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隐逸,在本质上,就是对于人世的逃避。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无力突破,又不能忍受,其结果,当然只有逃世一途。这一类的人,在乱世是特别的多,而逃的方法,也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而大部分是并不到山里去。拿现在说,有如在寒斋吃苦茶的苦雨翁,双凤凰砖斋的斋主,以及这一类的人,都可以说是依附于这种倾向。
        逃向隐逸,究竟有没有出路呢? “庵里吃茶”,“斋中弄砖”,究竟能不能消灭心头的愤闷呢?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有飞机在山林里乱掷炸弹的现代不必说,就用古事来证明吧。明季朝纲不振,天下方倒悬危迫,是所谓“执政诸大臣有杞桧之奸,林甫嵩之之娼嫉”,“伪士满朝,腐儒误国”(袁宏道:《顾升伯太史别序》)的时代,这时很多的人认为“时事至此,尚安忍复言”,而作“终老于莫厘缥渺之间”的想念。然而,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只是一种空想而已。宏道书云: “近日燕中谈学者绝少,弟以此益闲。尘车粪马,弟既不爱追逐,则随一行雅客,莳花种竹,赋诗听曲,评古董真赝,论山水佳恶,亦自快活度日。但每日一见邸报,必令人愤发裂眦。时事如此,将何底止? 因念山中殊乐,不见此光景也” (见钟伯敬编四十卷《袁中郎集》)。纵有短期闲静之乐,一旦飞机哄到山林,打破隐逸空气,又将如何了呢? 而况究竟并不能闭起眼睛,要目击耳闻许多“愤发裂眦” 之事。照这样的看起来,过去的袁中郎,似乎还比今日的斋主居士积极一些。
        在萧士玮的全集的尺牍里,看到了几句会心的话,——是会心的哭而不是会心的笑——说是“四方蹙蹙,日甚一日,蹙蹙犹可,日蹙且日 缩,视此未缩,曾余几何?”(《答曾二濂》)当时的事实,和今日颇有些相象。“曾余几何? ” 东三省既如黄鹤之一去不返,华北又岌岌可危,做隐士,逃避,究竟能逃避到那里去呢? 三百年前中郎能理会到的问题,难道三百年后的博士们竟不懂得么? 只有以反攻来替代防御啊!
        

(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版《夜航集》)

        赏析 这是一篇风格明朗、率直的杂文。作者旗帜鲜明,开篇就点破了一部分知识分子隐逸心理的实质: “所谓隐逸,在本质上,就是对于人世的逃避。”忧患元元,积极用世,本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然而,“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却也常常成为一部分人消极避世的遁词。30年代初,日寇侵略不断深入,国民党暴虐腐朽统治日甚一日,隐逸避世倾向也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复活滋长着,其中虽也含着对黑暗政治的某种不满和愤懑,但其基本意向却不能不说是消极的。
        古来隐士逸民,虽也有傲啸山林,或归依田园,以为存身之道者,“而大部分是并不到山里去”。“大隐隐朝市,小隐隐陵薮”,自古皆然。“苦雨翁”周作人,“双凤凰砖斋的斋主”刘半农也正是这种情形,隐逸只是他们精神志趣上的追求,是并不真的到山林深壑去的。本来是宗法社会的叛逆者,又呼吸着现代文明的空气,置身现代都市,却又标榜隐逸,这在作者看来是不免有些滑稽的。
        当然,问题还不仅在这里,关健是隐不成。“逃向隐逸,究竟有没有出路呢?”如果真能一抒愤懑,也还罢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这一层,作者主要是通过揭示明季袁宏道等作家内心的矛盾——欲隐而终不能隐,给予周作人、刘半农等的隐逸倾向以有力否定和批判。国事日非,虽是古代知识分子尚且不能绝然撒手,还会有“愤发裂眦”之事,生在现代,如果全然无动于衷,一味追求隐逸,不是更见出消极而不切实际了吗?
        文章采用揭出史实,对比论证的方法。作者所以多举明季的事例,一者周作人等常以明季小品作家相攀援标榜,二者,明季世相和30年代旧中国也颇相近,社会黑暗,外侮加剧,更重要的是都受到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因而文章对史实的选择有强烈的针对性。如果说第一层主要侧重主观心境上的对比,第二层则是侧重客观环境上的对比。强邻拶迫,国土日缩,即令真的要隐逸逃避,也已避无其地,周作人们该不会看不到这一点。这样,作者就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堵死了周作人等的退路,于是作者正面提出自己的论点:以积极的反攻来代替防御,这才是人间正道沧桑。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毫不牵强。
        作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而对手也常以古人作盾牌,所以文章也便多从古人古事着眼,从古今对比中显示隐逸者的谬误,也可以说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文章还多用设问、反问,这一方面显示了作者的宽厚学者风度,给对方留下反躬自省的余地,同时,在史实俱在、道理已明的情况下,这有时比正面驳诘更耐人寻味,也具有更深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