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现实和文学这两个术语，不管在拉丁美洲还是世界其他任何一个文化地区，乍一看可能觉得徒劳无益。文学总是现实的一种表现，不管它多么富于想象： 每部作品都是用某种语言写成的，仅仅这一事实一开始便自动地把它置于一种具体结构之中，同时又把它同其他文化区域区分开来，无论是主题还是作者的思想和感情都进一步促进了写成的作品和周围的现实之间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关系的形成。但是作为文学作品的读者——我所指的当然是虚构的和杜撰的文学，如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我们对待作品就常常像赞美或嗅一朵摘下来的花，并不十分关心原来的花株。甚至，如果我们关心作者的传记，对作品的主题感兴趣——认为是某种生存环境的反映——，注意力就会主要放在作品所讲内容的情趣和叙述的风格上，即放在作品所固有的特点上。

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为一般说来，读者打开一本书，目的是读它的内容，而不是试图猜测在作者写作前或写作时围绕作品所发生的事情。但对另一类读者来说，问题并不在此。他们不但要了解作品的内容，而且要从作品出发或通过阅读提出他们关心的问题。这类读者在我们拉美国家愈来愈常见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通讯报道工具不断开阔我们的视野，把我们置身在一个更复杂、更多样、与我们目前的文化能力更相称的结构中。打开报纸或电视，就意味着进入向四面八方伸展的区域，一个接一个把目前的各个不同的地区照亮，使每个貌似孤立的事件看上去就像发生在一个无比丰富和多样的结构内。这一点在世界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和技术领域等方面特别明显。为什么文学一定要逃避这种往往是悲哀的需要(既然不可能完全满足它)呢?为什么文学必须既包括事件又要包括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今天我收到的一本书，是六年前在危地马拉或秘鲁出版的。很明显，我读它时可以不关心使它产生的环境或条件;但同样明显的是，这样的读者越来越多： 对他们来说，尽管一部文学作品是一种道地的艺术创作，但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促使它成为本身而不是别的东西的力量、激情和情节的表现。这类读者既像任何别的读者一样为一部长篇小说或一个短篇小说的美丽、紧张或有趣感到愉快，又会怀着疑问的态度对待文学作品： 对他们来说，我们写的作品永远是文学，但是此外它们也是历史的独特反映，它们就像一种植物的花朵，这种植物不能不为人所知，因为它叫大地，是民族、人民、存在和命运的根由。

同样，近几十年间，无论对拉丁美洲的大多数作家还是对拉丁美洲的大多数读者来说，文学观念都发生了具有不同特点的变化。首先，在这几十年间，涌现出一种坚决地寻求我们真正的根基和我们在一切领域即从经济到政治和文化方面真正的一致性的文学。如果说虚构依然是虚构，如果说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仍在向我们展示符合这类作品的、或多或少是想象的世界的话，那么更为明显的是，在本世纪后半叶，拉丁美洲作家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成熟期。这在以前仅仅是个个别现象。他们中的佼佼者非但不模仿外国的榜样，不依靠输入的美学或“主义”，而且逐渐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周围的现实才是他们的现实，这种现实大部分尚没有通过语言和写作、诗和杜撰作品的创作途径得到完全的调查和考察。他们不与世隔绝，而是向世界文化开放，开始观察周围的一切而不限于国外。他们既惊奇又恐惧地发现，我们的许多东西还不属于我们，因为它们尚没有通过书面文字得到真正的揭示、再现或解释。在这方面，最令人钦佩的例子之一也许就是巴勃罗·聂鲁达的诗歌。经过一个和同时代的其他许多诗人一样的开始阶段后，他着手对周围的地理环境、大海、石头、树木、声音、云和风进行缓慢、执著、着迷地考察。由此，他像研究景物及其生物的自然科学家一样循序渐进，他的诗的视野进入了人群，进入了对所谓文雅的诗一无所知的人民，进入了从西班牙征服美洲以前开始的历史。这就是他从《大地上的居所》到《诗歌总集》走过的奇特道路提供的一切。

和诗歌在一种直到那时几乎总是被对外国的东西或一成不变的概念的怀恋所取代的现实中取得这种进步的同时，长篇小说家和短篇小说家也走完了相似的道路。可以说，本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最优秀的作品总数就像拉丁美洲现实的一张长长的清单，它包括从历史冲突、地理政治冲突到社会发展过程，人们的风俗习惯和思想的变化，以及对我们各国人民意识到或未意识到的重大问题的正确答案的寻求。这些问题就是：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谁，我们走向何方?

