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冲破中世纪世界的漫漫黑夜之际，西方人就似乎成了最终实现人类最热切的美梦和幻想的先锋。人把自己从极权主义教会的权威下、从传统观念的重压下、从半封闭的地理条件的限制下解放出来。他发现了自然和个体，他意识到了他自己的力量和使他成为自然与传统既定环境之主宰的能力。他相信他能够在对新生力量和理性意识与他对人道主义传统精神价值之间、在人们所预言的人类发展进程中将会取得的耶稣时代的和平与正义的理想以及希腊思维传统之间，会获得一种综合。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的几个世纪里，人们建立了一种新的科学，这种科学最终导致了空前绝后的生产性能量的释放，带来了物质世界的彻底改变。人们创造了似乎能确保个人自由和生产型品格形成的政治体制，极大地缩短了工作时间，而他们获得的享受闲暇的自由，又是他们的前辈们几乎不敢梦想的。

然而，我们人类在今天又置于什么样的境地呢?

世界被划分成两大阵营： 资本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两者都相信它们操有通向人类世代期望的理想殿堂的钥匙;两者都坚信，两大阵营必须并存，然而两者的体系却又是互不相容的。

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吗?两者是否都处在为一种共同的利益而相互融合的工业新封建主义、一种为巨大而强有力的官僚领导和操纵的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之中呢?——在这个社会里，个人变成耽于花天酒地、丧失个性、丧失独立性及其人性的机器。难道我们非得使自己屈从于这种事实?即我们控制着自然、生产着日益增长的产品，却又必须放弃建立一种团结与公正的新世界的理想，让这种理想消失在一个空洞的技术性“进步”的概念之中吗?

在资本主义经营的工业主义和共产主义经营的工业主义之间，还有其他的选择吗?我们不能建立一种工业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个人仍然作为一个积极的、控制环境而不是被环境所控制的、有责任感的成员吗?经济的繁荣和人性的完善真的是水火不容吗?

这两大阵营不仅进行着经济和政治上的竞争，而且还在极其可怕的核进攻上也形成对峙，这种核进攻即使不毁灭整个人类文明，也会使两大阵营同归于尽。事实上，人们已经制造了原子弹，这恰恰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成就之一。然而，人类对他自己的创造物已经丧失了控制权，原子弹的威力已经成了人类最危险的敌人。

还存在扭转这种趋势的时机吗?我们能成功地改变环境并成为环境的主人而不至于听任环境的统治吗?我们能够克服根深蒂固的野蛮行为吗?这种野蛮行为使得我们只能以一种永远不能解决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武力、暴力、屠杀。我们能弥合伟大的智慧成就和情感与道德上的落后之间的鸿沟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西方人所面临的现实做一次更详细的考查。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我们在工业组织获得成功的样式似乎是显而易见、势不可当的。新的生产力——蒸汽、电、石油和原子能——和新的工作组织形式——集中计划、官僚体制、日益加强的劳动分工、自动化——在最发达的工业国家已经产生了物质的繁荣，这些发达国家已经同贫困绝缘，而几百年前，它们人口的大多数还生活在极端的贫困之中。

在过去的几百年间，工作时间已经从每周70小时缩短到每周40小时，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更短的工作时日为人们提供了梦想不到的大量闲暇时间。每一个儿童都受到了基础教育，占整个人口相当比例的人受过高等教育。人们大量的闲暇时间为电影、广播、电视、体育和业余活动所充塞。

事实上，西方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不久将会是所有的人——主要是关心如何享受生活，而不是为取得起码的物质生活条件而奋斗，在历史上这似乎还是第一次。我们先辈的痴心梦想似乎正要成为现实，西方社会已经找到了“好的生活”的答案了。

当北美和西欧各国的大多数人在分享这种生活乐趣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富于思想而又敏锐的人，洞见到了这幅诱人的生活图景上的瑕疵。他们首先注意到，即使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度里，大约占人口1/5的人并没有享有其他大多数人所享有的好生活，相当多的平民还没有达到作为有尊严的存在物的人所应有的最起码的物质生活水平。这些有识之士进一步意识到，占世界人口2/3强的人，即那些几个世纪以来作为西方殖民政策对象的人，其生活水平低于我们的10至20倍，估计寿命也只有美国人平均寿命的一半。

