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开国之初，事务家们同时还是有文化修养的人： 那些手握重权的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文化界的精英。权力与文化即便没有集于一身，也常常融合成一个群体。在那些有头脑，有活力的公众眼里，知识与权力是有机地联系着，不仅如此，许多决策都是由这些优秀的公众制定的。

詹姆斯·莱斯顿写道：“美国国会在19世纪30年代及1947年曾分别就希腊反抗土耳其统治、争取独立及希腊—土耳其形势问题进行过两次辩论。读读当时的纪录就最能说明问题了。前者严谨庄重、雄辩滔滔，从原则出发，提出论点，然后进行阐释，最后得出结论;而后者则是一堆论点、错误纪录的集合，既枯燥又混乱，文不对题。”1783年，乔治·华盛顿读了伏尔泰的《哲学书简》及洛克的《人类理智论》，而二百年之后的艾森豪威尔读的却是牛仔传奇和侦探小说。这种人现在已成为政界、军界及经济界里的显赫人物，简报、备忘录似乎不仅彻底取代了严肃书籍，也取代了报纸，这就一定会助长不道德的行为。修养不够，精神境界不高会令人感到羞惭，而这些人还达不到这个层次，更让人不安的是公众中的那些有识之士也并未对此提出警告，使他们坐卧不定。

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精英已经成了另外一种人，截然不同于那些从任何合乎情理的观点看都是文化精英的人物——敏感而有教养的人。在统治集团中，知识和权力并没有有机地结合起来。知识界人士即便与他们发生联系，那也不过是受雇他们而非平起平坐。掌权者，大富豪，社会闲人并不是有文化、有知识、有理性的人。更有甚者，尽管这两类人中那些庸俗自负者都成了显赫人物，但实际上却与文化精英毫无关联。

很多人以为权倾一时和富甲天下的人物是最有学识、或不妨说最精明的人物。这种观点还在许多无聊说法中找到了支持，什么“教育别人的人是因为自己是百无一用的人”、什么“你这般精明为何还没钱”。这些俏皮话不过反映了讲这话的人认为权力与金钱具有极重要的价值、对所有人都适用，特别适用于那些“很精明”的人。他们还认为知识总是以这种方式或说应当以这种方式得到补偿。另外这也是检验真才实学的试金石，有权有钱的人必定是最有学问的人，否则怎能成为今天这样的人呢?但是，说仕途顺利的人一定是精明的人，那就等于说权力就是知识;如果说财路亨通的人一定是精明的人，那就等于说金钱就是知识。

这些看法的确也揭示了一些真实情况，那就是即便到了今天，普通人也总是用知识和能力为权力和金钱进行解释和辩护。这些看法也揭示了知识变成某种经验后出现的情况。知识不再普遍地被视为是一种理想，而被看成是一种工具。在权力与财富起决定作用的社会里，知识被当做获取这两者的工具、当做言语交际中的点缀品，当成问答节目中的佐料。

知识使个人受益(搞清他是何许人，使他获得自由)——这就是个人理想中的知识;知识使某个文明受益(揭示人生意义，使之获得自由)——这就是社会理想中的知识。但是今天个人与社会理想中的知识合而为一，那就是看看知识能为精明人带来什么益处;是否能使他走在前头;对一个睿智的民族来说，是否使之给予她文化的荣耀及炫目的威力。

知识难得给有知识者带来权力，但那些权势欲极盛的人所具有的神秘知识及对这种知识的滥用却对那些没有抵御能力的人有直接的影响。知识本身及知识的运用无所谓好坏，约翰·亚当斯曾写道：“恶人积累知识的速度与好人是一致的。科学、艺术、经验、见识、学问等不仅可以用来造福，也同样可以用来作恶。”这番话是他在1790年讲的，时至今日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一句“的确如此”。

知识与权力的问题实质上是有知识者与有权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历来如此。让我们从当今美国权力部门中挑选一百名最有权势者，然后再给他们排排队，然后再从社会各界挑选出一百名最有知识的人，也给他们排排队。这二百人中有多少会既在此队又在彼队呢?当然，这种选人方法完全取决于我们对权力及知识的理解，特别是后者。但如果我们的理解同这两个词的词义一致，那么我们在当今美国社会中肯定找不到几个身处两队。同现在相比，这种人在建国伊始要比现在多得多。18世纪时，即使在这块前哨殖民地也是有权势者追求学识，有知识者拥有权力。我相信，在这方面我们饱尝了退步之苦。

