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你的生活局限于一场同你自己，或者最好是同上帝的讨论。将人们赶出你的思想，不要让任何外在事物损坏你的孤独，让那些弄臣去寻找同类吧。他人只会削弱你，因为他人逼迫你扮演一种角色;将姿态从你的生活中排除吧，你仅仅属于本质。

当一位作家无话可说时，荣耀为他戴上桂冠。荣耀赞美尸体。

一个作家越是独特，就越有过时和令人生厌的危险： 一旦我们习惯了他的花招，他也就完了。真正的独特并不意识到自己的手段。一个作家必须为自己的天赋所推动，而不是去指挥和挖掘天赋。

一个精明的灵魂逃离自己的天赋，也就是说，创造自己的天赋。这难道不是有关文学创造者的定义吗?

反讽，那些受伤的心灵的特权。任何反讽穿越的言语都在宣称一种隐藏的攻击。

反讽本身也是一种宣称，或者是自我怜悯佩戴的面具。

1960年2月24日。今天，我在一张表格上填写自己的名字时，仿佛觉得第一次写它，仿佛觉得不再认识它。日期，出生年月，一切在我看来都很新鲜，不可理解，同我毫无关联。这就是精神病科医生所称的自我疏离症。有时，就连我自己的形象，我也必须努力调整目光才能同它融为一体，这实在令人难以忍受，让人蒙受屈辱。

面对自我的显示，我厌恶不已，头晕脑胀，茫然不知所措。

自由如同健康： 唯有当你失去它时，它才有价值，你也才会意识到它。对于那些拥有它的人，它既不能成为一种理想，也不会构成一种魅力。所谓的“自由世界”对于它本身而言，只是一个空荡荡的世界。

蓦然，无限的幸福，狂喜的视野。而这一切是在遇到一位税务官之后，是在为了身份证而到警察局排队之后，是在为了打针之类的事遇见一位女护士之后。我们体内化学的奥妙，能使魔鬼晕头转向，会叫天使粉身碎骨地变形。

我乐意生活于其中的两个时代： 18世纪的法国和沙皇俄国……

优雅的腻烦以及阴暗的、抽搐的、无穷无尽的腻烦……

B还是个穷孩子时，常常向我讲述生活的虚无;发家之后，他只会讲述庸俗的故事了。不付出代价，你难以脱离贫困。任何形式的拥有都会导致精神死亡。

一些人追求荣耀;另一些人则追求真理。我冒昧地属于后者。一种难以完成的使命远比一项可以达到的目标更为诱人。向往人们的掌声——这多么可怜!

1960年3月12日。我在一种异常强烈的思念状态中度过了下午。思念一切，思念故土，思念童年，思念我浪费的一切，思念这么多无用的年华，思念所有那些没有哭泣的日子……“生活”与我格格不入。我适合于一种原始的生存，适合于绝对的孤独，在时间之外，在隐隐约约的伊甸园中。我将忧伤禀赋一直推到邪恶的境地。

春的迫近令我精神崩溃。这是我最最害怕的季节。乐曲冻结的感觉——哑默、消沉的灵魂中，千万声呼唤消逝。

波德莱尔……我已经有许多年没读他了，他并不是我常常想到的人。

我所感兴趣的只是阴郁程度所具的特性。

我应该写一部《论眼泪》。我常常感到一种极为强烈的哭泣的需要(我因此而感到同契诃夫的人物如此相近)。我对一切都感到懊悔，我会一连几个小时凝视着天空……瞧，当人人期待着我的作品并鼓励我工作的时候，我是如何度过时光的。

我毫无哲学天分： 我仅仅对姿态，对思想的感人性发生兴趣。

一个满怀激情说出的谬误比一个用平淡无味的语言表达的真理更讨人喜欢。

世袭者的显赫，正统者的灰暗。

唯有我们隐藏的情感才是深沉的。那些卑贱的情感的力量恰恰源于此。

我的所有“作品”都缺乏潇洒。这是那些写得很少，那些无法像“呼吸”一样写作的人的悲剧。我是一个偶然的作者，因为，我写作，仅仅是为了摆脱一时的焦虑。

忧郁，一旦达到极点，会消除思想，变成一种空洞的呓语。

不要写任何在极度孤独的时刻会让你感到羞耻的东西。与其作弊或说谎，还不如死亡。

我从未迷恋过那些注定成功的事业，我总是偏爱那些我隐隐觉得已经失败的事业。我总是本能地站在败者一边，即便他们的事业应受谴责。偏爱公道的悲剧吧!