这些人发现了那些浸透在我们社会机体中的不合理的矛盾现象。在我们国家里，仍有几百万人，在其他国家甚至有千百万人还没有足够的食物。我们对农业生产进行限制，而另一方面，每年却贮藏大量的剩余产品。我们有丰裕的物质，却没有愉快的生活。我们比以前更富有了，然而，我们缺少自由;我们比以前消费得多了，然而，我们却更为贫乏空虚;我们有了更多的原子武器，然而，我们却越发不能防卫了;我们受到了更多的教育，然而，我们却越发缺乏批判性的判断力和信念;我们有了更多的宗教信仰，然而，我们却变得更加实利主义。我们论及的美国传统，实际上是指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传统，我们称作的“非美国人”试图把这种传统应用于当今社会。

然而，即使我们像许多人那样，使自己生活得很舒适，当然，这也不过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西方社会直到整个世界都将达到这种经济上的富裕，而问题也就随之而起： 人类变成了什么样子?如果继续沿袭现存的工业体系，人类将走向何方?

为了弄清在我们的体系中成功地解决了某些经济问题的那些要素，在解决关于人的问题时是如何日趋失败的，我们有必要对20世纪资本主义所独有的特征作一番考查。

资本的集中导致了由不同等级的官僚组织进行管理的大型企业的形成。成群的工人们在一起工作，就像巨大的生产机器的组成部分，为了不停地运转，必须没有摩擦、没有中止地平稳运行。作为个体的工人和职员，变成了这种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他们的作用与积极性依他们工作于其中的组织结构所定。在大型企业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已经同经营权分离开而丧失其重要性。大型企业则由官僚管理部门所经营。这些管理部门，不是从法律意义上而是从社会意义上拥有企业。这些管理者并不具有从前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所具备的品质——个体创造性、大胆、勇于冒险——却具备官僚品质——缺乏个性、非人格化、谨小慎微、缺乏想象力。他们支配着物和人，并把人和物加以关联。这一管理阶层，并不从法律上拥有企业，而实际上却在操纵企业。他们不是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对股东或对企业人员负责。事实上，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掌握在大公司手中，而这些公司实际上由它们的首席雇员所控制。这些支配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很大程度上也支配着国家的政治命脉的巨型公司，恰恰构成了民主进程的对立面，它们代表着一种不受任何屈于它们的人所控制的力量。

除了工业官僚之外，其他官僚也在统治着人口的绝大多数。首先是政府官僚(包括那些武装力量)，它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影响和指导着千百万人的生活。工业的、军事的、政府的官僚越来越多，它的各种活动，日益成为所有的工作人员正缠结在一起的活动。随着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工会已经变成巨大的官僚机构，在这个机构里，个体成员几乎没有发言权。许多工会领袖如同工业领袖一样也成为管理官僚。

所有这些官僚们，没有计划性、没有洞察力，而由于官僚管理的这种特性，情况也只能如此。人被改变成一种物，并像物一样被管理，他的管理者本身变成了物，而物是没有意志、没有洞察力、没有意图的。

由于对人们实行官僚主义的管理，民主化进程也就变成了一种仪式。不管是在大企业的股东会议上，还是一种政治竞选，抑或是在工会会议上，个人在做出决定、在积极参与决策的制定上，几乎丧失了任何影响。特别是在政治领域，竞选越来越退化成个人只能在作为职业政治家的两个候选人之间做出取舍的公民投票。对这种情形的最妙解释是，他同意受他所选举的人的统治。而导致这种承诺的手段则是暗示和操纵。由于这一切，最基本的决策——那些有关和平与战争的对外政策——则是由一般公民几乎毫不知晓的小团体作出的。

