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表的沧桑
在北京住了那么些年,经常路过天安门,也就总见着竖在金水桥前的华表。可这华表到底是代表怎么回事呢?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打听。后来读《史记》,才终于晓得,这华表原来大有来历。
据说,在唐虞盛世,“圣君”们很重视接受群众的监督,注意听取各种意见。除了在朝廷里设有史官、谏官之外,对来自民间的意见也很重视,“士传言谏过,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知识分子、平民百姓,做生意的人,都可以公开议论政事。尧又是其中一个很得人心的圣君。他在治理国家的时候,有一项措施是,树一根有一条横木象个“午”字那样的“表”在外头,叫做“诽谤之木”,让人们把他在政治上的缺失写在上面。这“诽谤之木”,相当于意见箱、意见簿之类。它就是华表的前身。
这“诽谤之木”如何一步步演化成华丽的装饰品华表呢?照我看,大概同“诽谤”这个词的含义的变迁有着很密切的联系。
如果我们细心地分析一下,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现象:一个词,本来的意思是好的,褒的,由于种种原因,它开始同它本来的含义区别、分开甚至闹到对立起来,变成一个坏的、贬的意思。例如“辩论”这个词,按照字典的解释,按照过去的理解,应当是持不同意见的各方互相讨论,分清是、非、真、假的意思。讨论问题的各方面应当是平等的,讨论的方法应当是说理的。然而,曾几何时,“辩论”这个词儿却变得有点可怕。“辩他一辩” 、“这个人挨辩论过”,这话给人的印象,是这个人犯了非同小可的错误,最少挨批判过。“造反”这个词,在封建社会、在解放前,等同作恶; 解放后,明白 “造反” 其实就是革命; 后来,又给林彪、“四人帮”把它搞成同捣乱、破坏一样意思。诸如此类,例子不少。“诽谤”这个词,同样有过这种经历。
现在我们讲“诽谤” ,那意思,同歪曲、造谣、诬蔑之类的词义是相同或接近的。其实,在最先,“诽谤” 只是非议的意思。对政事有什么非议,你就写在 “诽谤之木” 上头,如同今天写在意见簿上一样。既然是非议,是意见,粗分起来,最少有两种。一种是符合事实的,正确的; 一种是不符合事实的,错误的。为什么后来 “诽谤” 就只剩下后一种含义呢? 一种可能是,“诽谤之木” 老是写着一些造谣诬蔑的谎言,因而慢慢把“诽谤” 这个词败坏得如同造谣; 一种可能是,那上头写的其实是一些实实在在的值得听听的意见,统治阶级不喜欢,把一切非议都说成是坏的,得定罪的,慢慢地也会把“诽谤” 同恶毒攻击混同起来。看来,在封建社会,后一种可能性要大些。诽谤变成恶毒攻击,“诽谤之木” 给塑上龙凤,成为摆设,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这也不纯是靠推理。大家都晓得,秦始皇那时就是不欢迎提意见的。刘邦数秦的罪状,说它“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 ,只要非议一下秦始皇,就有灭族之祸。贾山给汉文帝上书,也讲到秦所以失败得那样快,就是由于他 “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諌之士” 。从这里看,在汉那时,“诽谤”两个字还并没有等同造谣诬蔑; 但是,秦始皇却早已经把它看成是很坏很坏的字眼了。也许在秦那时,“诽谤之木”就早成为阿房宫前面的华表了吧?