我一直认为，文学不是为了回答问题而诞生的，那是科学和哲学的宗旨承担的任务，而是为了提出问题、引起不安、为真实的新的前景敞开智力和感觉。但是这类问题都往往不只是一个问题，此外它还表明了一种缺乏，一种希望填补精神上或心理上的空白的心愿。有许多次，找到答案这件事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善于深入地感受问题，能够热切地沿着试图在我们中间开辟的道路前进。从这个角度看，当前拉丁美洲文学是我们的记忆中最最喜欢提出问题的文学。

没有假期的文学

读一部拉丁美洲作品，几乎总是进入一个内心有所渴求、可以期望、有时面对那么多清楚说明的或不言而喻的疑问而感到失望的领域。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显而易见。我们常常恨不能转到书页的另一边去，清楚地看看作者想对我们说的或展示的东西。不管怎样，当我读加西亚·马尔克斯、阿斯图里亚斯、巴尔加斯·略萨、莱萨马·利马、富恩特斯、罗亚·巴斯托斯的作品时，我个人的反应就是这样。很显然，我只能举这些我们都能理解的大作家的例子。但是阅读较年轻和还不太出名的作家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或诗歌，我的反应也是这样。所幸的是，在我们拉美国家，比较年轻的作家非常之多。

如果远离拉丁美洲的读者都越来越强烈地渴望把我们的文学看作从许多不同的方面了解我们的一种可能性，他们就会很容易想象拉丁美洲的读者——这些作品都是在他们自己家中产生的——会多么渴望提问和自问。于是就涉及到一个新的概念，我称之为对现实的新体验。它闯进了既是作家方面的也是他们的读者方面的文学领域。两者最后变成了一个在书面文字的镜子里观赏的形象，这个形象架设了一座连接两个方面的美妙而无限的桥梁。文学同现实、作品同它借以想象和完成的结构之间的这种一天比一天更深刻、一天比一天更关键的联系的产物正在这个依然是文化的甚至是游戏的领域里产生具有非凡的重要性的结果，它每次都以更大的责任感参预我们这些国家的地理政治发展的进程。换一种方式说，如果说过去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读者在其真正的每天自己给自己安排的休假，那么在今天的拉美，文学却是一种直接了解我们发生的事情、询问我们发生的事情的原因、当我们受到形势或消极因素阻拦时找到帮助我们继续前进的道路的方式。

在我们这些国家有一个很长的时期，作一个政治家大体上是一种很少吸引文学作家的特殊职务。作家宁肯把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留给那些职业家去处理，自己坚持生活在他那特别的艺术与精神世界里。但是这种分工方式在近几十年间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各国。这一点在青年一代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每当我对拉丁美洲的大学生或一般青年讲话，他们提出的关于我们称之为纯文学的问题总是那么多。他们的问题有作家的所谓承诺问题，有处在独裁统治下的国家的知识分子问题，还有他们忧虑的其他问题，其中写作活动及其作为出版物的结果几乎总是被放在一种先于它们和容纳它们的背景之中看待。我们可以既不嘲讽也不失礼地说： 为了只谈拉美文学不谈其他，今天必须创造一种非常像手术室里的那种气氛。那里的专家只望着躺在手术台上的患者。这患者就是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或诗歌。我老老实实地声明，我光顾文学批评的手术室的次数很少，走出来时我总是非常渴望在酒吧里喝一杯酒，瞧瞧公共汽车上的姑娘。我一天比一天更觉得我们走向文学是合理的、必要的——无论我们是作者还是读者——，就像走向爱情和有时走向死亡一样，知道它们是一个整体的不可拆散的一部分，一本书早在它的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写完之前和写完之后就开始和结束了。