现在权力和知识极少集于一身，但是有权势者左右的确总跟着一些具有某种知识或起码是老谋深算的人。这种人结果没有成为哲人君子而往往成了幕僚，而且是为一个既非君主型又非哲人的人做幕僚。有知识者在其经历中若碰到有权者，那是颇不正常的。高等学府与政府之间的联系甚微，一旦真的联系上了，他们也不过是以“专家”的面目出现，而这种专家的含义常常是“受雇于人的技术人才”。有知识者同社会上大多数人一样是靠职业过活的，这是当今对思想进行控制的最重要的手段。想向前发展就需要上层人士的认可，他们的好恶举足轻重。因此，就服务于权力这一点来说——在职业分属上——他们这样做常是身不由己的。

当今上流社会中的典型人物才智平平，有时虽讲良心，但仍属平庸之辈。他们的才智只是表现在偶尔意识到需要做决断时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一般还要把这种情绪埋在心底，在公开场合，他们的言论虔诚而富感情，坚定而无畏，欢快却空洞，只愿意考虑那些被节略和庸俗化过的、简化易懂且带有一定倾向的看法。他们是摘要和简报时代的大师，指令很简短，最长也不过一页，有事则打电话，不愿面对面交谈也不愿形诸文字。

说这些事务家思想混乱、才能平平，我当然不是说他们中就没有有才智的人，这也决非事实。但这可也不是“才智”多寡的问题——好像才智只是质同量不同的东西。实际上这是心智素质问题，这种素质要求把对本质合理性的评价，作为衡量一个人的生活、特点、行为的主要指标，这种指标正是美国那些重权在握的人所缺乏的。他们有的只是“权势”和“裁断”，而这些又在他们辉煌的成功中起到了比精明的见解或超凡的才智更关键的作用。

权倾一时的事务家周围有一大群权力技术副官，这些人的任务就是提供知识，甚至提供演说稿： 他们为他处理公共关系，为他代笔，做他的秘书，协助他进行管理，但也不要忘了那个委员会。决策手段增加了，美国政治圈内出现了理解危机，随之而来的常是决策上的优柔寡断。

精英缺少经验，不知标准为何物，专家们颐指气使，两者又搅合在一起，这不光是事实，而且是对公开演讲、公开辩论的一种阻力。比如在野党领袖对国家防卫政策提出了批评，最近有人就此问题向威尔逊提出质询，这位前任国防部长说：“你觉得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吗?”在记者进一步追问下，他不容辩驳地说：“军队首脑认为这是无懈可击的，我也这么看。”后来当问到具体问题时，他说了一句：“在某些问题上你只能去问上帝。”让上帝、让专家、让威尔逊先生承担如此重大的责任，还有政治领导的位置吗?更不要说让公众去讨论与军事问题同等重要的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了。

政界人物及其智囊除了智力修养不足外，还缺乏公众观念，这就是说重大决定和重要政策出台前并未经非难——辩解的过程，即智力型辩论的过程，甚至常常连这种意愿也没有。公共关系取代了理性的争辩、操纵、控制及未经辩论就推出的决定取代了民主权威。久而久之，随着行政管理代替了政治，在做出重要决定时连公众讨论一下的掩人耳目的华丽外衣也不需要了，有上帝、专家、威尔逊之流足矣。

官方保密范围越来越扩大了，受监视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因为这些人可能会把机密泄露给那些不该知道的人，即没有忠诚证明的人^①。涉及工业生产和原子武器使用的所有决定都是在未经真正辩论的情况下做出的，官方对那些需要认真辩论一番的具体项目或隐瞒或歪曲或欺骗。由于这些决定不仅对美国人而且实际上对整个人类都变得愈加关系重大，所以情报来源被掩盖得密不透风，与决定所需的相关事实，甚至与出台了的决策的相关情况都从政治便利的角度出发作为“官方机密”不让传播媒介有所了解。

与此同时，在那些传播媒介中，政治辩论方面的修养及敏感成分继续消失。这种对公众——或认为是公众——的缺乏内容的宣传，走到极点就跟牙膏、肥皂、香烟及汽车的商品宣传毫无区别了，这个社会对这类东西，或干脆说对这类东西的名称盛赞有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内容庞杂的商业广告往往通过含蓄表达、压缩文字、突出要点或无聊的陈述使之与真实情况脱节，将公众导入歧途，而且还常常是本末倒置，肚子、肾脏说的多，大脑、心脏说的少。关于这点还需说明的就是重大决策的制订者及那些让我们把他们选入决策机构的人所搞的公众宣传在与商业广告竞争，竞争中，思维混乱、荒诞离奇的特点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而这些特点在商业广告及商业宣传中是大量存在的。