在封建社会,一些开国的皇帝,一些比较清醒的政治家,多少懂得设立这个意见牌之类的必要性。唐太宗李世民的纳谏且不去讲了。朱元璋也是个开国皇帝,他设了一个通政使司,就颇有点竖“诽谤之木”的味道。按规定,“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可以密封交到通政使司,然后直接送到朱元璋那里。洪武十年,他任命曾秉正当通政使,对曾“训谕”一番。意思说,政治好比水,得经常流通,使下情容易上达,天下才得太平,所以管这个单位叫“通政司”。朱元璋让人民有机会直接向皇帝非议政事,这个制度应当说是好的。
但是,封建皇帝到底不可能同人民群众有真正的“流通”,更多的时候是堵塞,搞“诽谤者族”。朱元璋自己当政时都未必通,他才死不久,一切更是告吹。不要说来自民间的非议他的子孙听不进,因为进谏而被皇帝下令廷杖致死的,多得难以统计。到后来,好几个皇帝索性根本不同大臣照面。当了十几年皇帝,见过一次大臣,就被歌颂为 “盛事”了。仅仅因为谏阻正德皇帝老是去游玩,就有数以百计的大臣罚跪午门,关入囚狱,廷杖至死。如此这般,昏昏噩噩地过了一百六十多年。
于是,明朝永乐皇帝修建的宫殿在,华表在,而明朝的江山却被这些未必懂得华表的作用的子孙断送了。竖立在那里的华表,就成了这一切的见证。
赏析 “原来是这么回事!”当一个事理突然明白之后,谁没有过那种快意的感受?然而,读毕《华表的沧桑》,留给读者的却不仅仅是快意的感受,而且是悠长的回味。
在杂文园地中,《华表的沧桑》应属知识性杂文。知识性杂文首先要讲知识。因此,文章一开头便用设问句提出华表来历的问题。随着作者娓娓的笔触,读者渐次明白了:华表原来是一根由唐虞盛世的圣君们树立的“诽谤之木”,用意在听取各种意见;华表的演化过程,推测是由于“诽谤”由中性词变为贬意词所造成的,因为昏庸的统治阶级不喜欢人们提意见;那么什么时候华表又变成装饰品了呢?作者借用事实说明可能在秦代。到这里,可以说文章便完成了讲解知识的任务,读者也便产生了“原来如此”的满意感受。
然而,文章的用意如果仅仅是为了介绍知识,那便不是杂文,而是别的什么文体了。《华表的沧桑》在这点上似乎很得要旨。它讲知识,更明事理; 它开人眼界,更给人启发。读到最后,一个鲜明的主题便产生了: 明君喜欢纳谏,昏君堵塞言路; 而导言者昌,废言者亡。原来,介绍知识只是手段,说明道理才是目的。
那么,是不是仅仅由于文章通过讲知识而明事理便受推崇呢?不。关键是知识讲得透彻,事理明得自然。这便是功力。文章的前六段已经揭示了主题,写到这里结束似乎也可以。那么,后三段为什么丝毫不感到蛇足而觉得非常必要呢?其原因大概有二。第一,华表的沧桑,只讲到秦朝似乎不够味,有代表性的朝代应该多讲几个,这样“沧桑”才能名副其实,才有历史感; 第二,鲜明的对比使得主题愈加鲜明,给读者的震动愈加强烈,印象也就愈加深刻。
据说,在唐虞盛世,“圣君”们很重视接受群众的监督,注意听取各种意见。除了在朝廷里设有史官、谏官之外,对来自民间的意见也很重视,“士传言谏过,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知识分子、平民百姓,做生意的人,都可以公开议论政事。尧又是其中一个很得人心的圣君。他在治理国家的时候,有一项措施是,树一根有一条横木象个“午”字那样的“表”在外头,叫做“诽谤之木”,让人们把他在政治上的缺失写在上面。这“诽谤之木”,相当于意见箱、意见簿之类。它就是华表的前身。
这“诽谤之木”如何一步步演化成华丽的装饰品华表呢?照我看,大概同“诽谤”这个词的含义的变迁有着很密切的联系。
如果我们细心地分析一下,确实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现象:一个词,本来的意思是好的,褒的,由于种种原因,它开始同它本来的含义区别、分开甚至闹到对立起来,变成一个坏的、贬的意思。例如“辩论”这个词,按照字典的解释,按照过去的理解,应当是持不同意见的各方互相讨论,分清是、非、真、假的意思。讨论问题的各方面应当是平等的,讨论的方法应当是说理的。然而,曾几何时,“辩论”这个词儿却变得有点可怕。“辩他一辩” 、“这个人挨辩论过”,这话给人的印象,是这个人犯了非同小可的错误,最少挨批判过。“造反”这个词,在封建社会、在解放前,等同作恶; 解放后,明白 “造反” 其实就是革命; 后来,又给林彪、“四人帮”把它搞成同捣乱、破坏一样意思。诸如此类,例子不少。“诽谤”这个词,同样有过这种经历。
现在我们讲“诽谤” ,那意思,同歪曲、造谣、诬蔑之类的词义是相同或接近的。其实,在最先,“诽谤” 只是非议的意思。对政事有什么非议,你就写在 “诽谤之木” 上头,如同今天写在意见簿上一样。既然是非议,是意见,粗分起来,最少有两种。一种是符合事实的,正确的; 一种是不符合事实的,错误的。为什么后来 “诽谤” 就只剩下后一种含义呢? 一种可能是,“诽谤之木” 老是写着一些造谣诬蔑的谎言,因而慢慢把“诽谤” 这个词败坏得如同造谣; 一种可能是,那上头写的其实是一些实实在在的值得听听的意见,统治阶级不喜欢,把一切非议都说成是坏的,得定罪的,慢慢地也会把“诽谤” 同恶毒攻击混同起来。看来,在封建社会,后一种可能性要大些。诽谤变成恶毒攻击,“诽谤之木” 给塑上龙凤,成为摆设,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这也不纯是靠推理。大家都晓得,秦始皇那时就是不欢迎提意见的。刘邦数秦的罪状,说它“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 ,只要非议一下秦始皇,就有灭族之祸。贾山给汉文帝上书,也讲到秦所以失败得那样快,就是由于他 “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諌之士” 。从这里看,在汉那时,“诽谤”两个字还并没有等同造谣诬蔑; 但是,秦始皇却早已经把它看成是很坏很坏的字眼了。也许在秦那时,“诽谤之木”就早成为阿房宫前面的华表了吧?