我们拉丁美洲的现实——我们的当代文学表现这一现实的作品与日俱增——几乎总是一种处于动乱和遭受折磨的现实。除了个别美好的东西外，它仅仅意味着大量的消极因素、压迫、耻辱、不公正、残暴、使全体人民屈服于严酷无情的力量，使他们处于文盲、经济与政治的落后状态。我要谈谈大家所熟知的过程： 少数统治者长期勾结外国势力——对此，美国一清二楚，它们在我们的土地上找到理想的地盘，进行帝国主义扩张——，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残酷镇压多数人。正是在这种沾满了鲜血、充满酷刑、监狱和卑鄙的蛊惑的统治下，我们的文学进行着它的战斗，正像那些不切实际的政治家和军人在其他方面开展的斗争一样。为了一种事业(许多人认为是空想，但并不是)，他们不只一次地献出生命，正如那个不屈不挠的小国即尼加拉瓜人民以其令人敬佩的榜样说明的那样，也正如此时此刻在萨尔瓦多发生的那样。这样的斗争明天将在我们大陆的其他国家继续下去。

因此，有必要强调指出： 尽管幸运的是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文学不仅在充分自由的气氛中发展而且甚至坚决支持执政者的良好领导路线，但在另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文学却像一个人在牢房里唱歌，包围着他的只是憎恨和不信任。每当读者打开一部在那样的国家——在那里，批评思想和纯粹的想象被视为一种罪行——写作和出版的作品，阅读它就应该像收到一封传说里讲的那种抛在海里把一封信或一个希望漂到最远最远的地方去的瓶子里装的信一样。如果文学干涉现实，现实就会竭力地排斥文学，于是文学中的精华——它不是事态的同谋、法学家或受益人——就要接受挑战，通过描写揭露那种现实，它的信件最后总是到达目的地，瓶子被读者捡起来、打开。读者不但明白，而且会采取立场，把文学视为比艺术享受或休息的时刻还重要的东西。

“阿根廷模式”

谈到这儿，我认为做一次对具体事物的旅行要比继续堆积一般的概念更有价值。例如，可以简化一下本文的标题，叫做《阿根廷的现实与文学》。但不能忘记，这种特殊性，不幸的是，它容许大量在拉美各国首先是我的被通常称为南椎体的邻国即智利、乌拉圭和巴拉圭诸国同样有效的推断。从历史的真实这个角度看，我国今天呈现的形象是那么含糊，在那些为最卑劣的事业效劳的政治与情报职业家的手中常常表现得像一个反面的榜样。这样的榜样可以不只一次欺骗任何一个不能更仔细更深刻地看问题的人。

让我更简要地概括一下这一现实吧。在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安、混乱不堪的时期——目前执政的军政府对在同样混乱的庇隆时代产生的各种革命倾向进行了残酷的压制——后，进入了一个表面平静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一项通常被称为“阿根廷模式”的经济计划得到了确定和巩固。面对这一模式的引人注目的实施，不仅许多不了解情况或企图利用形势的阿根廷人，而且为数可观的国际舆论都以为阿根廷进入了一个物质生活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积极而稳定的时期。一方面，一些调查委员会如美洲国家组织调查委员会，证实了一个国家呈现的严重状况： 仅仅失踪的人数就多达一万五千;五年多以来，一切理论上的或现行的反对派在远远超过任何想象的暴力与野蛮的条件下受到了镇压。另一方面，在对反对派进行的大规模清洗活动——几十万阿根廷人流亡欧洲或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不计其数的人死亡、失踪和受到监禁——完成后，政权机器便开始实施所谓的“阿根廷模式”，并且以一次成功即举办足球世界杯赛的成功作为具有象征性和讽刺意味的开始，现在又在重工业方面和核能源领域继续实行。

在完全缺乏道义——其表现是以产生巨额利润为目的的经济投资——的情况下，美国、加拿大、苏联、西德、法国和奥地利等国提供大量贷款，输出复杂技术，用来建造河坝、核工厂、汽车制造厂，更不用说出售战争物资了。关于最基本的人权的调查情况和结论丝毫不能改变这种旨在把阿根廷变成本大陆的一个工业强国和核大国的总趋势。一个不同的、畸形的现实已经形成，它像一座迅速安装、掩盖着基础的舞台一样耸立着。这是一个由劳动阶级的屈从和贫困形成的基础，是一个蔑视一切思想和表现的自由的基础，是一个使用着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效的爱国语言和沙文主义语言的无耻和实用的基础。

