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不太清楚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了。我能记起来的只是这件事发生在50年代快要结束的时候，当时我收到部长的邀请，去他的办公室会见他。帮我记起这件事的，是部长发出邀请前发生的几件不起眼的小事。尽管事情很小，但它们曾在我心里造成一种恐惧加惊奇的状态。在这些小事中有这么一件事： 当时我所住的楼房的守门人每当看到我进出楼门时，就向我露出微笑。那笑容几乎可以表达出隐藏其后的某种意思。我心中不安，但是我忍住了。直到有一次他附在我耳边悄声说：“我以我的心所喜欢的一切向您起誓，您是一个好人。”我问他：“艾哈迈德大叔，您这是向什么人起誓呀?”他只是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有回答。同样的事又在车库管理员的身上发生了。这位管理员本来是一位特别爽直大胆的人。当我向他摆出同样的问题——“阿卜杜大叔，您这是向谁起誓呢?”——他回答道：“除了刑事调查局的人之外，还有谁呢!”也许这两个人说的都是真话，或者都是假话，我不得而知。

在我和守门人及管理员谈过话后没几天，一位在文学院工作的同事碰见了我。当时我们身边没有第三个人，他对我说，一位官方来访者造访了他的家，问他所知道的有关我的事。当然，这位朋友的誓词是不错的，否则他就会对发生的事保持沉默了。于是我问他：“你知道为什么摆出这些问题吗?”他回答说：“不知道，不过很明显，要么是为了一下子把你推到更高的位置上去，要么就是为了一下子把你拉到最底层。这两种情况都需要调查询问。”

是的，这一切使我既惊奇又害怕。我一直忍耐着，等待着，直到收到部长让我到他办公室去见他的邀请。他的接见彬彬有礼，他告诉我，他已决定把我提到一个更显赫的位置上。于是我说道：“尽管我真诚地感谢您，但我还是想请您接受我的歉意。”他听到我的话十分诧异，问道：“你不愿意这样做?你不准备为祖国服务吗?”我回答道：“部长阁下，并非如此，很抱歉!如果说我希望得到某种展示性的职位，那么，与此同时，我也决定，我想通过在我能够服务的领域，即教育领域，为祖国服务。我参加对埃及青年的教育工作，难道不是为今天和明天的埃及服务吗?”

教师——我就是一名教师——是一项职业，同时也是一种天性。即便我的生活环境未把我推上教育这项事业，那我也会根据自己的天性选择成为一名教师的。在这个纵横开阔的世界上，我最喜欢的莫过于知识以及它的剖析、阐释和传播工作了。如果我是从自身谈这些的，那么，这也像我同他说了另一件事。那就是知识——我愿意获得、剖析和阐释的知识，是那种我相信它正确的知识。如果我发现与之矛盾的、我认为其中有错误的东西，那我就会用它们去做比较，通过比较，正确的东西会在头脑中增加其清晰度。

如果我所寻求、所研究和通过教学与写作传授给他人的知识，是属于数学或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那我也就不说什么正确与错误之类的话了。因为这些学科结果的精确性已到达不容置疑的程度。我所指的知识，是属于被称作人文科学，有时又被称作社会科学的知识。它是一门关于各种意义的学问。在这门学问里，允许几乎每一个志愿者成为某一见解的主人。诸如“文明”、“文化”、“进步”或任何属于这一庞大意义家族的成员，它们的意义用薄雾的外衣把自己包裹起来，那些意义，有的透过那薄雾显示出来，有的则被掩盖起来。——对这些你将说些什么呢?你若从中摆出一个问题进行讨论，你可望在参加讨论的人中间听到真正的惊奇，却不会在你的双手上发现可以判定该见解是否正确的关键性有效手段。

我们就陷于这些必要的意义的大海中，尽管它们模糊不清。它们是模糊不清的事物，尽管有必要性。我们用手臂和腿脚击水，但不能保证我们能超越汹涌的波涛而到达平静安全的彼岸。尽管如此，可对在这大海中搏击的人来说，除了继续游下去外没有别的选择余地。因此，这是一种注定的必然。我们应该从那些与文化和文明相联系的宽泛的意义中为自己找到一张具有起码清晰度的图像，足以在教育和宣传领域中进行馈赠。这些领域几乎单独地承担着为被寄予厚望的未来做准备的义务。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和我们的青年面前没有一幅我们所向往的图画，我们又怎能熔铸我们希望我们的青年去达到的那些目标呢?

