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国的卖国贼贝当被判死刑的时候,他说: “我很不幸不是一个中国人,假若我和吉斯林等都是中国人的话,是不会遭到这种命运的。”这话在一个中国人民听来,谁都会深深的感到耻辱。但事实回答了贝当的叹息。中国的国贼,同样要受到人民的制裁,人民的政府一定会代表人民的公意,给那些罪大恶极的首要战犯以应得的处决。国人皆曰可杀,杀无赦。
        前天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组织特别法庭,公审战犯于品卿,判处死刑,昨天已经执行枪决了,真是大快人心的事!
        于逆是伪蒙古自治政府副主席,同德穆楚克(伪主席)李守信(伪副主席)一起,为虎作伥,用各种方法,搜括蒙汉两地的民脂民膏,支持敌寇的侵略战争。敌寇一有所需,他们便有百般策划,献铜,献铁,献金,献飞机,以伪蒙政府名义征收各种苛捐杂税。最使人民感受痛苦的,便是组合统制。八年来,人民得不到布匹,得不到粮食,小孩因不能消化带沙的糠米,饿死的、病死的、冻死的不知多少。他们为要博得日人的欢心,维持自己的地位,一切无耻、丧天害理的事都干得出来。张家口广衢要道河沿街,从前本是贫民住宅,他们要讨好日人,说这地区有碍观瞻,改修大路,数百家贫民屋宇一扫而光,住民啼哭哀求,不得不挈妻携子,辗转流离,不如丧家之犬。张家口的市民曾经告诉过我:“这个东西的作恶,不是一件两件的敲诈,在一些小的事情上,他还会假装好人,其实他是最坏的人,日本人在时的一切苛政暴行,都是通过他们几个人计划命令的。受他们祸害的,是我们所有察南晋北两区的人民。”所以当他被执行死刑时,全张家口的市民都拍手称快,拥挤在街道两旁,直跟到刑场,在刑场大声吼叫: “谁不认识你大汉奸! 你也有今天! 只枪毙你,太好了你啦! ”他们毫没有注意这一个最卑污的灵魂在他们怒吼下的战抖,和临死前的衰弱。他们用欢忻的心情伴随着人民的枪弹射入了那卖国贼的脑袋,结束了这血海怨仇。
        这样的中国是我们所希望的,这样民主的代表人民公意的政府是我们所拥护的。但不幸得很,贝当所指的中国还在很多的地方存在。在那里,他们不收缴敌寇武装; 而利用敌寇武装,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至于战争首犯,则尤游上都,加官进爵,款如上宾,与于品卿同为蒙古儿皇帝的德穆楚克、李守信,不正是高居重庆,弹冠相贺么? ! 他们听到于逆的命运时,战栗之余,或许会学着贝当的语调: “幸而我们住在重庆中国,在国民党当局庇护之下……”
        贝当的叹息,是使我们中国人民感到耻辱的,但不知那些代表中国去受降的统治者们如何感想。德穆楚克、李守信等战争罪犯安居重庆,是使我们中国人民感到不幸和不平,但又不知那些天天嚷着惩治战犯的统治者们如何感想。
        重庆茅盾先生曾对这样的情况,感慨的大呼: “复员乎? 复原乎?”我现遥远的响应着他: “复员,亦是复原!岂不闻古语有云: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 乎?”但我却应该加上一句: “只有人民的中国,才有窃国者诛! ”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跨到新的时代来》)

        赏析 杂文的开头不仅仅要以“奇句夺目”,而且要包含善于引发议论和引起读者联想的多种意义。本文就做到了这一点。文章用法国卖国者贝当的话为议论的由头,说他要是中国人,卖国也不会被杀掉。这颇使每个中国人深思。果真如此,中国无非是一个没有正义的最腐败、最黑暗的国家,民族也是一个没有信仰、没有骨气的软弱民族。反之,如果他的话是虚拟的,那便是对中国人的莫大羞辱,中国人应慷慨驳之。这逆反的两条线,既是下文议论的逻辑线索,也是读者联想的脉络。
        首先,作者用事实证明人民的中国对“窃国者”是要“诛”的。文章以大汉奸、卖国贼于品卿被人民政府枪决为例,以人民对此事的态度为例,说明即使贝当在人民中国,也决不会有好下场。因为人民政府执行的是人民的意志,人民是反对卖国的。
        其次,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却是“窃国者侯”。这正应了贝当的话。文章以于逆的同党不仅没有被惩办而且受到庇护为例,以人民对此的愤怒态度为例加以说明。这的确是每个中国人感到耻辱的。
        总之,中国大地上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一个主持正义,一个毁灭正义;一个爱国,一个卖国;一个是人民政府,一个是国民党政府。相形之下,国民党的庐山真面目就暴露无遗了。这就增强了人们对国民党当局的愤恨之心,也激发人们树立起高度的民族自尊心,以此来回答“贝当的叹息”。文章以“窃国者诛”的现象起笔,到“窃国者诛”的结论收尾,首尾圆合,天衣无缝。这种严密的艺术构思,大大加强了文章的战斗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