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朝下”
外国俗话说:上帝要让谁灭亡,先使他发狂。林彪、“四人帮”是一伙两眼血丝通红的复辟狂,在他们眼里,我们这个世界是全部颠倒的。正象先前戏台上丑角曾念过的一段数板一样: “东西街,南北走,十字路口人咬狗,拿起狗,砍砖头,反被砖头咬了手。”
在林彪、“四人帮”的词典里,和我们普通人不同,我们叫做黑的,他们正好叫做白,我们叫做对的,他们一定说不对。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也全被颠倒过来了。
革命不是个好名词 么? 但林彪、“四人帮” 说,“不行! ”这不彻底,得革革命,得专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昨天你是革命动力,今天你就正好是对象,这就叫“彻底革命”。彻底到正好头朝下,敌我掉个过。
政治不是得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么? 物质不是决定精神么? 生产力不是决定生产关系么?不! 在林彪、“四人帮”那里,正好掉过来,思想落实到思想上,政治落实到政治上,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精神决定物质,天才决定世界。他们所谓的“造反”,就是把一切翻过来,女人应该打倒男人,青年人得打倒中年人和老年人,工人打倒科学家,学生打倒老师,儿子一天得把老子娘打三遍才造反彻了底。你若说这不是乱了套么? 对啊! 越乱越好,不乱哪能革命! 林彪、“四人帮”不但这样说,也这样干,就是要乱思想,乱理论,乱政治,乱经济,乱文化,乱法制,乱道德风气。总之,一切都得乱,越乱越好,一切都得头朝下,脚朝天。
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么? 不! 要用本本来检验真理。本本上“句句是真理” ,岂能受实践检验?再如: 一切真理不是都具有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辩证关系么?不! 只有绝对性,没有相对性,“一句顶一万句” ,到此就是“顶峰”,而且这一切还是在打着 “高举” 的旗帜进行的哩!
我们一些同志,在前几年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有过一段头上戴帽子、时时挨棍子的经历,照理说应该清醒一点,但不知为什么,也有些眼花了,看事物影象有点不清楚了,或者也有点头朝下脚朝天,物影倒立,是非颠倒,所以也说了一些让人吃惊的胡话。对一些本来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ABC,也闹不清了。这是实实在在的不幸的事实。
清人李汝珍写了一部《镜花缘》,他异想天开写了一些海外奇谈,在那些君子国、女儿国、长人国、小人国里都发生了颠倒怪诞的事情,如那个须眉男子林之洋就被当女人看待,被缠了脚。但我们当年看《镜花缘》时,何曾想得到,我们也会再经历一次林之洋式的命运,而且这场灾害是如此之重,以至我们今天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得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把被颠倒了的东西重新摆正。
什么是拨乱反正?首先就得把事实的本相摆端正。从此别再头朝下,拿大顶。这是起码的第一步。
赏析 写杂文,讲究一个“化”字,即把抽象的化成形象的,把深奥的化成浅显的。因为只有形象和浅显,才能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杂文的战斗作用。
宋振庭的《头朝下》这篇杂文,“化”得就比较出色。它把林彪、“四人帮”一伙颠倒黑白、本末倒置的种种卑劣行径,概括成一个杂技艺术形象——拿大顶、“头朝下”,既贴切、逼真,又入木三分、一针见血,真可谓鞭辟入里,“出神入化”。
化入还要化出,在树起一个“头朝下”的形象之后,杂文又条分缕析地历数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种种丑行:你要革命吗?他们则要革革命;你要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他们则捧出“句句是真理”的本本,用本本来检验真理。由于他们头朝下看世界,自然一切都是颠倒的。因此,物质便不再决定精神,而是精神决定物质;生产力不再决定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就连造起反来,也是无以复加的“彻底”,以至于儿子一天得把娘老子打三遍才行。总之,在林彪、“四人帮”眼里,是一切都得乱,越乱越好,一切都得头朝下,脚朝天。
深刻的剖析,辛辣的讽刺。杂文运用“归谬法”,把林彪、“四人帮”一伙荒唐又荒谬的歪理,集中起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使杂文的投枪、匕首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记得俄国着名作家果戈里曾这样说过: “讽刺和嘲笑是伟大的事情,它既夺不了生命,也夺不了庄园,但有罪的人在它面前就象一只被缚起的兔子”。在《头朝下》这篇杂文面前,林彪、“四人帮”不也象被缚起的兔子吗?
