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中
民国二十年八月间,汉口的大水够惊人了; 那恫心瞩目的灾情占每张报纸的大篇幅,洪水纪初民给泛滥巨波所磨难的情况,重复现在我们的眼前。在那样情况中,我收到友人一封来信,说: “此间的水是弥天满野地涨来,风浪并不怎样大;天一晴明,白茫茫一片,颇有诗意;在月明星稀之下,尤其是动人。波浪上几只小船划来了,管弦之声,微风吹送过来,还夹些男女的哗笑声和猜拳的声音,几乎每天每晚都有这种船往来着;据说其中都是些有身分的人以及卖笑的娼妇。”近月又满纸都是汉口大水的记载,我偶从《大公报》的一角,看见另一段通信: “……武汉这许多天堤防危急的关头,每天只见江边成千成万看水的群众。住家公司,努力的只在大批买进煤米菜蔬油盐;每家的门前窗口,各用麻袋黄土水泥堵住,大家都打算的是别人全淹没了,我自己如何能舒适地过活着; 因此几处险工,都凑不齐人去做。因为私家以高价购买麻袋黄土,把公用的防救必需品价格都提高了,甚至象麻袋几乎缺货,想起来真痛心。至于有钱的有闲的依旧打牌听戏,上电影院,无忧无虑,照样的快乐。”
从这两段通信,我们可以看出危难关头所表现的二种国民性。在洪波巨浪上可以有赏月喝酒的闲情,这别致的风雅,值得我们吟味。古来本有 “隔岸观火”的说法,相间了一段距离,别人家破人亡,全不关自己的痛痒; 火焰愈大,愈值得美丽,愈值得鉴赏。“白茫茫”这境况,平日也难得遇到; 似乎不好辜负这良辰美景,乃伴着美人及时遨游,做第一等雅事。这些保持相间的一段距离的人们,社会有什么事故,国家有什么急难,和他们全不相干; 他们看待一切,等于看待洪波巨浪,尽有享乐的馀裕。明朝末年,流寇转徙于陕豫川鄂之间,千里为墟,江南一带,庭院间小型的昆曲班,非常流行; 许多才子,如阮大铖,就自己写戏,叫自己的歌伎演奏。清兵破了扬州,淮泗一带完全失守; 明福王在南京正征歌选舞,过佚乐的生活。“家国兴亡谁管得,满街都说叫天儿。”原是“国家将亡” 的一种特征。
明代沿海一带,被倭寇扰乱了百多年。所谓倭寇,其实可笑得很; 有时不过一二百人,有时不过八九十人。可是流转焚掠屠杀,动辄千万人,牵连了几省几州。那时,十个倭寇中,三个是外来的,七个是汉奸。而逢府逢县,倭寇所过,大家都挂起顺民的旗子来。由倭寇派人管理各家的土地财产,女儿媳妇的嫁娶也要听于倭寇所指派的汉奸。我从史籍上,第一次看见明代老百姓对倭寇称顺民,其后满洲人入关,英人陷定海,英法联军攻天津,八国进北京,“顺民旗” 成为国难期中应有的点缀,不足为怪了。顺民哲学,就是努力自己买进煤米菜蔬油盐,用麻袋堵住自己的窗口,打算别人全淹没,而自己能舒适地过活着。虽说麻袋不用以堵张公堤的决口,单堵自己的窗口是没有用的,但汉口市民都这么做,岂非国家将亡的另一特征?
大水,在某一点看来是天灾,在另一点看来正是人祸。明代自万历以来,历经八十多年的水旱饥馑,至李自成兵逼北京,崇祯王自缢煤山告一大团圆。而吕坤在万历年间,对神宗皇帝预言过: “今天下之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昌;今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祸者也。”果然在崇祯即位那年,便照预言实现了。“大水”以周期出现,若当作“天祸中国”,以无可奈何的态度忽略过去,这情形是可虑的。崇祯也是一心一意想把天下弄好的,可是他已经太迟了;魏忠贤所种的到他手里来开花结果了。
自然在“乘浪赏月”、“家门窗口填麻袋”以外,也还有写《无家别》、《石壕吏》一类的杜甫,只不知哓哓之音,听的能够不头痛吗?