我生命的福分，从青年时代起一直到现在，就是从事教育和写作，就是成为那些企图描绘出寻找中的未来的图画的人们中的一员。我承认在这方面，我的行程已走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某种设想，尔后我在第二阶段中，为这一设想加入了重要的修正。在这一转变中，没有损害任何一个人，除了坚持己见，甚至带着虚妄出现的人之外。在这些想象中，事情——正如我曾提到过的——并非数学方程式或科学法则类的，并非那种让你知道它们在一个时期只有一种途径的事物，而是以多种意见和揣测为其主干的个人见解。

在我精神生活的第一阶段，我未曾发现西方文明国家的替代物，就像它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样。因为这一文明是力量、科学、创造、冒险和实现对大自然的主权从而控制它的文明。实现这一控制的好处不仅仅局限在少数人身上，相反，这一文明的好处必将普及，直到抵达地球最远端最低矮的茅屋。

不过，在这一阶段之后，我又折返回来了。因为我发现这一文明尽管很有必要，必要到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是，只有它是不够的，每个民族必须往这一文明中增加某些独特的文化成分，这些成分规定了这个民族的特质，从父辈到祖辈，一代又一代沿袭相传，以成为一环连一环的一部“历史”。

自我认识到这一必要条件后，这幅图画就在我面前清楚地显现出来了，它的各个细部都是那么清晰明朗。要展示这幅图画用一两篇文章或一两本书是不够的。于是我开始写一套书，最初是《东方——艺术家》(1960)。这套书超过了十部。我还写了数十篇文章。这些书著文章都是探讨被要求成为我们活动主轴的那种文化结构的。

在这方面我最近的一次努力是一篇题为《先去闯障碍!》的文章。所谓“障碍”就是指我看到的我们还没有去闯的那些障碍物，它们堵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像履行公务似的，不让我们任何一个人快速前行。它们模模糊糊的，让我们的思想总是纠缠于“过去”和“过去”怎样在活人的生活中起作用。我曾被迫去解释我想展示的那一思想。我曾通过阐述为它铺设道路，奠定基础——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观念建在其上的那个基础。这个基础在我们这个时代与以往各个时代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不妨在此把事情说得更清楚些。我们说，历史上的某一个时代，常常把它的想象建立在某一学科的基础上，这一学科与其他各门学科相比占有统治地位。自古希腊以来，“数字”在人类理性面前就是楷模，这就是说，这一思想楷模的本质是“稳固性”。因为数字的图像启示着这一特性。于是从稳固性模式中产生出人们的一种倾向——几乎在精神领域的任何方面，包括人们对待自己过去的态度。其基本点是尽量减少变化。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模式，则是从生物学各学科延伸出来的。请看任何一个生物——从植物到动物到人，你会发现，在你面前是与数学图像真实性不同的另一种图像的真实性。你会发现一种正在发展的真实，它的每一发展阶段，都依靠着前一个阶段，但是并不重复。果实、树叶、枝条和茎干全都离不开深扎在土壤里的根，因为它们靠根吸收水分和营养。但是，尽管如此，它们是形式上和功能上并不相同的事物，在外形和功能上与根不同。人类就是基于这一活的模式去看待所有事物，其中包括他们存在的真实性——他们本身和他们过去存在的真实性。

我们当今的全部生活，它们的活力，从这一生物学观点来看，都是从它的过去而来的。正如树木及其活力来自它的根部。我们现在的生活虽然如此，但它并不要求重复它过去的样子，这就如同果实、树叶、枝条并不要求采取树根的样子。下面的两种情况有天壤之别： 一种情况是生存以重复过去;一种情况是生存并创造性地效学过去。用诗打一个比方吧。我们并不要求阿拉伯现代诗人信守阿拉伯古代诗人信守的那些规条，但是我们要求他从古代诗歌中汲取，直到他的水罐被阿拉伯健全的鉴赏力盛满。然后，要求他去创造他的习性所愿意的东西。因为古代诗人本身也不曾坚守在某一种不断重复的形式中。阿拔斯时期的诗歌并不同于伍麦叶时期或贾希利叶时期的诗歌，而是在许多细节上有所变化。尽管如此，批评家赞许的优秀诗作的范型一直存在贾希利叶诗歌中。他们似乎把这个范型视作树木牢固不动的根。至于枝叶，它们有权伸向天空，只要他们始终通过生命的脉道与那牢固不动的根茎相连。

过去以及我们与过去的联系，是今天需要认真对待的首要问题。认真的程度，应该超过我们以往的任何一个历史时代。这是因为，我们在那些历史时代里，除了我们曾经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地生活在其中的文明外，没有遇到过别的文明。可今天，我们面临着一种与我们的文明不同的文明，即现代文明。这一文明是我们曾经忽视的，我们曾像一个撞石头的人，想把石头撞碎。我们不顾一切地沉溺其中，就像那种把自己抛入激流而遭毁灭的人。我们应当提出的最紧迫的问题是： 我们将如何行动?

