细节，严格而忠实地描绘了巴尔扎克临终形象的原因。相对于死亡所带来的平等和自由，尘世间肉体的朽坏微不足道。

巴尔扎克似乎不知道女仆和医生的绝望，也忽略了朋友内心的哀痛，病势虽然沉重，但他的精神还是很好，似乎对即将到来的死亡并无任何感知——如果他没有想到自己将再也不能继续他视之如命的文学创作，也并非不可理解，因为51岁的年纪，实在不该离死亡如此之近。但正如后世读者熟知的那样，巴尔扎克激烈的写作方式——大量饮用咖啡和长时间的持续工作，逐年消耗着他的生命力，他的身体无法像他的思想一样走得那么远。弥留之际的巴尔扎克，还在和雨果谈论买的房子，要求雨果去看他的藏画。愿望与命运之间的落差由于本人的无知无觉而更令人难以承受。雨果始终没有正面描述自己的感情，而读者早已被其中的沉重压得无法喘息。

从雨果匆匆忙忙赶在最后一天去看望巴尔扎克，直到落在棺材上的土块发出的响声不断敲打在人们的心上，这是一篇伟人临终的画像。巴尔扎克的死亡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即使悲哀，也必须面对。雨果仿佛借这篇文章，再次向世人说：“各位先生，面对着这样一种损失，不管我们怎样悲痛，就忍受一下这样的重大打击吧。打击再伤心，再严重，也先接受下来再说吧……当一个崇高的英灵庄严地走进另一世界的时候，当一个人张开他的有目共睹的天才的翅膀，久久飞翔在群众的上空，忽而展开另外的看不见的翅膀，消失在未知之乡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只能充满严肃和诚挚。”

(阚牧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