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秋，在彼得堡一家饭店里为前来俄国访问的维尔哈伦举行欢迎会，同一天，别斯图热夫高级女子专修班也举办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内部晚会(只限本校学员参加)。晚会的筹备人员中有位妇女灵机一动，想到把我也请去，让我向维尔哈伦致欢迎词，我对他怀有温柔的好感，不是因为他那轰动的大都市主义，而是因为一首小诗《在天边的一座木桥上》。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在彼得堡的饭店里举行的盛大招待会，有类似追悼会的感觉，燕尾服，上等香槟酒，拙劣的法语，还有祝酒词——鉴于此，我决定参加女学员的集会。

慈善机关的女施主们也亲临这个晚会，她们为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利而终生进行着斗争。其中有一位是女作家，阿里阿德娜·弗拉基米罗夫娜·特尔科娃-韦尔格日斯卡娅。我小的时候，她就认识我，我发言之后，她说：“瞧，阿尼奇卡已经为自己争来了平等的权利。”

我在演员的化妆室里遇见了勃洛克。

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去参加维尔哈伦的欢迎会。诗人以感人的直率回答道：“因为那儿有人会要求我发言，而我不会讲法语。”

一位女学员拿着名单来到我们面前，通知我在勃洛克之后朗诵。我哀求道：“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在您之后，我朗诵不了。”他的回答，带有责备之意：“安娜·安德列耶夫娜，你我都不是高音歌唱家。”当时他已经是俄国最著名的诗人了。而我，那两年里也经常在“诗人车间”、“艺术语言爱好者协会”和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塔”里朗诵自己的诗篇，可是在这儿，情况完全不同了。

如果说大舞台能够掩饰一个人，那么小平台就会把他无情地暴露于众。小平台活像断头台。那天，也许是我初次有了这种感受。对于站在小平台上的人来说，场内的人仿佛是一个千头怪物。大庭广众很难控制。在这方面，左琴科是个天才。帕斯捷尔纳克在小平台上也蛮随便。

谁也不认识我，所以当我出场时，便有人在喊：“这是谁?”勃洛克建议我朗诵《我们在这儿是群游手好闲之辈……》，我拒绝说：“每当我读到‘我穿上了窄筒裙’时——大家就哄笑。”他回答说：“每当我读到‘酒鬼们瞪着兔子一般的眼睛’时——他们也哄笑。”

好像不是在那儿，而是在另外一个文学晚会上，勃洛克听完伊戈尔·谢书里亚宁朗诵之后，回到演员化妆室，说：“他的嗓门油渍渍的，跟律师的一样。”

1913年底的一个礼拜天，我带着勃洛克的诗集去看他，请他签名留念。他在每一本书上都简简单单地写道：“赠阿赫马托娃——勃洛克”(《美女诗集》)。而在第三本上，诗人写了一首短诗献给我《有人会告诉你： 美丽是那么可怕……》。诗中说我披着西班牙披巾，而我从来没有那种披巾。当时勃洛克对卡门着了迷，所以把我也西班牙化了。老实说，我的发髻上从来也没有戴过红蔷薇。这首诗是用西班牙抒情诗体写成的，并非偶然。1921年春，我们在话剧大场的后台最后一次会晤时，勃洛克走到我面前问道：“那条西班牙披巾呢?”这是我听到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到勃洛克家只去过一次，在那唯一的一次访问时，我顺便提到诗人贝内迪克特·利夫希茨抱怨说，只是因为有勃洛克的存在，所以才妨碍了他写诗。勃洛克没有笑，而是十分严肃地对我说：“这我懂。列夫·托尔斯泰妨碍我写作。”

1914年夏，我到基辅郊区达尔尼察去探望妈妈。7月初，路经莫斯科，回斯列坡涅沃村我的家。在莫斯科时，我赶上了第一辆邮车就上了，我在平台上吸烟。火车进了某一站，车停了，月台上空空荡荡，有人把装信的口袋扔了下去。突然，勃洛克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不胜惊讶。我喊道：“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他回头看了看。因为他不仅是位伟大诗人，而且是个善于委婉提问的能手。他问道：“你跟谁同行?”我只来得及回答一句：“一个人。”火车开了。

51年后的今天，我翻开勃洛克的笔记本，我在1914年7月9日这一天读道：“我陪母亲到波得松涅奇纳雅去看一看疗养院。魔鬼在捉弄我。安娜·阿赫马托娃在邮车上。”