当美国的开山鼻祖们构思各种民主的政治理想时，它们并不是纯粹的政治理想。它们根植于基督时代的先知传给我们的宗教信条、人道主义，根植于18世纪的启蒙哲学家。所有这些思想和运动都围绕着一个愿望： 人，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能够把自己从贫困、无知和不公正中解放出来，人能够建立一个协调、和平以及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达到和谐的社会。人在一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对其自身的完善抱有一个目标和一种信念的思想，一向是西方思想中最特别的要素。这些要素是美国传统所根植的土壤，正是从这种土壤中，美国传统汲取了力量和生命活力。然而现在，人和社会的完善之概念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它不是代表着充满活力的生产型品格的人的诞生，而是蜕变成一个苍白的技术性概念“进步”，蜕变成一种生产更多更好的“物”的幻想。今天，我们的政治概念已经失去了它的精神根基，它们已经变成了权宜之计，其判断的标准是看其能否有助于我们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能否得到更有效的政治统治形式。政治概念丧失了对人的信心和渴望的根基，它们已经成为一个空壳，只要证明其不再有利可图，就可随意弃之。

个人不仅在生产领域而且在消费领域也受到控制和操纵，而这个硬被说成是个人自由地表达其选择。不管是食品、衣物、酒类、烟类、电影，还是电视节目，这些有利的暗示机构的使用都有两种目的： 第一，不断增加个人对于新商品的欲望;第二，把这些欲望引导到给生产带来最大利润的轨道上来。在消费品生产的投资规模和消费者的欲望之间，一些大企业既不任由消费品的生产碰运气，也不任由消费者有他想买多少或想买什么的自由。它们认为，必须不断地刺激消费者的欲望，必须操纵、控制消费者的爱好，并使其欲望、爱好具有可预测性。人被改变成了“消费者”，改变成了其愿望是消费更多、“更好的”产品的永远无知的孩子。

我们的经济体制在给人类带来物质上的富裕的同时，已使人性变得枯竭贫乏。尽管存在关于西方世界如何信仰上帝，如何注重理想，如何注重精神的宣传和口号，但事实上，我们的体制已经创造了一种实利主义的文化和实利主义的人。在工作时间，个人被当作生产组织的组成部分来加以控制;而在闲暇时间，个人被作为上好的消费者来加以控制和操纵。这种消费者喜欢别人告诉他去喜欢的东西，却还误以为他是在实现他自己的爱好。他无时无刻都在被口号、被暗示、被榨干了他可能有的最后一点现实主义的虚幻之声锤击着。从孩提时代起，人们的真实的信念就受到了挫伤。几乎没有批判的思想，几乎没有真实的感情，于是，只有与他人保持一致，才能把个人从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独感和失落感中拯救出来。

个人不是作为一个积极承担他自身力量和丰富内心世界的人而体验着，而是作为一个依赖于他身外的、投射于他的生命存在物的力量的、枯竭了的“物”而体验着。人从他自身中异化出来，并在他双手创造的产品面前卑躬屈膝，在国家和他自己选出的领导者面前俯首称臣。对于他来说，他自己的行为是一种异己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由他来支配，而是监督他，并与他对抗。我们创造的产品比过去越发地联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超越于我们之上的客观力量，这种力量为我们所无法控制，它打破了我们的期望，摧毁了我们的设想，成为决定人类发展的主要因素。人们创造产品，人们制造机器，人们建立国家，而这些东西却已经变成现代人类的偶像，这些偶像以异化的形式象征着他自己的生命力量。

事实上，马克思正确地认识道：“所有的物质意义和精神意义的位置，被所有这些意义的自我异化所取代，被所有物的意义所取代。私有财产已经使我们变得这般愚蠢和无能，以至于只有我们占有它们的时候，也就是只有它们作为资本为我们而存在，被我们所享有，被我们吃，被我们喝，即为我们所用的时候，物质才成为我们的。我们拥有所有的财富，然而我们是贫乏的。因为我们所有很多，而我们所是很少。”