根据这一切，人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阿根廷文学跟智利文学和乌拉圭文学一样，其处境也是绝望的。它是一种在流亡和被迫的沉默、疏远和死亡之间摇摆的文学。优秀的阿根廷作家侨居国外，但是有一些优秀作家根本不能出国，他们遭到绑架或被压迫势力杀死： 鲁道夫·华尔什、阿罗尔多·孔蒂、佛朗西斯科·乌龙多的名字作为对那种状况的控告而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那种状况今天试图让人们视为我国人民现在和未来的模式。然而，在那种坏得不可能想象的条件下，阿根廷的文学创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保持着很高的水平;再明显不过的是，它的作者还有它的读者都知道，如果写作和阅读总是意味着询问和分析现实，那么这同样也意味着为了从内部、从写作和阅读的人们的思想和意识上改变它而进行的斗争。这样，在国内工作的人在为使他们的意图面对检查和威胁取得成功而尽一切力量;我们这些在国门之外写作的人也在为使今天我所讲的这类问题通过公开的或地下的途径传达给我国人民、抵消政权的宣传而全力以赴。

我认识一位写幻想故事的作家。不久前他想出来一个故事： 一群阿根廷人决定在一片适宜的平原上建造一座城市，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想到他们盖房子的地方是一块墓地，只是看不到任何墓地的痕迹。只有头头们知道那是墓地，但是他们保持着沉默，因为那块土地有利于他们的计划，因为那是一块被死亡和寂静弄平的平原，为他们制订计划提供了最好的地基。

楼房和街道就这样出现了，生活开始了、兴旺了，城市很快有了可观的规模和高度，很远就能望见的城市灯光是建造新城市的人们的骄傲的象征。但是就在这时，一种奇怪的骚扰的征兆出现了;人们产生了怀疑和担心，总觉得他们受到某种奇怪的力量的追踪，那种力量在以某种方式控告他们，竭力想赶走他们。其中最敏感的人终于明白，他们是住在埋死人的地方，死者知道以他们的方式回来，走进居民们的家中、梦中和幸福中。这似乎是我们时代的某种理想得到了实现，我是说，这是一种技术上的胜利，是被电视机、冰箱、电影、大批金钱和爱国主义的自足包围的现代生活的胜利。它慢慢地惊醒了最可怕的噩梦，惊醒了寒冷而粘滞地存在的无形的鄙弃和一种诅咒。这种诅咒难以言表，但是将其不可言喻的恐怖传染给了那些人在墓地上建造的一切。

关于他的打算，我所说的那位作家明白，如果他写这个故事，他将犯抄袭的错误。因为这个故事已经在历史书里写了;那座他认为是想象的城市，和“阿根廷模式”这个名称完全一致。与其写这个故事，还不如做他现在做的事情： 粗略地描绘一下那个模式，那座在一片墓地上建立的未来的核城市。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连同全体人民的尊严和权利就被埋葬在那墓地里。

在结束这些简单的想法前，我想强调一点，并希望让这一点出现在我写的东西中。我认为现在已经很清楚： 总是发生在现实与文学之间的那种不可避免的对立性，在我们的许多国家已经被形势的发展改变了。作为对我们人民的根基、对我们的土地和自然的真正面貌的明确认识开始的东西，今天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变成了一种对消极力量的公开对抗。那种消极力量恰恰试图歪曲、窒息和败坏我们的更加真实的性格。关于现实与文学之间的那种关系，在任何情况下，不管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本质上涉及的问题就是凭借想象和直觉，凭借建立思想上和感觉上的联系——是这些联系使得构成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诗歌成分的无可置疑性和揭示性得以产生——达到真实。作家和读者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文学是一种历史因素，一种社会力量;伟大而美丽的怪诞就在于： 文学越是文学——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就越具有历史特点，越能够起作用。

(朱景冬　译)

【赏析】

《拉丁美洲的现实与文学》是科塔萨尔晚年创作的一篇带有深刻评论性和反思性的优秀散文。作者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入手阐明了对文学作品的评论离不开其赖以生长的时代、环境与特有的民族性。紧接着以犀利的笔触指出真正的文学“没有假期”，它们始终要以战斗姿态进行“提问”，直指人性和社会深处的种种问题。随后，科塔萨尔又以其祖国阿根廷文学为代表，深入分析了整个拉丁美洲文学创作的艰辛与希望所在，认为即使面临重重困难，文学都将达到其旅行的彼岸——真实。