赏析 《大水中》这篇杂文是秉承鲁迅精神,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极好教材。作者通过对种种令人痛心疾首,又无法否认的事实的描述,揭示和抨击了国人的麻木愚昧,使文章具有较深的思想内涵,也反映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水是弥天漫野地涨来”时,居然“在洪波巨浪上可以有赏月喝酒的闲情”,这别致的风雅,大约只有中国人才具备,或如阿Q所自慰的“天下第一”,也未可知。国人的麻木不仁之劣根性由此可见一斑。更有一种自觉的愚昧于洪水滔天之际,拚命“买进煤米菜蔬油盐”,以及堵自家门窗的麻袋。只要自家无恙,一任它天塌地陷,全不与我相干。鲁迅当年曾形象地讽刺过国人的自私,那意思是说,有一种人恨不得天下人都死光,只给他留一个女性当老婆,再留下一个卖大饼的,以保他无生计及后顾之忧。可怜的鼠目寸光的小聪明,中国人唯独在这方面显示出热情和才智来。古人尚知“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道理,而走进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竟然聪明到了这地步,怎不令人痛心扼腕。这不禁使人联想到老舍着《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储备好柴米,再用大石块堵住院门,好象这样一来就万无一失。至于日本人在他小院门外屠戮他的同胞,都与他无涉。此时彼刻,其冷漠自私愚昧都相似得令人吃惊。凡此种种,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原则:无论“社会有什么事故,国家有什么急难,和他们全不相干。”
作者努力揭示的两种国民性自有其区别。大水铺天盖地而来时还有闲情雅致赏月饮酒,自然是富豪阔佬,因为他无需顾虑“煤米蔬菜油盐”及麻袋之类,这一切自有别人为他操心; 只为自己奔走忙碌的是普通百姓,困为没有下人奴仆为他操劳,只得自己努力。无论怎样,当官的只顾自己享乐,纸醉金迷,灯红酒绿; 老百姓只顾自家冷暖,甘当顺民,心中都在想着自己的私利,其精神原则是一致的。通过种种分析揭示,作者喊出了他的愤懑与忧虑: 人们都这么做,岂非是国家将亡的特征吗?
这样,作者通过上述描写议论便接近了他要表达的主题: 真正使国家将亡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即国民的自私、愚昧、麻木、冷漠。国民的这种劣根性一天不扫除,国家就一天也没有办法可想。
文章的层次分明,思路清晰,立论有理有据,取事用典妥贴恰当。通过互相对比,前后照应的手法,反复论证自己的观点,使文章具有强大的逻辑力量。
从这两段通信,我们可以看出危难关头所表现的二种国民性。在洪波巨浪上可以有赏月喝酒的闲情,这别致的风雅,值得我们吟味。古来本有 “隔岸观火”的说法,相间了一段距离,别人家破人亡,全不关自己的痛痒; 火焰愈大,愈值得美丽,愈值得鉴赏。“白茫茫”这境况,平日也难得遇到; 似乎不好辜负这良辰美景,乃伴着美人及时遨游,做第一等雅事。这些保持相间的一段距离的人们,社会有什么事故,国家有什么急难,和他们全不相干; 他们看待一切,等于看待洪波巨浪,尽有享乐的馀裕。明朝末年,流寇转徙于陕豫川鄂之间,千里为墟,江南一带,庭院间小型的昆曲班,非常流行; 许多才子,如阮大铖,就自己写戏,叫自己的歌伎演奏。清兵破了扬州,淮泗一带完全失守; 明福王在南京正征歌选舞,过佚乐的生活。“家国兴亡谁管得,满街都说叫天儿。”原是“国家将亡” 的一种特征。
明代沿海一带,被倭寇扰乱了百多年。所谓倭寇,其实可笑得很; 有时不过一二百人,有时不过八九十人。可是流转焚掠屠杀,动辄千万人,牵连了几省几州。那时,十个倭寇中,三个是外来的,七个是汉奸。而逢府逢县,倭寇所过,大家都挂起顺民的旗子来。由倭寇派人管理各家的土地财产,女儿媳妇的嫁娶也要听于倭寇所指派的汉奸。我从史籍上,第一次看见明代老百姓对倭寇称顺民,其后满洲人入关,英人陷定海,英法联军攻天津,八国进北京,“顺民旗” 成为国难期中应有的点缀,不足为怪了。顺民哲学,就是努力自己买进煤米菜蔬油盐,用麻袋堵住自己的窗口,打算别人全淹没,而自己能舒适地过活着。虽说麻袋不用以堵张公堤的决口,单堵自己的窗口是没有用的,但汉口市民都这么做,岂非国家将亡的另一特征?