结果，一般人都感到没有安全感，感到孤独和压抑，在芸芸众生中生活，却没有乐趣可言。对于人来说生活毫无意义，他朦胧地意识到生命的意义仅仅在于作为一个“消费者”的他身上。如果不是社会提供给他无数的逃避途径——从电视到镇静剂，使他忘记他正愈来愈多地失去生活中有价值的东西，他就会无法忍受毫无乐趣、毫无意义的生活。尽管存在着某些反对的口号，我们却仍然向着由官僚统治的社会迈进。在这一社会中，官僚们统治着一堆精心喂养、精心照料、失去个性、毫无生机的群盲。我们生产着像人一样的机器，同时生产着像机器一样的人。50年前，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最严厉的批评——导致同一化;导致官僚、集权;导致没有情感的实利主义——正是今天资本主义的现实。我们谈论着自由和民主，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却害怕担当起享有自由的责任，更喜欢去做像被精心喂养的机器人一样的奴隶。人们对民主失去了信心，而愉快地把民主权力让给政治家去制定决策。

我们创造了以收音机、电视机和报纸为手段的、遍布世界的通讯系统。但是，这种系统并没有给人们提供关于政治和社会的现实，而是向人们传达错误的信息，向人们灌输某种思想信仰。实际上，人们的意见和观点存在着许多一致性，如果是出于政治压力和由恐吓导致，那么这种一致性就可以毫无困难地得到解释。事实是，所有的人都“自愿地”达到一致，尽管我们的体制恰恰建立在公民拥有持反对意见的权力基础上，建立在对于不同思想的偏好的基础上。

含糊其辞，在自由企业国家已成为了习惯，如同在非自由企业国家里一样。非自由企业国家把独裁政治叫作“人民的民主”，如果两国是政治上的伙伴，那么自由企业国家则把独裁政治叫作“热爱自由的人民”。有人在谈到“战争的危险性”时这样认为，5 000万美国人可能会死于一场核进攻中，有人则认为核进攻是胜利的最后较量。思想健全的人知道，在一场核浩劫中，对任何人都毫无胜利可言，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教育，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已经达到了顶峰。然而，人们受到的教育愈多，就愈缺乏理性，缺乏判断力，缺乏信念。充其量也不过是他们的智力得到了提高。但是，他们的理性——即他们透过事物的表面去了解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本质力量的能力，却越来越枯竭。人们的思想越来越从感情中分离出来。人们容忍盘旋在整个人类上空的核战争的威胁这一事实，恰恰表明了现代人类已经发展到了这般境地，以至于我们必须对他的理性提出疑问了。

人，不是他所创造的机器的主人，却成为了机器的奴仆。然而，人并不是生来就被创造为物的，也不只是满足于消费的物，人自身的生命力量不能包含在不断的服从中。我们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重新成为机器的主人，使产品成为手段而非目的，使产品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否则，被抑制的生命能量将以混乱的和毁灭性的形式显示出来。人类将会宁可毁灭生命，也不愿死于厌倦。

我们能够为那些对这种人类境况承担责任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创造出一种模式吗?正如前面提到，恰恰是我们的工业体系，它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以及这种方式所培育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创造了前面所描绘的人类境况。这不是因为这种体系想创造人类的这种境况，也不是由于个人的险恶动机，而是因为一般人的品格恰恰是在由社会结构所规定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

无疑，资本主义在20世纪所采取的形式是远不同于它在19世纪的形式的——它们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事实上，是否把同样的求证应用于两个体系中都是值得怀疑的了。在巨型企业中，资本的极大集中，管理权和所有权的日益分离，强有力的贸易联合体的存在，国家对农业和部分工业的资助，“福利国家”的要素，物价控制和市场调节的要素，更多更多的特征从根本上把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与过去的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然而，不管我们选用什么样的求证，新旧资本主义某些基本的要素还是共同的： 它们奉行的不是和谐与爱的原则，而是给每个人带来最好结果的个人主义、自我主义原则;它们不是以意志、理想和计划来调节社会生活，而是以非人格的结构方式和市场来调节社会生活。资本主义置物(资本)于生命(劳动)之上，权力来自于财产，而不是人的活动。现代资本主义创造了人的全面发展的附加障碍，它需要的是服帖的，由工人、工程师、消费者组成的生产队。它需要这些人，是因为由官僚领导的大企业需要这样的组织以及适合这样组织的“组织人”。我们的体制必须产生适合它的需要的人，必须产生稳固的、与众多人协调工作的人;它需要希望消费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人;它需要其兴趣已达标准化且很易预测和易受影响的人;它需要感到自由和独立的人;感到没受任何权威或良心原则影响的人;它需要愿意受命去做期望于他的、不与社会机器产生摩擦的一切事情的人;它需要不必用武力来引导，不必用领导者来领导的人;它需要没有目标——除了取得成功，一直努力、一直朝前、可以驱使的人。生产以资本投资必须带来利润作为指导原则，而不是以人们的现实需要来决定生产作为指导原则。既然所有的产品，包括收音机、电视机、书籍和医药，都服从于利润原则;那么，人就被操纵成一种有害人的精神，有时也会有害人的肉体的消费人。

