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从崇轩先生的通信(二月份《京报副刊》)里,知道他在轮船上听到两个旅客谈话,说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个旅客并且再三叹息道: 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呵!
这消息,可又使我有点畅快了,虽然明知道幸灾乐祸,不像一个绅士,但本来不是绅士的,也没有法子来装潢。
我们中国的许多人,——我在此特别郑重声明: 并不包括四万万同胞全部! ——大抵患有一种 “十景病” ,至少是“八景病” ,沈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 “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 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 ”形惊叹亡国病菌之下了。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 罗 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连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现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呵!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 ,九经固古已有之,而九景却颇不习见,所以正是对于十景病的一个针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种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爱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了。
但仍有悲哀在里面。
其实,这一种势所必至的破坏,也还是徒然的。畅快不过是无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传统大家,定要苦心孤诣巧语花言地再来补足了十景而后已。
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卢梭,斯谛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孛生等辈,若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名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他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论》(见一月份《晨报副镌》)作家TY先生似的好人,会替鬼神来奚落他道:为名乎?骂人不能得名。为利乎?骂人不能得利。想引诱女人乎?又不能将蚩尤的脸子印在文章上。何乐而为之也欤?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约除脸子付印问题以外,还有深心,犯不上来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所以只是不谈,而决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否则,现在供在圣庙里的,也许不姓孔。
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
然而十全停滞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见的事,于是破坏者到了,但并非自己的先觉的破坏者,却是狂暴的强盗,或外来的蛮夷。��狁早到过中原,五胡来过了, 蒙古也来过了; 同胞张献忠杀人如草,而满洲兵的一箭,就钻进树丛中死掉了。有人论中国说,倘使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 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谑,但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浃背的时候罢。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作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或者别拜一个主子,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例。再来翻县志,就看见每一次兵燹之后,所添上的是许多烈妇烈女的氏名。看近来的兵祸,怕又要大举表扬节烈了罢。许多男人们都哪里去了?
凡这一种寇盗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
但当太平时候,就是正在修补老例,并无寇盗时候,即国中暂时没有破坏么? 也不然的,其时有奴才式的破坏作用常川活动着。
雷峰塔砖的挖去,不过是极近的一条小小的例。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毁坏的原因,则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扫除,也非如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后,我们单知道由于乡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乡下人的所得,却不过一块砖,这砖,将来又将为别一自利者所藏,终究至于灭尽。倘在民康物阜时候,因为十景病的 发作,新的雷峰塔也会再造的罢。但将来的运命,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么? 如果乡下人还是这样的乡下人,老例还是这样的老例。
这一种奴才式的破坏,结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
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
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这区别并不烦难,只要观人,省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已有的朕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
赏析 鲁迅作为卓越的杂文作家,他对于丑恶的、凝滞的、不合理的人生有一种特别的敏感。他常常从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看到“病象”,在“谁都毫不注意的”事物中发现矛盾,“给它特别一提”,于是那隐藏在事物背后的“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之处便显现出来,引起人们的警觉或促使人们去改造它(鲁迅《什么是“讽刺”?》)。雷峰塔倒掉了,这其实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为什么倒掉的? “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可以“逢凶化吉”,你挖他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于是人们再三叹息:“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呵!”这样的感慨似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恰恰在这里,鲁迅看出了人们精神上的“病象”:守旧、维持现状、惧怕变动。鲁迅把这叫做“十景病”,并以此为出发点,广泛地联系与之相类似的事,说明这种保守思想是统治阶级对人们麻醉的结果,是为维持他们的统治所需要的一种精神状态,是守旧复古势力赖以生存的土壤。它的危害是: “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棱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 “十全停滞的生活”必然阻滞创新和变革,延宕社会的发展。从最平常的人或事入手,“给它特别一提”,显示出不平常的意义,促人猛醒,催人自新。
根治阻滞生活发展的“十景病”的唯一办法是“破坏”,“无破坏即无建设”,从这个意义上他毫不顾惜雷峰塔的倒掉。但是他又指出: “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他告诫人们应区别“革新的破坏者”和“寇盗奴才”式的破坏者的不同,“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 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经过缜密的推论、分析,鲁迅于文末点破了题旨。尽管写作此文时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文章的主要思想却闪烁着批判的、辩证的光辉。
从习见的生活中敏锐地发现问题,是困难的; 以艺术的手段加以深化、强调、突出,所谓 “给它特别一提”,就更加困难。杂文不同于小说,它选择的事实必须是生活中确实存在的,行文之中不能改变事物的本质特征。为了强调和突出,只能藉助于推想、联想的艺术手段,将大量散碎的事实按照内在的联系加以缀合,使那“特别一提”的精要之点延伸、扩大,显示它的历史、现状和未来。鲁迅经常运用这种结构方法写作杂文,《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可作此种写法之一例。
这消息,可又使我有点畅快了,虽然明知道幸灾乐祸,不像一个绅士,但本来不是绅士的,也没有法子来装潢。