大水,在某一点看来是天灾,在另一点看来正是人祸。明代自万历以来,历经八十多年的水旱饥馑,至李自成兵逼北京,崇祯王自缢煤山告一大团圆。而吕坤在万历年间,对神宗皇帝预言过: “今天下之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昌;今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祸者也。”果然在崇祯即位那年,便照预言实现了。“大水”以周期出现,若当作“天祸中国”,以无可奈何的态度忽略过去,这情形是可虑的。崇祯也是一心一意想把天下弄好的,可是他已经太迟了;魏忠贤所种的到他手里来开花结果了。
自然在“乘浪赏月”、“家门窗口填麻袋”以外,也还有写《无家别》、《石壕吏》一类的杜甫,只不知哓哓之音,听的能够不头痛吗?
(1935年8月5日《太白》第2卷第10期)
赏析 《大水中》这篇杂文是秉承鲁迅精神,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极好教材。作者通过对种种令人痛心疾首,又无法否认的事实的描述,揭示和抨击了国人的麻木愚昧,使文章具有较深的思想内涵,也反映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水是弥天漫野地涨来”时,居然“在洪波巨浪上可以有赏月喝酒的闲情”,这别致的风雅,大约只有中国人才具备,或如阿Q所自慰的“天下第一”,也未可知。国人的麻木不仁之劣根性由此可见一斑。更有一种自觉的愚昧于洪水滔天之际,拚命“买进煤米菜蔬油盐”,以及堵自家门窗的麻袋。只要自家无恙,一任它天塌地陷,全不与我相干。鲁迅当年曾形象地讽刺过国人的自私,那意思是说,有一种人恨不得天下人都死光,只给他留一个女性当老婆,再留下一个卖大饼的,以保他无生计及后顾之忧。可怜的鼠目寸光的小聪明,中国人唯独在这方面显示出热情和才智来。古人尚知“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道理,而走进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人竟然聪明到了这地步,怎不令人痛心扼腕。这不禁使人联想到老舍着《四世同堂》中的祁老人,储备好柴米,再用大石块堵住院门,好象这样一来就万无一失。至于日本人在他小院门外屠戮他的同胞,都与他无涉。此时彼刻,其冷漠自私愚昧都相似得令人吃惊。凡此种种,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原则:无论“社会有什么事故,国家有什么急难,和他们全不相干。”
作者努力揭示的两种国民性自有其区别。大水铺天盖地而来时还有闲情雅致赏月饮酒,自然是富豪阔佬,因为他无需顾虑“煤米蔬菜油盐”及麻袋之类,这一切自有别人为他操心; 只为自己奔走忙碌的是普通百姓,困为没有下人奴仆为他操劳,只得自己努力。无论怎样,当官的只顾自己享乐,纸醉金迷,灯红酒绿; 老百姓只顾自家冷暖,甘当顺民,心中都在想着自己的私利,其精神原则是一致的。通过种种分析揭示,作者喊出了他的愤懑与忧虑: 人们都这么做,岂非是国家将亡的特征吗?
这样,作者通过上述描写议论便接近了他要表达的主题: 真正使国家将亡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即国民的自私、愚昧、麻木、冷漠。国民的这种劣根性一天不扫除,国家就一天也没有办法可想。
文章的层次分明,思路清晰,立论有理有据,取事用典妥贴恰当。通过互相对比,前后照应的手法,反复论证自己的观点,使文章具有强大的逻辑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