对丑类的讽刺,自然应是无情的。对犯过错误的同志的讽刺,则要掌握恰当的分寸。《头朝下》正是这样。它在谈到某些戴过帽子挨过棍子的同志仍然说着一些令人吃惊的胡话,干着一些让人费解的糊涂事时,是这样评说的: 他们“照理说应该清醒一点,但不知为什么,也有些眼花了,看事物影象有点不清楚了,或者也有点头朝下脚朝天,物影倒立,是非颠倒” 。使人觉得既尖锐,又中肯。
借助一个“头朝下”的形象,把林彪、“四人帮”一伙的丑恶嘴脸刻画下来,且又如此惟妙惟肖,不能不说是“化”的功劳。写杂文要讲究“化”,由此可见一斑。
在林彪、“四人帮”的词典里,和我们普通人不同,我们叫做黑的,他们正好叫做白,我们叫做对的,他们一定说不对。什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也全被颠倒过来了。
革命不是个好名词 么? 但林彪、“四人帮” 说,“不行! ”这不彻底,得革革命,得专革那些革过命的人的命。昨天你是革命动力,今天你就正好是对象,这就叫“彻底革命”。彻底到正好头朝下,敌我掉个过。
政治不是得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么? 物质不是决定精神么? 生产力不是决定生产关系么?不! 在林彪、“四人帮”那里,正好掉过来,思想落实到思想上,政治落实到政治上,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精神决定物质,天才决定世界。他们所谓的“造反”,就是把一切翻过来,女人应该打倒男人,青年人得打倒中年人和老年人,工人打倒科学家,学生打倒老师,儿子一天得把老子娘打三遍才造反彻了底。你若说这不是乱了套么? 对啊! 越乱越好,不乱哪能革命! 林彪、“四人帮”不但这样说,也这样干,就是要乱思想,乱理论,乱政治,乱经济,乱文化,乱法制,乱道德风气。总之,一切都得乱,越乱越好,一切都得头朝下,脚朝天。
实践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么? 不! 要用本本来检验真理。本本上“句句是真理” ,岂能受实践检验?再如: 一切真理不是都具有相对性和绝对性的辩证关系么?不! 只有绝对性,没有相对性,“一句顶一万句” ,到此就是“顶峰”,而且这一切还是在打着 “高举” 的旗帜进行的哩!
我们一些同志,在前几年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有过一段头上戴帽子、时时挨棍子的经历,照理说应该清醒一点,但不知为什么,也有些眼花了,看事物影象有点不清楚了,或者也有点头朝下脚朝天,物影倒立,是非颠倒,所以也说了一些让人吃惊的胡话。对一些本来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ABC,也闹不清了。这是实实在在的不幸的事实。
清人李汝珍写了一部《镜花缘》,他异想天开写了一些海外奇谈,在那些君子国、女儿国、长人国、小人国里都发生了颠倒怪诞的事情,如那个须眉男子林之洋就被当女人看待,被缠了脚。但我们当年看《镜花缘》时,何曾想得到,我们也会再经历一次林之洋式的命运,而且这场灾害是如此之重,以至我们今天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还得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把被颠倒了的东西重新摆正。
什么是拨乱反正?首先就得把事实的本相摆端正。从此别再头朝下,拿大顶。这是起码的第一步。
(1979 年1月14日《人民日报》)
赏析 写杂文,讲究一个“化”字,即把抽象的化成形象的,把深奥的化成浅显的。因为只有形象和浅显,才能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杂文的战斗作用。
宋振庭的《头朝下》这篇杂文,“化”得就比较出色。它把林彪、“四人帮”一伙颠倒黑白、本末倒置的种种卑劣行径,概括成一个杂技艺术形象——拿大顶、“头朝下”,既贴切、逼真,又入木三分、一针见血,真可谓鞭辟入里,“出神入化”。
化入还要化出,在树起一个“头朝下”的形象之后,杂文又条分缕析地历数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种种丑行:你要革命吗?他们则要革革命;你要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他们则捧出“句句是真理”的本本,用本本来检验真理。由于他们头朝下看世界,自然一切都是颠倒的。因此,物质便不再决定精神,而是精神决定物质;生产力不再决定生产关系,而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就连造起反来,也是无以复加的“彻底”,以至于儿子一天得把娘老子打三遍才行。总之,在林彪、“四人帮”眼里,是一切都得乱,越乱越好,一切都得头朝下,脚朝天。
深刻的剖析,辛辣的讽刺。杂文运用“归谬法”,把林彪、“四人帮”一伙荒唐又荒谬的歪理,集中起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使杂文的投枪、匕首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记得俄国着名作家果戈里曾这样说过: “讽刺和嘲笑是伟大的事情,它既夺不了生命,也夺不了庄园,但有罪的人在它面前就象一只被缚起的兔子”。在《头朝下》这篇杂文面前,林彪、“四人帮”不也象被缚起的兔子吗?
对丑类的讽刺,自然应是无情的。对犯过错误的同志的讽刺,则要掌握恰当的分寸。《头朝下》正是这样。它在谈到某些戴过帽子挨过棍子的同志仍然说着一些令人吃惊的胡话,干着一些让人费解的糊涂事时,是这样评说的: 他们“照理说应该清醒一点,但不知为什么,也有些眼花了,看事物影象有点不清楚了,或者也有点头朝下脚朝天,物影倒立,是非颠倒” 。使人觉得既尖锐,又中肯。
借助一个“头朝下”的形象,把林彪、“四人帮”一伙的丑恶嘴脸刻画下来,且又如此惟妙惟肖,不能不说是“化”的功劳。写杂文要讲究“化”,由此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