我们中国的许多人,——我在此特别郑重声明: 并不包括四万万同胞全部! ——大抵患有一种 “十景病” ,至少是“八景病” ,沈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 “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 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 ”形惊叹亡国病菌之下了。点心有十样锦,菜有十碗,音乐有十番,阎 罗 有十殿,药有十全大补,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连人的劣迹或罪状,宣布起来也大抵是十条,仿佛犯了九条的时候总不肯歇手。现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呵!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 ,九经固古已有之,而九景却颇不习见,所以正是对于十景病的一个针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种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爱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了。
但仍有悲哀在里面。
其实,这一种势所必至的破坏,也还是徒然的。畅快不过是无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传统大家,定要苦心孤诣巧语花言地再来补足了十景而后已。
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卢梭,斯谛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孛生等辈,若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但可惜太聪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两个“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时莫名其妙,看不出他肚皮里的反对来。他肯对子路赌咒,却不肯对鬼神宣战,因为一宣战就不和平,易犯骂人——虽然不过骂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论》(见一月份《晨报副镌》)作家TY先生似的好人,会替鬼神来奚落他道:为名乎?骂人不能得名。为利乎?骂人不能得利。想引诱女人乎?又不能将蚩尤的脸子印在文章上。何乐而为之也欤?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约除脸子付印问题以外,还有深心,犯不上来做明目张胆的破坏者,所以只是不谈,而决不骂,于是乎俨然成为中国的圣人,道大,无所不包故也。否则,现在供在圣庙里的,也许不姓孔。
不过在戏台上罢了,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讥讽又不过是喜剧的变简的一支流。但悲壮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仇敌,因为都有破坏性,虽然所破坏的方面各不同。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梭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
然而十全停滞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见的事,于是破坏者到了,但并非自己的先觉的破坏者,却是狂暴的强盗,或外来的蛮夷。��狁早到过中原,五胡来过了, 蒙古也来过了; 同胞张献忠杀人如草,而满洲兵的一箭,就钻进树丛中死掉了。有人论中国说,倘使没有带着新鲜的血液的野蛮的侵入,真不知自身会腐败到如何! 这当然是极刻毒的恶谑,但我们一翻历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浃背的时候罢。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作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内寇来了,也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或者别拜一个主子,在自己的瓦砾中修补老例。再来翻县志,就看见每一次兵燹之后,所添上的是许多烈妇烈女的氏名。看近来的兵祸,怕又要大举表扬节烈了罢。许多男人们都哪里去了?
凡这一种寇盗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
但当太平时候,就是正在修补老例,并无寇盗时候,即国中暂时没有破坏么? 也不然的,其时有奴才式的破坏作用常川活动着。
雷峰塔砖的挖去,不过是极近的一条小小的例。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即很不多。但其毁坏的原因,则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扫除,也非如寇盗的志在掠夺或单是破坏,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也肯对于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个创伤。人数既多,创伤自然极大,而倒败之后,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正如雷峰塔倒掉以后,我们单知道由于乡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乡下人的所得,却不过一块砖,这砖,将来又将为别一自利者所藏,终究至于灭尽。倘在民康物阜时候,因为十景病的 发作,新的雷峰塔也会再造的罢。但将来的运命,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么? 如果乡下人还是这样的乡下人,老例还是这样的老例。
这一种奴才式的破坏,结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
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
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这区别并不烦难,只要观人,省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已有的朕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无论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样鲜明好看的旗子。
(1925年2月23日《语丝》周刊第15期)
赏析 鲁迅作为卓越的杂文作家,他对于丑恶的、凝滞的、不合理的人生有一种特别的敏感。他常常从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看到“病象”,在“谁都毫不注意的”事物中发现矛盾,“给它特别一提”,于是那隐藏在事物背后的“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之处便显现出来,引起人们的警觉或促使人们去改造它(鲁迅《什么是“讽刺”?》)。雷峰塔倒掉了,这其实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为什么倒掉的? “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可以“逢凶化吉”,你挖他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于是人们再三叹息:“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呵!”这样的感慨似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恰恰在这里,鲁迅看出了人们精神上的“病象”:守旧、维持现状、惧怕变动。鲁迅把这叫做“十景病”,并以此为出发点,广泛地联系与之相类似的事,说明这种保守思想是统治阶级对人们麻醉的结果,是为维持他们的统治所需要的一种精神状态,是守旧复古势力赖以生存的土壤。它的危害是: “中国如十景病尚存,则不但卢棱他们似的疯子决不产生,并且也决不产生一个悲剧作家或喜剧作家或讽刺诗人。所有的,只是喜剧底人物或非喜剧非悲剧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带了十景病。” “十全停滞的生活”必然阻滞创新和变革,延宕社会的发展。从最平常的人或事入手,“给它特别一提”,显示出不平常的意义,促人猛醒,催人自新。
根治阻滞生活发展的“十景病”的唯一办法是“破坏”,“无破坏即无建设”,从这个意义上他毫不顾惜雷峰塔的倒掉。但是他又指出: “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他告诫人们应区别“革新的破坏者”和“寇盗奴才”式的破坏者的不同,“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 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经过缜密的推论、分析,鲁迅于文末点破了题旨。尽管写作此文时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文章的主要思想却闪烁着批判的、辩证的光辉。
从习见的生活中敏锐地发现问题,是困难的; 以艺术的手段加以深化、强调、突出,所谓 “给它特别一提”,就更加困难。杂文不同于小说,它选择的事实必须是生活中确实存在的,行文之中不能改变事物的本质特征。为了强调和突出,只能藉助于推想、联想的艺术手段,将大量散碎的事实按照内在的联系加以缀合,使那“特别一提”的精要之点延伸、扩大,显示它的历史、现状和未来。鲁迅经常运用这种结构方法写作杂文,《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可作此种写法之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