我们的社会在实现根植于我们的精神传统之中的人类愿望上的失败，给我们这个时代提出了两个最迫在眉睫的实践问题——西方的富裕与三分之二人类的贫穷之间的和平与平等问题，带来了直接的后果。

作为总体后果的现代人的异化，使得人类很难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他崇拜物并且失去了对生活、对他自己及其同伴的崇敬之情，他不仅无视道德原则，而且也无视有益于他的生存的理性思考。很明显，核备战很可能会导致全球的毁灭，即使核战争得以避免，核军备也会导致恐惧、怀疑和严格管制的气氛，而这恰恰不是自由和民主所能生存的气候。显而易见，贫国和富国之间的经济鸿沟将导致激烈的暴力和独裁——人们只是建议一些漫不经心的、同时也是无效的尝试来解决这些问题。事实上，我们似乎是要证明诸神使它们想要加以毁灭的人丧失了判断力。

由此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历程已经走得太远了。那么社会主义的历程又如何呢?那些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它们的打算是什么?它们取得了哪些成就呢?

19世纪的社会主义，不论是马克思式的还是许多其他形式的，都试图为每一个人成为有尊严的存在物建立一种物质基础，它企图以劳动来支配资本，而不是以资本来支配劳动。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劳动和资本不是两个经济学范畴，而是代表两个原则： 资本，代表财富的聚积，即所有;劳动，则代表生命和人的力量，即人的所是和所成。社会主义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物支配着生活，即所有高于所是;过去支配现在——社会主义试图颠倒这种关系。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人的复归，即实现自然型的、丰富的、与他人和自然界发生自然关系的、没有被异化、没有被损伤的个体的复归。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人应当抛弃套在他身上的锁链，抛弃虚幻和空想，使自己变成一个能创造性地运用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力量的人。社会主义试图使人成为独立的人，即站在他自己立场上的人，它相信，如果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如果“他作为他自己的存在，如果他肯定他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体与世界发生每一种联系，视、听、嗅、味、感情、思想、意志、爱，——总之，如果他肯定并表达他个人的所有器官的活动”;那么，人就能够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联合。

有人认为，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者教导人们，获得最大限度的物质的愿望是人类行为的最根本动力，与这种陈词滥调相反，社会主义者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使物质利益成为人类行为的深层动机。而社会主义为了肯定人自身，并把人从物质利益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则承认物质动机的存在。社会主义受到了人们的指责，是由于被人称作“唯物主义”，同时人们又以只有“利益动机”才能推动人们“竭心尽力”作为论据对社会主义加以批评(对人的这种自相矛盾性加以评论是令人悲哀的)。

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人的个性而不是同一性，是把人类从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不是使物质目标成为生活的主要关注的对象，是使人体验到整体的和谐性，而不是使一个人受另一个人的操纵和支配。社会主义的原则是，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目的，而绝不是他人的手段。社会主义试图建立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公民都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参与制定所有的决策。在这个社会中，公民之所以参与这些，是因为他是一个人而不是物，是因为他拥有的只是他自己的信念，而不是各种综合性意见。

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不仅贫穷是邪恶的，财富也同样是邪恶的。物质上的贫困，使人丧失了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而物质财富，又像权力一样，使人腐败，摧毁人类与生俱来的心智均衡性和适度性;使人产生一种不现实的、几乎是癫狂的个体的“独一无二”性的感觉。这种感觉使他感到他可以不像他的同类那样，受基本的现存条件的控制。社会主义试图使物质上的满足成为实现人生真正目的的手段，它不仅把个人财富视为对社会的威胁，而且也视为对个人的威胁而加以抛弃。事实上，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对正是与这一原则有关的。恰恰是依据这个逻辑，资本主义把日益增多物质财富视为自己的目标，而社会主义则视日益提高人的生产力、人的活力和人的幸福为自己的目标，物质的满足只是就其有益于实现人生目标的范围来说的。

