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怕民主
4月16日《人民日报》第六版刊登的武汉电中说: “武汉市干部学习毛主席讲话获得初步成绩”,但“干部中还有一些思想问题。有的干部认为‘情况比过去复杂得多了,干部难当了’,也有的认为‘现在群众民主太多,事情难办’,留恋过去的某些简单的工作方法”。
这电文把有的干部的嫌“群众民主太多”,也归结为“留恋过去的某些简单的工作方法”的问题,我不免有些怀疑。当然,干部的民主不民主,对工作方法的复杂和简单,不是毫无影响的。但是,不一定民主的就复杂,不民主的就简单。据我所见,有的不嫌民主多的干部,工作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让群众说去,干去,放任自流,不研究,不集中,不解决问题。而有的极讨厌民主的干部,为了嫌某一个“群众” 的 “民主太多” ,于是“首长负责,发动群众,统一思想”,费尽心机。他的工作方法,真是复杂极了。
所以,我以为嫌民主太多就是嫌民主太多,不应于工作方法混为一谈。
现在的比较高级的干部,都是吃过国民党的不民主的苦头,曾为争取民主而奋斗多年的; 他们也深知国民党的压制民主的“工作方法”之复杂。现在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了,而有的高级干部,却嫌“群众民主太多” 了,这是什么原 因呢?也许,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干部” ,从“群众” 身份中解放出来了; 也许,他过去的争民主,仅仅是为了他自己,并非为了群众——但我不敢武断。
但总而言之,现在有些干部却实在是嫌民主太多,而且愈来愈怕民主。我看,对百花齐放的怕,对百家争鸣的怕,尽管动机有好坏,理由有工拙,实质上都是对民主的怕。
为什么怕民主呢? 有的自以为是为党为国,怕民主多起来,社会主义就会动摇; 他看得党、国的基础薄弱得很。也有的,却只是为了自己,怕民主多起来,自己的什么架子摆不稳了; 他暗中对于自己的基础,倒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党、国的基础,并不那么薄弱,因为那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且也就是民主。民主的党、国,怎么会被民主所动摇呢! 所以,真正为党为国的同志,是大可不必担这“杞人” 之忧的。
至于个人的基础,当然很难说。倘若,这基础只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构成,那么,自然经不起民主的冲击的。但既然如此,怕,也不中用,而且愈怕愈不中用,还是自己也赶快和“群众” 一道,站到民主的基础上去的好。否则,开始的时候,群众嫌民主少了,你嫌民主多了,但因多少还有一点民主,所以,那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的; 而处理不当,群众对你的不满就要加深,你却更害怕,那么,发展下去矛盾就可能变成对抗性的了。所以,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得正确不正确,会不会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是决定于民主不民主,而不是决定于工作方法之简单与复杂的。
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在生命力发挥完了以后,或者在任务完成以后,是必然要消亡的。将来,共产党要消亡,国家要消亡,至于现在的民主制,据列宁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要消亡的。但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在目前,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只供少数的富人享受的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失去存在的理由了,而供广大劳动群众享受的民主,却不但不会消亡,而且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要大大发展的。现在这种民主不是太多了,而是还不够。正是这种民主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日益完美以至过渡到共产主义去。
《人民日报》上,在发表上述的武汉电的同时,发表了关于上海知识界也在讨论毛主席的讲话的消息,其标题是《在民主的气氛中展开激烈争论》,我以为,这比武汉电的提法来得中肯。
赏析 徐懋庸的杂文以战斗性见长,30年代曾受到鲁迅的赏识。徐懋庸50年代的杂文,保持和发扬了30年代的战斗风格,他对一些极易发生在执政党身上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不民主作风等不良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刚直不阿、敢说敢为的品格。本文就体现了这种特点。
这篇文章的写作,缘起于1957年4月16日《人民日报》上的一则不引人注目的电文,即有些干部将现在的事情难办归结为“群众民主太多”,并因此而“留恋过去的某些简单的工作方法”。正是这样一则电文,深深触动了作者,使他感到我们在民主问题上的某些失误。针对这一问题,作者一层层展开论述。首先分析了这种关于民主的偏颇认识的来源,然后逐条加以批驳,最后从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规律上概括和描绘了民主的一般发展进程,肯定了社会主义民主做为一种历史存在的伟大作用。作者高屋建瓴,秉笔直书,博大的历史感同一个共产党员的强烈现实责任感交织在字里行间,深刻而又率直。对于那些关于民主的错误看法的批驳,构成了本文的中心,而在批驳中,作者又特别注意选择重点与要害进行一针见血、毫不留情的揭露。如对民主的怕,作者特别注意了个人的原因,即由于害怕动摇个人的官位而害怕民主的冲击。作者认为,这种因为自己已经是“干部”而把自己从“群众”身份中 “解放”出来的做法,是十分有害的,这种“解放”极有可能导致“干部”与“群众”的对立,从而“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这里,民主之于党和人民的桥梁作用已经不言自明,而对那些视民主为畏途的人也无异于一次当头棒喝。