在封建社会,一些开国的皇帝,一些比较清醒的政治家,多少懂得设立这个意见牌之类的必要性。唐太宗李世民的纳谏且不去讲了。朱元璋也是个开国皇帝,他设了一个通政使司,就颇有点竖“诽谤之木”的味道。按规定,“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可以密封交到通政使司,然后直接送到朱元璋那里。洪武十年,他任命曾秉正当通政使,对曾“训谕”一番。意思说,政治好比水,得经常流通,使下情容易上达,天下才得太平,所以管这个单位叫“通政司”。朱元璋让人民有机会直接向皇帝非议政事,这个制度应当说是好的。
但是,封建皇帝到底不可能同人民群众有真正的“流通”,更多的时候是堵塞,搞“诽谤者族”。朱元璋自己当政时都未必通,他才死不久,一切更是告吹。不要说来自民间的非议他的子孙听不进,因为进谏而被皇帝下令廷杖致死的,多得难以统计。到后来,好几个皇帝索性根本不同大臣照面。当了十几年皇帝,见过一次大臣,就被歌颂为 “盛事”了。仅仅因为谏阻正德皇帝老是去游玩,就有数以百计的大臣罚跪午门,关入囚狱,廷杖至死。如此这般,昏昏噩噩地过了一百六十多年。
于是,明朝永乐皇帝修建的宫殿在,华表在,而明朝的江山却被这些未必懂得华表的作用的子孙断送了。竖立在那里的华表,就成了这一切的见证。
(1980年2月18日《羊城晚报》)
赏析 “原来是这么回事!”当一个事理突然明白之后,谁没有过那种快意的感受?然而,读毕《华表的沧桑》,留给读者的却不仅仅是快意的感受,而且是悠长的回味。
在杂文园地中,《华表的沧桑》应属知识性杂文。知识性杂文首先要讲知识。因此,文章一开头便用设问句提出华表来历的问题。随着作者娓娓的笔触,读者渐次明白了:华表原来是一根由唐虞盛世的圣君们树立的“诽谤之木”,用意在听取各种意见;华表的演化过程,推测是由于“诽谤”由中性词变为贬意词所造成的,因为昏庸的统治阶级不喜欢人们提意见;那么什么时候华表又变成装饰品了呢?作者借用事实说明可能在秦代。到这里,可以说文章便完成了讲解知识的任务,读者也便产生了“原来如此”的满意感受。
然而,文章的用意如果仅仅是为了介绍知识,那便不是杂文,而是别的什么文体了。《华表的沧桑》在这点上似乎很得要旨。它讲知识,更明事理; 它开人眼界,更给人启发。读到最后,一个鲜明的主题便产生了: 明君喜欢纳谏,昏君堵塞言路; 而导言者昌,废言者亡。原来,介绍知识只是手段,说明道理才是目的。
那么,是不是仅仅由于文章通过讲知识而明事理便受推崇呢?不。关键是知识讲得透彻,事理明得自然。这便是功力。文章的前六段已经揭示了主题,写到这里结束似乎也可以。那么,后三段为什么丝毫不感到蛇足而觉得非常必要呢?其原因大概有二。第一,华表的沧桑,只讲到秦朝似乎不够味,有代表性的朝代应该多讲几个,这样“沧桑”才能名副其实,才有历史感; 第二,鲜明的对比使得主题愈加鲜明,给读者的震动愈加强烈,印象也就愈加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