社会主义希望最终废除国家，以至于只有物，而不是人由国家来管理。它以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为自己的目标，在这个社会里，自由和积极性将复归于个人。19世纪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社会主义，是欧洲和美国最富有意义的人道主义的精神运动。

那么，当今社会主义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社会主义又屈从于它曾试图取代的资本主义精神，不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解放人类的一种运动，它的朋友和敌人也都同样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仅仅是提高工人阶级的经济水平的一种运动，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目标却被人们遗忘了，或者说只是挂在口头上。正像资本主义那样，人们强调的都是经济增长目标，正像民主的理想失去了它的精神根基一样，社会主义理想也丧失了它的最深厚的根基——基督教的先驱者们对于和平、正义和人皆兄弟这一思想的信仰。

于是，社会主义成为了工人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得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不是超越资本主义，它不是改变资本主义，而是被资本主义精神所吸引。当1914年，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们放弃国际间的团结，而择其各自的经济利益和军事利益来反对他们曾经构想的国际主义与和平理想的时候，社会主义运动便彻底失败了。

把社会主义误认为是纯粹的经济运动，把生产手段的国家化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的错误，既产生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右翼，也产生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左翼。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改良主义领导者们，把提高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作为首要目标，并把某些大工业的国有化看作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关键的措施。仅仅在目前，很多人才认识到，企业国有化本身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实现，由官方委派的官僚来管理的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是不同于由不受官僚管理的工人来管理的社会主义的。

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同样是从经济方面来解释社会主义。但是，他们生活在远不如西欧发达且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度里，他们用恐吓和独裁来飞速加快资本的积累，而这曾经发生在19世纪的西欧。他们发展了一种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被证明是经济意义上的成功，人性意义上的毁损。他们建立了一种官僚统治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阶级差别——无论就经济意义，还是就其命令他人而言，——都比今天的任何资本主义社会更深刻、更严格。他们把自己的体制定义为社会主义的，是因为他们有完整的国有化经济，而实际上，他们的体制却彻底否定了社会主义的特征——肯定个体性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了赢得群众的支持，这些群众为资本的飞快积累必须作出令人难以忍受的牺牲，他们把社会主义的和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而这使他们得到的是被统治者与政府不甘情愿的合作。

因此，自由企业体制是远远优越于共产主义体制的，因为它一直保留了现代人类的最伟大的成就——政治自由——对人的尊严和个性的尊重，这把我们与人道主义的基本精神传统联结起来。它允许批评，允许提出有益于社会变化的、在实践上对苏维埃政权国家又是可能的建议。尽管如此，人们还是预见到，一旦苏维埃国家达到了与西欧和美国已经达到的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就是说，一旦他们满足了舒适的生活——他们将不再需要恐吓，但他们很可能会使用正在西方使用的同样的操纵手段： 暗示和劝告。这种发展引起20世纪的资本主义和20世纪的共产主义的融合。这两种体系都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它们的目标都是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和增加财富，它们两者都是由管理阶层和职业政治家来经营的社会。在外观上，它们两者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的。不管是西方的口头上的意识形态也好，还是东方的世俗的救世主义也好，它们都在一种集中化的体制中，在大型工厂中，在政治群众团体中，组织着民众，如果两者继续遵循同样的方式，那么，在这两种体制中，大众人——被异化了的人——有吃、有穿、有玩、被官僚统治的机器人，与众人具有同一目标的人——将取代富于创造性、富于思想、富于感情的人。物将是第一位的，而人将要死亡，人会谈论自由和个性，然而人将是虚无。

今天，我们站在哪一立场上呢?