在文章的开篇，科塔萨尔就对一种传统的阅读方式提出了异议：“对待作品就常常像赞美或嗅一朵摘下来的花，并不十分关心原来的花株。”作者认为每一部作品都是其具体环境的产物，拉美国家越来越多的读者已经开始并适应了以“问题”为中心的文学阅读方式，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些作品不仅是文学，更是“历史的独特反映，它们就像一种植物的花朵，这种植物不能不为人所知，因为它叫大地，是民族、人民、存在和命运的根由”。这种文学观念变化的推动力正是20世纪中叶拉丁美洲在政治和民族上的解放。拉丁美洲的作家不再依靠输入的美学或“主义”，“而且逐渐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周围的现实才是他们的现实”，深受殖民文化影响的拉美作家完成了文化上的内转，开始了对于本民族未知领域的探询。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拉丁美洲文学在世界文坛上异军突起，一批优秀作家脱颖而出。他们一个个才华横溢，思想活跃，在创作上大胆变革，刻意求新，创造出了一大批构思新颖奇特、情节扑朔迷离、技巧精湛娴熟的好作品，终于把拉丁美洲文学推上了当代文学的高峰，产生了令人炫目的“文学爆炸”。胡利奥·科塔萨尔、巴勃罗·聂鲁达等人都是这一“文学爆炸”的先驱与代表人物。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科塔萨尔详细论述了他独特的批评观念——“没有假期的文学”。作者在文中指出：“如果说过去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读者在其真正的每天自己给自己安排的休假，那么在今天的拉美，文学却是一种直接了解我们发生的事情、询问我们发生的事情的原因、当我们受到形势或消极因素阻拦时找到帮助我们继续前进的道路的方式。”文学亲近社会现实是自然和自发的过程，只谈文学而不谈其他就像将其置于手术室中一样，所以，我们的文学在动乱和遭受折磨的现实中，进行着它的战斗，读者应该“把文学视为比艺术享受或休息的时刻还重要的东西”。秘鲁著名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曾经宣称：“拉丁美洲的作家必须首先是政治家、鼓动家、改革家、社会评论家和伦理学家，然后才是创作家和艺术家。”可以说，胡利奥·科塔萨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胡利奥·科塔萨尔出生在欧洲，后来又长期客居欧洲，但他一直关注着拉丁美洲各国的前途和命运，始终与他的祖国保持着联系。20世纪50年代他声援古巴革命，其后，他多次返回阿根廷，参加反独裁、反暴力的斗争;他在许多外国报刊上撰文抨击阿根廷军政府以及外国干涉中美洲的粗暴行径，为这些国家的民主和正义事业奔走呼号。他的作品也大多以拉丁美洲，尤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现实生活为题材，有着浓郁的本土色彩。

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阿根廷模式”中，作者以20世纪后半叶的阿根廷为样本讲述了拉美文学的不懈抗争与伟大自尊。科塔萨尔同阿根廷20世纪40年代的其他作家一样，受到了1930年9月的阿根廷政变、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1943年劳松将军发动的军事政变和1946年开始的庇隆执政初期的多重冲击。在这段时间内，阿根廷国内政治动荡不安，文化气氛令人窒息，对知识分子的限制和迫害日益增加，许多知识分子纷纷移居国外，科塔萨尔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移居法国的。此时的阿根廷文学“跟智利文学和乌拉圭文学一样，其处境也是绝望的。它是一种在流亡和迫害的沉默、疏远和死亡之间摇摆的文学”。然而即使在如此境遇下，“阿根廷的文学创作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保持着很高的水平”，文学作为斗争的火种必将点亮暗夜。墓地上建起的伟大城市正是对“阿根廷模式”的一个绝妙隐喻，“技术上的胜利”绝对压制不住渴望自由的斗争，“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连同全体人民的尊严和权利”绝不会永远被埋葬在那墓地里，走出了地下的灵魂将像被惊醒的可怕噩梦，走进每一个人的家中、梦中和幸福中。因为文学的本质就是“达到真实”，这才是现实与文学最基础最普遍的关联。“作家和读者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文学是一种历史因素，一种社会力量;伟大而美丽的怪诞就在于： 文学越是文学——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就越具有历史特点，越能够起作用。”

(柳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