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
        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双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性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细密。
        他常常说: “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时候,他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骂他,他摇摇头道: “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他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 “直隶省的西边是那一省?”他说是陕西。先生说: “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他说: “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后来他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他也会写,也会算,只是总不会精细。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掌柜的生气了,常常骂他。他只笑嘻嘻地赔小心道: “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
        有一天,他为了一件要紧的事,要搭火车到上海去。他从从容容地走到火车站,迟了两分钟,火车已开走了。他白瞪着眼,望着远远地火车上的煤烟,摇摇头道: “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还差不多。可是火车公司未免太认真了。八点三十分开,同八点三十二分开,不是差不多吗?”他一面说,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里总不很明白为什么火车不肯等他两分钟。
        有一天,他忽然得了急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先生。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时寻不着东街汪大夫,却把西街的牛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寻错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心里想道: “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罢。”于是这位牛医王大夫走近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不上一点钟,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认真呢?”他说完了这句格言,方才绝气了。
        他死后,大家都很称赞差不多先生样样事情看得破,想得通; 大家都说他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帐,不肯计较,真是一位有德行的人; 于是大家给他取个死后的法号,叫他做圆通大师。
        他的名誉越传越远,越久越大。无数无数的人都学他的榜样。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然而中国从此就成了一个懒人国了。
        

(1924年6月28日《申报》)

        赏析 《差不多先生传》在《申报》上发表时标为“小说”,在我们看来它应属于寓言体的杂文。文章的立意并不在于展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也缺少严格意义上的情节结构。它更侧重的是对于一种普遍存在的落后的“国民性”的描画,文中的一些细节不过是作者观念的形象化、具体化,或者说,是作者本人对消极“国民性”看法的艺术化。
        作者所要强调指出的“国民性”中的消极面是: 办事不认真、自欺欺人、敷衍塞责。这是一种消极的混世哲学。文中选择了“差不多先生”买红糖、读书、当伙计、搭火车、看病等日常活动中的细节,从不同侧面反复渲染“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这样一种病态的人生态度。文中“差不多先生”反复为自己的“差不多”哲学强自辩解,客观显示的意义是: 这种敷衍一切的人生哲学已经深入骨髓。最后以近似戏谑的文字用“差不多先生”笃信的哲学埋藏了“差不多先生” 自己。喜剧形式中隐含着批判意识。
        用虚拟手法强调这种混世哲学的危害性; 同样以虚拟手法强调这种混世哲学的普遍性。开头故意不说“差不多先生”为何方人氏,而说“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结尾处点出他死后,人们盛赞他“看得破,想得通”,并加给他“圆通大师”的法号,“他的名誉越传越远,越久越大”。这些都表示作者的判断: “差不多”的混世哲学已成为一种社会痼疾;这是一面高悬的明镜,读者诸君,也可以从中照见自己。
        对于落后“国民性”的剖视,曾经是新文化运动初期及以后一个阶段许多先进知识分子注意的问题。这种思考,出发点未必一致,所达到的深度也不尽相同,改造的途径和目的分歧更大。胡适在20年代初期,已经意气消沉,他已脱离了《新青年》编委会,对于如何改造中国提出明确的改良主义主张。这是文化史上的事实。但是他从中西文化对照中看出当时“国民性”中的弱点,并给以艺术的表现,从客观上讲,仍有引起人们警醒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