资本主义和庸俗化了的、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已经把人类引向这般境地，即他有变成丧失人性的机器人的危险，他正在失去他的健全理性并处在完全的自我毁灭的边缘上。只有完全意识到人类的处境及其危险性，意识到一种能实现人类的自由、尊严、创造性、理性、正义和以团结为目标的新的远见，才能把人类从几乎注定腐烂、失去自由和自我毁灭的边缘中拯救出来。我们不能在自由企业管理体制和共产主义管理体制中被迫做出抉择，还存在第三种解决方式，即建立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真正的人的社会理想。

(王泽应、刘莉、雷希　译)

【赏析】

弗洛姆的这篇文章讲的是人的异化问题。异化是一个哲学和社会学的概念。它所反映的实质内容，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异化是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弗洛姆在这篇文章中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大对峙体制下人们的生存现实，把人被物异化、丧失个性和理想的尴尬境遇揭示出来，其深刻和细致足以令人警醒和深思。

20世纪人类科技取得迅猛发展，经济社会空前繁荣，人们所拥有的物质生产资料也异常丰富，但在这种进步的外表下，人的情感和道德水平却在下降，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吞噬着人的个性，人们原本所希冀的理性和自由在不知不觉中被湮没。当我们读到弗洛姆的分析的时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已经被体制和物质所统治，成了外物的奴隶。每一天，人们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去工作，以为所拥有的越多便越自由，而实际上呢，人不但在对外物的追求中迷失了自己本来的信念，反而为之所累。即使在作为实现个人价值手段的劳动中，人也沦为了生产线中的一环，如同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一样，个人创造性发挥的空间已然不复存在。劳动成为一种获得金钱的手段，成为不合人性的、有害的、无意义的东西。在异化的劳动中，人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和价值。不仅在经济上，在政治上人们也因为处于官僚主义的管理之下，像物一样失去了参与权和决定权。在消费领域，人更是被外界所引导，没有自己的选择。电视、报纸、杂志各种媒体以广告等种种方式对人进行轰炸似的催眠，刺激人们的欲望。人们的欲望不再是从人自身头脑中产生，反而脱离了人的意志控制范围，变主动为被动。当体制使人陷入了这样一种状态之中的时候，人们怎么可能还会拥有所谓信念和理想呢?回顾20世纪人类的思想历程，多少人被那巨大的无聊和空洞感所包围，流浪的灵魂找不到归宿，精神枯竭了，心灵干涸了。当初人们为经济的进步、文明的发展欢欣鼓舞的时候，有谁能预料物质丰富的另一面会是精神的匮乏?

弗洛姆把外在的、体制上的原因找到了，但是同时读者也不能不认真地反思： 人自身在造成这种局面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当外界的体制像枷锁一样剥夺了人们的自由的时候，当物质变被动为主动反过来奴役人的时候，人的独立思想在干什么?人的主观精神在干什么?这一切不仅仅是体制的错误，更是人本质上的惰性在作祟。屈从于外界的引导、满足于物质的丰富确实能够给人造成一种幸福的假象，而自由意志的抗争和独立精神的思索则难免伴随着痛苦和无奈，是满足于一时的轻松和幸福呢，还是力争灵魂的独立?20世纪的人们选择了后者，其结果却是自身个性和理想的泯灭。这一残酷的景象在许多人的生活中都在上演，可悲的是许多人对此并不自知。这就是人放纵惰性的后果，能够毁灭人的只有人类自己，而能够拯救人类的也只有人类自己，是我们应该吸取这样的教训的时候了： 人应该在不管任何时候都保持着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尤其是物质侵蚀人的精神的时候，人应该树立高度的警觉性，以自身的主观力量来跟客观的物质相抗衡。如果人屈服于自己的惰性，贪图一时的享受和愉悦，任由那些强加于自己的物质和观念控制自己的精神和思想，最终会陷入更大的空虚和无聊之中。弗洛姆写下这些文字的初衷，应该也是希望人们能够意识到人类当下的危险处境，唤起自己的理性精神和对自由的追求，重新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掌握自己的生存状态，哪怕只是一种乌托邦。无疑，我们现在需要这么一种乌托邦思想来改变我们的生存境遇，回归作为人应有的理性判断和精神传统，像弗洛姆所呼吁的那样： 让人压倒一切!

(徐杏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