当今美国事务家的思想混乱的程度甚于墨守成规。墨守成规通常指的是经过某种程度的深思熟虑对某些思想和价值取得确认，因此它具有(不论多么灵活或刻板的)心智和理性的特点。当今我们所要反对的是已形成风气的心不在焉的作风，我们要反对的是对可以提高公众知识水平的淡漠和恐惧的心态。这些有可能会造成空谈成风并制订出缺乏理性且经不住任何辩争的决策。

美国的危险并不是来自古怪、执拗的参议员们的既缺乏理性又欠文明的行为，而是来自国务卿做出的可敬的决断、总统的诚挚的滥调，来自出生于阳光明媚的加州的年轻真诚的政客们那吓人的自以为是。这些人以陈词滥调代替最理性的思考，这些滥调为民众所接受也使他们获得了合法的地位，没有什么流行观念能对这些滥调起到制衡作用。这些人是空想现实主义者，借现实主义之名，构想出一个虚幻的现实，借实际之名，勾勒出一个资本主义的海市蜃楼。他们以公共关系错综复杂为借口对已发事件不做任何负责的解释，以对心理战并不精明的看法代替对公众辩论的推崇，以做平庸判断时的机敏代替心智能力，以得政长官的态度代替精细选择及估量后果的能力。

(关慎果　译)

注释：

① Q -clearance： 美国政府发给经过彻底调查而合格的人员的证明。

【赏析】

《论知识与权力》探讨的是当下最为时髦的知识分子话题。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知识分子问题始终是社会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以此为研究对象衍生出社会学的一个专业分支： 知识社会学。米尔斯则被看做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代表人物。他始终致力于探讨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并为此写下大量学术著作。米尔斯的散文创作也大多以学术问题或时代焦点为主题，他在社会学和哲学方面受到的训练使他以哲理和求实的精神思考和研究问题，他的各种文章包括散文都具有论述严谨、逻辑清晰的特点，同时语词又颇为生动，即使是普通读者也可以从中一窥作者在思想领域的建树，得到思考的快乐。

在《论知识与权力》中，米尔斯一如既往地重申了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观点。他认为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已经随着那样一个时代的逝去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具有专业知识的各种领域中的专家。他们具有精细入微的专业知识和卓绝的头脑，但是缺少了必要的理性思考和人文关怀。与此同样引起他关注和忧虑的是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似乎变得更加对立。人们获取知识不是为了更好地掌握真理，掌握知识不再是求知的目的。知识成为换取财富、权力的一种途径，仕途上的精明、商业上的精明就成了富有知识的代名词，知识被等同于权力和金钱。这是米尔斯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他通过《论知识与权力》这篇文章想要批判的。

在散文的开头，米尔斯用一种讥嘲的口吻开始了他的写作。他用美国当时的政要与一百多年前的开国元勋们相比，以不加修饰的事实、直白而毫不客气的语言讽刺美国现在的政治精英们。在他看来，知识与权力的距离从未像他写作之时那样隔着遥远的距离，美国当代的领袖是一群精于权势而非掌握真理的人。那些人以阅读摘要代替深刻的书籍，以听取智囊团的意见代替真正的公众辩论。他们是政治精英，掌握着国家的权力和各项资源，然而却不是敏感而有教养的文化精英。米尔斯认为，真正的权力应该掌握在真正的精英、最优秀的公众手中，他们既是事务家，可以熟练处理各种事件，同时也是文化精英，善于思考，道德和思维都达到了至高的境界。美国开国之初的领袖们——富兰克林、华盛顿才是米尔斯理想中的人，真正的精英。他们才真正做到把权力和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米尔斯观察到知识分子甘于处在国家决策之外，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提供所谓的专业意见，而对于所要进行决策的问题并不在意。他对于这些臣服于官方的人表示了深深的忧虑。

从赫尔岑对于知识分子进行定义开始，对于知识分子的期待和批判从未停止过。在消费社会物质财富高度增长的大环境下，米尔斯不遗余力地呼吁着知识分子的觉醒，希望他们能够直面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责任。与同时代的社会学家贝尔等赞同知识分子退位、专业分工学者登场的观点不同，米尔斯认为学术分工的过分细化是十分可悲的事情。他始终认为知识分子不应该完全听命于那些手握重权、却缺乏知识和必要文化修养的权力精英，仅仅成为受雇于人的专业人才，他们应该承担起为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弱势群体和社会底层民众代言的责任。从米尔斯写作至今，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已经悄然过去，而他所提出的、关注的问题依然有其现实意义，给人深刻的启迪。

(王晓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