这些，就是我在那篇题为《先去闯障碍》的文章中谈论的主题。我在那篇文章中没有谈论把握我们过去的问题。如果避而不谈，那我就是疯子一类了。但是，问题在于： 如何做?我的回答是： 我们接受我们的遗产，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精神和理智中，让它变成一种“良知”，我们把它置于我们体内，让它从内部做一个观察者，监视者，就像总是和人在一起的良心那样。但是，过去，带着它的一切，立于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在生活中成为一个拓本，这是不合理的。我在那篇文章中说过，对我们和对被树起的样板本身来说，再没有比我们让自己成为一个不断重复的摩本更致命的了。如此，我们的存在将被抹煞，因为它正变成多余的事物而不再往里增加什么东西了。如此，被树起的样板——它的新颖性，将因多次重复而离它而去。如果不是这样，全部历史将满足于一个根源，而不会有谁为它而来，去重复它。

一位批评家愤然而起，他用狂风暴雨式的指控攻击我，这类指控我们已领教过千百次，它们一直在我们的耳朵里回响着，像背熟的东西一样。甚至像香料店出售的罐装品一样。这位批评家只须在回家的路上买上一两罐，把里面的东西倒在纸上，然后睡觉休息就行了。没有什么要处理的问题，也不用考虑去解决它们，也不会有指控者发现他所没有的他的错误。

对激愤的批评家来说，没有比说出这样的话更容易的了： 这一见解——希望我们看待过去就像看待一部历史、一段经历或某个生物的发展过程一样的这种见解，其中有一系列相互衔接的发展环节。当最后一个环在时间中出现，灵活地套住第一个环，而最后这个环又不是第一个环的重复。我说，对一个发怒的批评家来说，再没有比提出这样的指控更容易的了——他指控这一具有生命力的观点，说它否定我们的原则，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理想。但是，这个愤怒的批评家如果慢一点，如果冷静思考一下这些意义本身——他提到它们时，根据对它们的界定和判断，用的是“原则”、“价值”、“理想”，那他一定会发现，它们全体只会给你一个“方向”，而不会告诉你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步如何走。这就像某人告诉一位在旷野迷了路的人：“把脸朝向东南”，却不管至于我朝此方向走时遇上野兽、遇上湖水，遇上荆棘草丛挡路怎么办，而这一切是行路者根据情况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只要他坚持朝着东南方向走，他就坚持了原则，价值和理想。

我说的是实话，我的先生!这样行事对你、对我们都绝无好处： 心安理得地用毛毯把自己包裹起来，睡眼蒙眬地打瞌睡，然后突然醒过来，发现自己口中念念有词一千遍地重复着这三句话：“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原则……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理想……”药石不能治愈这种病的病——他一直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瓶子里，病人倒在床上，药瓶放在那边的桌子上。同样的，我们的原则，价值、价值和理想必须从言词转移出来，以体现于某种看得见的、生产性的劳动中。我们在土地的耕种者和工厂的工人身上可以看到这种劳作。这种说法是非常正确的： 原则、价值和理想，只有沉入人类心灵深处并在这里从对它们的有意识状态，因在其中发生效应，转化为无意识状态，好像它们是人类天性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在人类生活中达到它们的最高目标。到了这个时候，你将听不到这样的人用嘴说出它们，而会看到他在其一切活动中，用行动同它们生活在一起。

我们绝对不会有关于我们存在的活的感觉，也不会有积极参与我们时代文明的能力，除非我们的现在能吞下我们的过去，这种吞噬是将那一过去从一个供我们赏玩的古董和一些不断重复的词汇变成我们动脉中血液的营养。这就是说，过去已从我们的外部转移到我们的内部。变作我们体内的一颗控制和指引我们行动的良心。不是通过我们对已经成为过去的事物的逐字逐句的模仿——如人们所说，而是通过我们对适合我们时代的新事物的创造，就像前人创造适合于他们时代的事物那样。

伊斯兰教，由于它是一种宗教，它有每个穆斯林都知道并信守的五大支柱;由于它是一种律法，它有教法学家向我们阐释的教条。因此我们珍视它们，把它们作为规范我们生活行为的判断准则。不过，当我们面对今与昔的问题，也就是面对枝条上张开花蕾那般的文明。没有任何人说过，也没有任何人敢于这样说： 穆斯林依靠他的伊斯兰教的统治，只能绽出一朵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一个地区又一个地区地不断自我重复的文明之花，因此科学是同一种样式，艺术是同一种样式，建筑是同一种样式，文学是同一种样式，商贸市场是同一种样式，纺织厂是同一种样式……