1960年7月20日。整整十年，我一直梦想着拥有一套公寓。如今梦已成真，但并没有让我获得什么。我已经懊悔失去那些住旅馆的日子了。拥有比贫困更令我痛苦。

啊，我多想住在1937年的旅馆里。

我有一个家了——上帝啊，原谅我堕落到这等地步吧。

我是我的状态、我的幽默的连续;我徒劳地寻找着“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唯有在我的所有表象消散时，唯有我为自己的消亡而狂喜时，惟有人们所称的那个“自我”中止并取消时，我才能找到它。我们必须首先摧毁自己，才能最终找到自己;本质意味着牺牲。

唯有无边无际的不眠的时刻，当时间同黑夜融为一体，当时间便是黑夜的流淌，便是液体黑夜时，你才能感到时间在怎样地流逝。

一本书的内在价值并不在于主题的物质和重要性。否则，神学家就会成为最优秀的作家了。

本质并非文学的关键点。可以认为，对一位作家而言，重要的恰恰是他呈现偶然和细微的方式。艺术中，要紧的首先是细节，其次才是整体。精湛必须以限定为前提。

令过去变得有趣的是，每一代人都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它。历史的永不枯竭的新颖便源于此。

我从未有过思想： 总是思想把我占有。我想象自己表达了一个思想，实际上只是思想将我占有并令我屈服。

历史上伟大的时代是那些“开明专制的”时代(18世纪)。

过度的自由以及过度的恐怖都无法让精神繁荣。精神需要一个可以忍耐的枷锁。

一个优秀的时代是一个反讽不会将你投入监狱的时代。

当你有幸成为一名“作家”时，承受匿名和承受出名一样难。

一片被遮盖的天空在我看来是一种祝福。蔚蓝会鼓动你出走;它冒冒失失，掺和到你的生活中并在你身上唤醒宗教向往病态的那一面，唤醒秘密野心恶魔的那部分。

面对电话，面对汽车，面对最最微不足道的器具，我都禁不住会感到一阵厌恶和恐惧。技术天才所制造的一切都会激起我一种近乎神圣的惊骇。面对所有现代世界的象征时所产生的一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歌德同时代人的证词。我愉快地读着，开始对这位我以前从未喜爱过的人的言语发生了兴趣。不到50岁，你是不会对歌德发生兴趣的。

真正的诗在诗之外;哲学以及所有一切皆如此。

奇妙的罗马尼亚语啊!每每重新回到它面前时(或者更确切地说，梦见自己回到它面前，因为，天哪，我已停止使用它了)，我感到，脱离它，实在是一种罪恶的背叛。它那赋予任何词一种亲密感，将任何词转化为指小词的能力;就连“死亡”一词也享有这一温顺。曾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这种现象是一种减弱，是一种谦卑，是一种贬低的倾向。可现在，恰恰相反，我觉得这是一种丰富的标志，是一种为任何事物“增加一点灵魂”的需要。

年龄越大，我就越清楚地感到我同原籍的联结有多深。故土令我魂牵梦萦： 我无法同她分离，也无法将她忘却。相反，我的同胞却令我失望，让我恼怒，我受不了他们。我们不喜欢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缺陷。我越是和他们交往，就越会在他们身上发现自己的毛病;在每一个人身上我都看到一种责备，一幅放大了的我自己的漫画。

没有任何东西比巴黎的荣耀更像虚无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也曾向往过“这”!但我已永远地厌倦了。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摸索、失败和期盼之后，这是唯一让我感到骄傲的真正的进步。我尽量隐姓埋名，尽量不抛头露面，尽量默默无闻地生活——这是我唯一的目标。重返隐居生活!让我为自己创造一种孤独，让我用尚存的抱负和高傲在心灵中建起一座修道院吧!