勃洛克在另一处说我和杰利马斯以及库兹明娜·卡拉瓦耶娃用电话把他折磨苦了。这事，我可以提供一点证据。

我给勃洛克挂过电话，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有个习惯，他往往把心中想的事说出声来，那天他以特有的直爽问道：“您给我来电话，大概因为阿里阿德娜·弗拉基米罗夫娜·特尔科娃把我说您的话，都告诉了您?”好奇心快把我憋死了，于是我在阿里阿德娜·弗拉基米罗夫娜接见来访者的一天，去看望她。我问她，勃洛克都说了些什么。我怎么央求，她也不肯说：“阿尼奇卡，我从来不把这位客人议论别人的话传给那个人。”

勃洛克的笔记本使人零星地有所得，它把模糊不清的往事从忘却的深渊中挖掘出来，并指明事件发生的时间。我又想起了那座木结构的伊萨克桥。桥梁燃着熊熊火焰向涅瓦河口飘去。我和我的同行者惊诧地望着那不曾见过的场面。勃洛克作了记载，这一天是1916年7月11日。

革命以后(1919年1月21日)我在戏剧食堂里又碰见了勃洛克，他脸色憔悴，瞪着一对发疯了似的眼睛。他对我说：“大家在这儿见面，仿佛已经到了那个世界。”

大战初期(1914年8月5日)我们三个人(勃洛克、古米廖夫和我)在皇村火车站吃饭(古米廖夫已经穿上了军装)。勃洛克当时走访了军人家属，以便给予帮助。当只剩下我们三人时，科利亚说：“难道把他派到前线上去?这等于把夜莺扔到油锅里炸。”

25年过去了，还是那座话剧大剧场里举行勃洛克纪念会(1946年)，我朗诵了一首刚刚写成的诗：

他说得对——又是街灯，药房，

涅瓦河水，万籁俱寂，花岗石墙……

他站在那里，活像本世纪初，

树立起来的纪念碑一样。

当时他向普希金纪念馆，

挥动手臂告别辞行，

他疲惫地接受了死亡，

作为不应得的安宁。

(乌兰汗　译)

【赏析】

阿赫马托娃是苏俄著名诗人。她的诗善于捕捉情感震颤、灵魂律动和心流涟漪，因而被诗评家称为“打开了一颗与其说是极其柔软，倒不如说是刚强的，与其说是爱流泪，倒不如说是残酷的抒情的心灵”。阿赫马托娃对散文也颇钟情，正如她自己所坦言： 散文对她始终充满着诱惑。

阿赫马托娃的散文，对于研究诗人本人的思想和经历，对于研究勃洛克、曼德尔施塔姆、古米廖夫和茨维塔耶娃，乃至对于研究白银时代甚至现代俄罗斯文学史，都具有重要意义。除关于普希金的论文和随笔外，阿赫马托娃生前发表过的散文寥寥可数，即使已发表的，刊行时也多有删节。阿氏选集中的散文，大多为学者在她逝世后根据遗稿编纂而成，诗人未及亲自审定。因此，文章中偶有重复、芜杂的地方，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些小疵，诚不足以掩去碧玉的光彩。

阿赫马托娃的研究性散文不但运用了第一手研究材料，而且睿见频出。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阿赫马托娃在文论史上几乎没有什么地位，但是她散见于书信、日记以及回忆录中的诗论、文论和创作谈，一点也不比专业文学评论家的高头讲章来得逊色。真知灼见又辅以斐然的文采，乃是诗人文论的本色，阿赫马托娃自不例外。

在阿赫马托娃眼中，亚历山大·勃洛克是一个严肃的、严谨的、直率的、幽默的诗人，但是他也不爱张扬，不愿意参加什么欢迎会，进行一些无聊的致辞。在阿赫马托娃眼中，勃洛克是一个写诗时可以忽视周围一切的人。勃洛克在给作者的签名中，竟然按照自己当时正念念不忘的卡门，把作者的女性美西班牙化。其实阿赫马托娃从来不是如此的美。在阿赫马托娃眼中，勃洛克的性格是敢说敢为的，尤其在学术探讨的问题上，从来都是大胆地探讨。在阿赫马托娃眼中，勃洛克也不是一个明哲保身的诗人。他积极地参加到革命中去，访问应征军人的家属，给予援助。为了革命，他积劳成疾，瘦骨嶙峋。

阿赫马托娃用自己丰富而又细腻的笔触“为同时代的很多伟大的诗人们建立了一座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更重要的是，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史上，很少有女性作家立足之地，更不要说与男作家们“同处一室”探讨文学和诗学问题了。阿赫马托娃这在绿海中的一点红，给19世纪的俄国文学注入了多样性的活力。

(陈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