这篇杂文写得尖锐深刻而又从容不迫,感情饱满且逻辑性强,在我们实行开放搞活、重建社会主义民主新秩序的今天,读来仍有启发意义。
这电文把有的干部的嫌“群众民主太多”,也归结为“留恋过去的某些简单的工作方法”的问题,我不免有些怀疑。当然,干部的民主不民主,对工作方法的复杂和简单,不是毫无影响的。但是,不一定民主的就复杂,不民主的就简单。据我所见,有的不嫌民主多的干部,工作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让群众说去,干去,放任自流,不研究,不集中,不解决问题。而有的极讨厌民主的干部,为了嫌某一个“群众” 的 “民主太多” ,于是“首长负责,发动群众,统一思想”,费尽心机。他的工作方法,真是复杂极了。
所以,我以为嫌民主太多就是嫌民主太多,不应于工作方法混为一谈。
现在的比较高级的干部,都是吃过国民党的不民主的苦头,曾为争取民主而奋斗多年的; 他们也深知国民党的压制民主的“工作方法”之复杂。现在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了,而有的高级干部,却嫌“群众民主太多” 了,这是什么原 因呢?也许,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干部” ,从“群众” 身份中解放出来了; 也许,他过去的争民主,仅仅是为了他自己,并非为了群众——但我不敢武断。
但总而言之,现在有些干部却实在是嫌民主太多,而且愈来愈怕民主。我看,对百花齐放的怕,对百家争鸣的怕,尽管动机有好坏,理由有工拙,实质上都是对民主的怕。
为什么怕民主呢? 有的自以为是为党为国,怕民主多起来,社会主义就会动摇; 他看得党、国的基础薄弱得很。也有的,却只是为了自己,怕民主多起来,自己的什么架子摆不稳了; 他暗中对于自己的基础,倒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党、国的基础,并不那么薄弱,因为那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且也就是民主。民主的党、国,怎么会被民主所动摇呢! 所以,真正为党为国的同志,是大可不必担这“杞人” 之忧的。
至于个人的基础,当然很难说。倘若,这基础只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构成,那么,自然经不起民主的冲击的。但既然如此,怕,也不中用,而且愈怕愈不中用,还是自己也赶快和“群众” 一道,站到民主的基础上去的好。否则,开始的时候,群众嫌民主少了,你嫌民主多了,但因多少还有一点民主,所以,那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的; 而处理不当,群众对你的不满就要加深,你却更害怕,那么,发展下去矛盾就可能变成对抗性的了。所以,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得正确不正确,会不会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是决定于民主不民主,而不是决定于工作方法之简单与复杂的。
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在生命力发挥完了以后,或者在任务完成以后,是必然要消亡的。将来,共产党要消亡,国家要消亡,至于现在的民主制,据列宁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要消亡的。但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在目前,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只供少数的富人享受的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失去存在的理由了,而供广大劳动群众享受的民主,却不但不会消亡,而且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要大大发展的。现在这种民主不是太多了,而是还不够。正是这种民主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日益完美以至过渡到共产主义去。
《人民日报》上,在发表上述的武汉电的同时,发表了关于上海知识界也在讨论毛主席的讲话的消息,其标题是《在民主的气氛中展开激烈争论》,我以为,这比武汉电的提法来得中肯。
(1957年4月20日《人民日报》)
赏析 徐懋庸的杂文以战斗性见长,30年代曾受到鲁迅的赏识。徐懋庸50年代的杂文,保持和发扬了30年代的战斗风格,他对一些极易发生在执政党身上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不民主作风等不良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刚直不阿、敢说敢为的品格。本文就体现了这种特点。
这篇文章的写作,缘起于1957年4月16日《人民日报》上的一则不引人注目的电文,即有些干部将现在的事情难办归结为“群众民主太多”,并因此而“留恋过去的某些简单的工作方法”。正是这样一则电文,深深触动了作者,使他感到我们在民主问题上的某些失误。针对这一问题,作者一层层展开论述。首先分析了这种关于民主的偏颇认识的来源,然后逐条加以批驳,最后从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规律上概括和描绘了民主的一般发展进程,肯定了社会主义民主做为一种历史存在的伟大作用。作者高屋建瓴,秉笔直书,博大的历史感同一个共产党员的强烈现实责任感交织在字里行间,深刻而又率直。对于那些关于民主的错误看法的批驳,构成了本文的中心,而在批驳中,作者又特别注意选择重点与要害进行一针见血、毫不留情的揭露。如对民主的怕,作者特别注意了个人的原因,即由于害怕动摇个人的官位而害怕民主的冲击。作者认为,这种因为自己已经是“干部”而把自己从“群众”身份中 “解放”出来的做法,是十分有害的,这种“解放”极有可能导致“干部”与“群众”的对立,从而“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这里,民主之于党和人民的桥梁作用已经不言自明,而对那些视民主为畏途的人也无异于一次当头棒喝。
这篇杂文写得尖锐深刻而又从容不迫,感情饱满且逻辑性强,在我们实行开放搞活、重建社会主义民主新秩序的今天,读来仍有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