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日一山十日一水”的国画,雪中寻梅闲坐驴背的国诗,走笔比钟表上的指针不很快的国书,捉麻雀式的太极拳,半点钟落一子的围棋……其中趣昧,大非局外人所得悉,无以名之,姑名曰“雅”。
        这些雅事,并非如反对者所见的那样简单,说是“闲来无事随便玩玩而已”。雅之至,能使胸怀开朗,忘却自我——借个玄名可谓已臻“化境”。
        我国历代风雅名流,细数来可以抄订成册,而我自己非个中人,也知道不了几个,所以只笼统地把他们分为真假二大类:真的是很容易得到名利而自己实实感到那是俗事,陶渊明可以作此派代表。假的把雅事作为争名逐利的业余娱乐,而其代表人物就得抄名册了。好在我现在只说真的,这个名册就可以不抄。
        真的雅人把生活和自己所嗜的雅事合而为一——“诗人本身就是诗”这句话,在这里可以放大说: “书法家的生命就是字,画家生命就是画。”
        “雅”而到了“化境”,和参禅一样,能领悟到佛家所谓“静”、“定”、“慧”。不管他领悟到的是什么吧,这种心境推国家大事也曾有过用,王阳明的军中讲学虽不是从围棋入手,可是他的“镇定”,他的静中察动,是从“养性”来的。在这养性的过程中,他可以说和“真的雅人”是殊途同归,只是他把用途推广了一步。
        那末我们现在的人先从做“雅”人入手,是否也可以进到救国?这可以答个十二分可惋惜的答案,曰: “不能。”
        先说雅人们所以致雅之道: 雅人的环境,须得先做到个“静” 字——须得不缺米面,有厨子给做成熟的; 又得离开市井听不到街上的热闹; 最要紧的是飞机不来头上下蛋……这些条件能够一一做到的本来就不大容易,加以无论那一种雅事都非有十年八年不为功,而这种不可多得的环境能维持到那么长久,在目下的中国恐不可能——只说飞机也够难以回避了。
        现在已经雅到化境的人出而用事,虽然不必再加火候,也有诸多困难: 静中养出来的 “镇定” ,也往往经不起大炮轰击。孟子的浩然之气,一生没有机会到火线上试去,我们不得知道行不行。王阳明先生虽在后方试过,但一来当日的弓弦没有现在的炸弹响声大,再则当日的土匪流氓乌合之众也没有今日帝国主义那样复杂,王先生对他们,好像成人看小孩子打架,自不愁措之裕如。若夫现在,敌人先派许多“游历”之士,来到我们天朝,上自军国 大事下及猫猫狗狗,大自山脉水道,小至厨房厕所,无不照了像,绘了图,计了数字(连我们有几多已臻化境的人物也计算在内),然后拟定了宜下手方案,计何处宜造“事件” ,何处宜建“伪国” “伪会”,何人宜收买,何人宜恫吓,何事宜 “合作” ,何事宜 “提携”……方案已定,按部就班作下去,自然无往不利(飞机战舰,备而不用可也)。这时雅人中纵有几个王阳明出现,其如人家事先连自列入统计何?
        至若陶渊明一类的纯洁雅人就更不支了: 东篱是否让他种菊,南山有没有义勇军,到那时谁也不敢保,那么他老先生的 “悠然” 常态也跟着不易保下去。
        士大夫们的雅化境,只好让从前的士大夫独步了吧! 我们既不生于当时,又非此家子弟,愧不能接受那种优美的文化遗产,让我们牺牲一点清福先来应付一下时代的俗务。俗务中需要的是“热”——每一个刺激来了都给它一个适当的反应,感觉灵敏的要负传达刺激之责,使自己感到刺激,别人也能感到。这工作中也需要诗,也需要画,并且也有“境”。只是这种化境是“热”不是“冷”——是热到血液沸腾不可遏止,不是飞机到头上来还要在化境中养神。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山西分会月刊》第2卷2期)

        赏析 这篇杂文写于1936年初。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对华侵略,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全国人民抗日热情日益高涨。在这“风沙扑面” “炸弹满空”的危难年代,一些资产阶级文人办刊物、写文章,鼓吹“幽默闲适”的小品文,追求超然于抗日运动之外的“致雅之道”。这种不顾民族存亡,一味追求闲情逸致的士大夫文艺观显然是十分有害的。本文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文章开始先用一组传神的画面,对风雅名流追求的安逸闲静境界进行了生动描绘,然后旁征博引,谈古论今,用丰富的历史知识、生动幽默的笔调阐述了造成“‘雅’的末运”的时代原因——雅人所需要的闲适安静的环境已被侵略战争破坏了。作者风趣地说,在“飞机下蛋”、国难当头的今天,即使陶渊明老先生这样的“真的雅人”还活着,也难保他那“悠然”常态!因为帝国主义的铁蹄正在践踏祖国的大好山河,“东篱是否让他种菊,南山有没有义勇军,到那时谁也不敢保。”在这民族危机,人民奋起抗战的形势下,一味追求“雅”的文学,只能是“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平滑”,起到粉饰太平、麻痹人民斗志的作用。为此,作者尖锐指出:当前“也需要诗,也需要画,并且也有‘境’。只是这种化境是‘热’不是‘冷’——是热到血液沸腾不可遏止,不是飞机到头上来还要在化境中养神。”一切爱国的作家,应当与士大夫的“文化遗产”划清界限,以沸腾的爱国热情去表现中华民族的抗日爱国精神,以实际行动去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这篇杂文写得生动活泼,风趣幽默。这一点与赵树理小说的风格有共同之处。作者善于把风趣、幽默当作一种讽刺手段,用以表达自己的爱憎倾向,批判和纠正错误的思想。比如文章把“雅人”们“捉麻雀式的太极拳,半点钟落一子的围棋”的闲情逸致,放在“飞机下蛋”的危难环境中描绘,把飞机在头上,雅人在化境中养神对照起来表现。穷形尽态地显示出“雅人”的“致雅之道”与危难环境的不和谐,既生动传神,又风趣幽默,读之令人忍俊不禁。然而正是在这幽默的情趣中,使我们领略了文章潜在的批判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