(高兴　译)

【赏析】

埃·米·齐奥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这个特别不仅仅因为他的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处世方式。

我们很少知道关于他的生平事迹的一些情况，只知道他生于罗马尼亚乡村一个东正教神甫家庭，曾在大学攻读哲学，1937年获奖学金到法国留学，从此留在了法国，将近60年，一直在巴黎隐居，先住旅馆，后又住在阁楼里，极少参加社交活动，从不接受采访。

齐奥朗仿佛一直生活在他为自己特意设置的孤独之中。在《笔记选》中，他这样告诫自己： 将你的生活局限于你自己，或者最好是局限于一场同上帝的讨论。将人们赶出你的思想，不要让任何外在事物损坏你的孤独，让那些弄臣去寻找同类吧。他人只会削弱你，因为他人逼迫你扮演一种角色。将姿态从你的生活中排除吧，你仅仅属于本质。

也许在齐奥朗的心目中，作为一个作家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创作，所以他说：“当一位作家无话可说时，荣耀为他戴上桂冠。荣耀赞美尸体。”

他在自己的文字中以独特的笔调、深邃的思想，言说忧郁、人性、上帝、虚荣心、文学等话题，言说他欣赏而且熟悉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觉得，“忧郁，一旦达到极点，会消除思想，变成一种空洞的呓语”。所以，本质上忧郁的他写作时十分注重心态，注重语调，注重语言色彩。他认为，“本质并非文学的关键点。可以认为，对于一位作家而言，重要的恰恰是他呈现偶然和细微的方式。艺术中，要紧的首先是细节，其次才是整体”。他印象中的贝克特是个单独者，一个“丝毫不想表现自己，丝毫没有成功和失败的概念”的单独者。他为菲茨杰拉德感到遗憾：“他的生命不及他在生命中的发现。生命的巅峰在他看来只是一场灾难，尽管他从中获得了启示，但终是无法自慰。”而就他的了解，米肖是一个真正的神秘主义者，他“着手任何事都是为了不去下结论，并将反讽保持在他的研究所达到的最极限”。齐奥朗随笔的文字与其说在叙述、在评论，不如说在剖析、在挖掘，准确、无情，直抵本质。

正如他对自己的劝诫中所说的，他的一生都生活在孤独之中，这种孤独是带着一种高贵和孤傲的姿态的，那种对世俗功利的蔑视和对市侩弄臣的不屑绝非刻意的做作，这是齐奥朗真实的心理，正是基于这种心理，齐奥朗是不相信人类的，他认为“每个人在沉睡时，心中都有一个先知，而当他苏醒时，这世界就多了一点恶了……”

基于此，他选择了孤独的生活，孤独的创作。在这一点上，齐奥朗有一点像梭罗，当然梭罗的心态与齐奥朗的是截然不同的，梭罗在对大自然的亲近中体验了另一种形式上的孤独，然而他们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对人类是不大相信的，齐奥朗选择了孤独的创作，梭罗却是选择了投入大自然。

齐奥朗是怎样看待写作的呢?“作家是一个精神失常的生物，通过语言治疗自己”。他用写作的形式来治疗精神的不安和痛苦。他感到只有语言才是真实的：“在句子的中央，相信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他甚至感叹：“假如没有写作本领，我不知道我会成为什么。”

在对待写作的态度上，齐奥朗和卡夫卡是如此的接近!卡夫卡一直以来也是坚持在孤独中创作的，卡夫卡甚至认为只有在一间漆黑的小屋里——四面没有窗户和缝隙、只有微弱的灯光的地方——才能真正的进行创作，他渴望着一种“死亡式”的创造环境，在这一点上他内心的孤独与齐奥朗无疑是相通的。

非但如此，两个人还共同地对于现代文明持有近乎疯狂的反感并一直抵抗着。卡夫卡是个不善于交际的人，是一个在现代文明中无法适应的人，是现代文明中的弱者，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见不到现代文明的任何标志。齐奥朗也是如此，他疯狂地厌恶现代化：“面对电话，面对汽车，面对最最微不足道的器具，我都禁不住感到一阵厌恶和恐惧，技术天才所制造的一切都会激起我一种近乎神圣的惊骇。”这段话完全彰显了一个悲观主义者与虚无主义者的内心的战栗。

齐奥朗生前曾为自己定下一个规定：“尽量隐姓埋名，尽量不抛头露面，尽量默默无闻地生活。”他是一个悲观的厌世者，极端鄙视声誉，一直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始终将自己置于“句子的中央”。在孤独中，思想不停地运转。他的大量箴言和警句就这样产生了。

(胡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