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都市里,从早到晚,从晚到早,不知要听到多少种类多少次数的叫卖声。深巷的卖花声是曾经入过诗的,当然富于诗趣,可惜我们现在实际上已不大听到。寒夜的 “茶叶蛋” “细砂粽子” “莲心粥”等等,声音发沙,十之七八似乎是“老枪”的喉咙,躺在床上听去,颇有些凄清。每种叫卖声,差不多都有着特殊的情调。
        我在这许多叫卖者中发见了两种幽默家。一种是卖臭豆腐干的。每日下午五六点钟,弄堂口常有臭豆腐干担歇着或是走着叫卖,担子的一头是油锅,油锅里现炸着臭豆腐干,气味臭得难闻,卖的人大叫 “臭豆腐干! ” “臭豆腐干! ”态度自若。
        我以为这很有意思。“说真方,卖假药”,“挂羊头,卖狗肉”,是世间一般的毛病,以香相号召的东西,实际往往是臭的。卖臭豆腐干的居然不欺骗大众,自 叫 “臭豆腐干”,把“臭”作为口号标语,实际的货色真是臭的。如此言行一致,名副其实,不欺骗别人的事情,恐怕世间再也找不出了吧,我想。
        “臭豆腐干! ”这呼声在欺诈横行的现世,俨然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激越的讽刺!
        还有一种是五云日升楼卖报者的叫卖声。那里的卖报的和别处不同,没有十多岁的孩子,都是些三四十岁的老枪瘪三,身子瘦得象腊鸭,深深的乱头发,青屑屑的烟脸,看去活象是个鬼。早晨是看不见他们的,他们卖的总是夜报。傍晚坐电车打那几经过,就会听到一片的发沙的卖报声。
        他们所卖的似乎都是两个铜版的东西(如新夜报时报号外之类),叫卖的方法很特别,他们不叫“刚刚出版××报”,却把价目和重要新闻标题联在一起,叫起来的时候,老是用“两个铜版”打头,下面接着“要看到”三个字,再下去是当日的重要的国家大事的题目,再下去是一个“哪”字。“两个铜版要看到十九路军反抗中央哪!”在福建事变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两个铜板要看到剿匪胜利哪!”在剿匪消息胜利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两个铜版要看到日本副领事在南京失踪哪!”藏本事件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叫。
        在他们的叫声里任何国家大事都只要化两个铜版就可以看到,似乎任何国家大事都只值两个铜版的样子。我每次听到,总深深地感到冷酷的滑稽情味。
        “臭豆腐干!” “两个铜版要看到××××哪!”这两种叫卖者颇有幽默家的风格。前者似乎富于热情,象个矫世的君子,后者似乎鄙夷一切,象个玩世的隐士。
        

(1934年9月20日《太白》第1卷第1期)

        赏析 这篇杂文显而易见的一个特点是以小见大,于平常中见深刻。在都市里,小贩的叫卖声是司空见惯的日常现象。平常,即使人们注意,也不过觉得那些叫卖声好玩而已。但作者却从这日常生活中发现了两种有意义的叫卖声。一是叫卖“臭豆腐干!”一是五云日升楼卖报者的叫卖声。作者的确抓到了点子上。卖“臭豆腐干”者,并不讳饰自己的货色臭,“言行一致,名副其实,不欺骗别人”。这与欺诈横行、“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比较起来,无疑是对后者的一种尖锐的讽刺。无论什么样的大新闻,到了那些卖报者的嘴里,都成了“两个铜板要看到……哪! ”那些所谓国家的大新闻都只值“两个铜板”了! 这不仅是“滑稽”,也是绝妙的讽刺。因为那些所谓大新闻,大都是“说真方,卖假药”,连一个小钱也不值的。例如,所谓“剿匪胜利” ,就纯系欺人之谈。由两种小而平凡的叫卖声,引伸到讽刺两种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社会相,应该说这得益于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巧妙的联想。杂文题目多选自社会生活。每个人都在社会上生活,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写出好的杂文,关键就在于有无对社会生活的细致观察以及观察的深入程度。
        文章题目是《幽默的叫卖声》,的确文如其题。文章的幽默讽刺意味,都是通过对两种叫卖声的描述表现出来的,而不是依靠作者的议论。作者画龙点睛的评论,只是加重了被描述对象的幽默色彩。这就使文章显出了平实的特色,并不显得锋芒毕露。这其实也是一种巧妙的讽刺。作者只是描述、评论叫卖声,而读者的脑子里却装满了“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相。当读者读了文章之后,自然会把文章所写与自己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这一联系,读者就会发出会心的微笑。这种借助于读者的联想以讽世的办法,不失为杂文创作之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