我要说的和我要重复的是，我们若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这些文化面孔，我们在这方面也未增加什么，尽管我们从西方引进了他们的产品，我们也未用可能与我们特性相异的增扩的话。这样，问题就成了： 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增添补充?答案是： 我们尚未汲取到我们时代的精神。我们用各种各样的言词让自己忙得不亦乐乎，这些言词更接近于在快要睡着了的人跟前打哈欠的愚钝者。伊斯兰教在过去让它的信仰者成为拒绝者了吗?今天让他们成为拒绝者吗?将来某一天直到世界末日都不愿让它的信仰者从自身开放出色彩和香味彼此不同的文明的花朵吗——然而他们周围的生存环境是那样不同。难道真主的使者——我们为他祷祝!——在他的一般圣训中没有说过“穆斯林看到的东西是好的，那么在真主那里也是好的”这样意思的话吗?仔细想一想这句话的意思，它仿佛在说： 当某一时代的穆斯林一致认为他们的利益将通过一定的思想和劳作形式去实现时，那么，这一形式在真主——让我们赞美他，主!——那里也是被接受的。我们今天所说的话难道超过这些话了吗?

当我谈到这位愤怒的批评家的信时，见解的不同并未使我惊诧。在诸如此类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本是健康的精神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但是真正令我吃惊的是语言的不同——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这位先生在以诅咒和毁灭进行威胁时没有考虑举起鞭子时的分量。我们如果通过截然不同的语言以这种可怕的方式进行对话，我担心我们会遭到巴比伦人那样的灾祸——当他们只有一种语言时，他们能够同心协力建设他们的城池、那城中的高塔高入云霄，那时他们因此是一个民族。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生了语言纠纷，他们的语言“混乱不堪”。于是他们解体了，停止了建设，由此，人们把他们的城市以及城市的高塔称作“巴比伦”。

(伊宏　译)

【赏析】

作为埃及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巨匠之一，马哈茂德一直极为关注埃及文明的发展，并在多篇文章中论述他对埃及发展的想法和理念。《我说的是真话》就是纲领性的一篇。文中，作者着重论述了埃及文明在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下应如何应对和正确的社科知识教育对埃及青年的重要作用。毫无疑问，这两个问题对于处在国家发展壮大时期的埃及有着极为深远的现实意义。

随着西方经济发展的影响，西方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理念都在不断地渗透到意识形态等领域，如何在这种思想的冲击下既能借鉴其中的精华，又能保持埃及传统的文明，是具有前瞻性的知识分子所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埃及青年是埃及的希望，仅仅学习技术性的知识是远远不能承担起建设埃及、振兴埃及的重任的，更要从思想文化上对青年们进行明确的指导。因此，社科知识对于埃及的青年一代不可或缺，而解决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首先理顺埃及的文化、文明的发展道路。

作者认为，埃及文明要发展就必须理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对待传统的态度应既不固步自封，也不能全盘否定。对此，作家举例对比进行了说明。首先，作家以自己精神变化的两个阶段，来加以阐释。第一阶段中，他完全接受了西方文明，因为“这一文明是力量、科学、创造、冒险和实现对大自然的主权从而控制它的文明”，具有极强的吸引力。然而，作家很快发现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这时，他的认识上升到第二个阶段，认识到每个民族都必须在吸收外来文明的基础上，加入富有民族特质的东西，这就是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本民族文化的进步，才能形成本民族的历史。为此，作者还着手写出了《东方——艺术家》这套超过十部的书籍和数十篇文章，专门探讨建立埃及生活主轴的文化结构。

对于不能固步自封这一点，作者也专门写了一篇《先去闯障碍》。所谓“障碍”，就是指阻挡人们快速前进的障碍物，它让人们的思想总是纠缠于“过去”和“过去”怎样在活人的生活中起作用。人们墨守传统的思想，阻碍了文明的进步。作家认为，从过去中发展来的，其实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一种情况是生存以重复过去，一种情况是生存并创造性地效法过去，就像树木及其活力来自根部，但它并不要求果实、树叶、枝条都按照树根的样子生长。这才是对待过去的正确认识。如果生物学和树木还不足说明这个问题，作者又以“诗”作为例证。现代诗人并不恪守古代诗人的信条，但是必须从古诗中汲取养料，然后再创造性地创作诗歌。只有诗的灵魂和传统深深地植根在本国历史文化之中，枝叶才有能力伸向更广阔的天空。

在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上，埃及人究竟应该如何去做呢?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人们必须要吞下过去。这个吞下过去的过程，就是将过去的文化的精髓变成我们血液中的营养，使其从外部转移到内部，去指导我们的行动。即便是需要从西方文明中汲取营养，人们依然需要用自己的文明去填充。在这里，作者特意举出了埃及人信仰的伊斯兰教作为例子。作为一个古老的宗教，伊斯兰教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并且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除了它的兼收并蓄之外，还在于它坚守传统。

最后，作者告诫埃及现代掌握大部分知识的文化传播者和教育者们，埃及现在需要的是团结一致地发展它的文化、文明，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可以持有不同的见解，但是一定要防止互相之间恶语攻击，因为那必然导致内部的不团结，从而给埃及造成灾祸。

(王　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