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正人君子看了美国电影明星的搞法,不禁摇头。我想,如果是为道德堕落,家庭危机摇头,还算师出有名。可惜正人君子之摇,往往是义和团之摇,便离题太远矣。他们曰: “哼,(此一哼很重要,用以表示抓住小辫子之意,)中国多妻制,洋人备加讥笑,说我们野蛮啦,说我们腐败啦,而他们三天两天便离婚,可以合法而公开的和很多女人睡觉,仔细想一想,不是多妻制是啥?”要是不仔细想想,多妻制和情人制,倒有点一样,但如果真的仔细想想,恐怕大大的不同。多妻制的精华是臭男人可以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拥有很多很多太太。而情人制则恰巧相反,决不能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拥有一个以上的太太。一个人结婚次数再多,象亨利八世先生,结了八次婚,不是八位太太并肩进入他的皇宫,而是鱼贯进入他的皇宫。多妻制下的臭男人只一辈子要结一次婚就够啦,他一次就可以娶进八个,比起情人制下的零星进货,乃大手面者也。
        因为多妻,所以产生宦官; 因为一妻所以产生情人。都是臭男人兽欲冲天的干法,教柏杨先生都有点不好意思。正人君子要想维持多妻,花了不少心思,皇帝的妻子最多,既怕她们跑掉,又怕她们跟别的男人上床,日夜战兢,放心不下。幸亏皇帝的权力也最大,乃把她们锁在一个院子里,风雨不透,不要说男人影子啦,就是男人味也闻不到,而且用的是以女人侍候女人政策,真是牢固可靠,万无一失。问题在于,有些较为笨重的工作,女人体力干不了的,或者和外界接触,女人有许多不方便的。不知道哪个家伙,大概是被称为周公的姬旦先生吧,竟发明了宦官这门学问。男人虽是男人,生殖器却是割掉了的,该一类朋友,有男人的用场,而无男人的危险,真是绝大的贡献。故当皇帝的一直乐此不疲,为中国五千年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呜呼,“孔曰 成仁,孟曰取义,”我想活生生把男人的生殖器割掉,恐怕不算是仁,也不算是义也。可是这种割掉生殖器的宫廷制度,五千年来,包括所谓圣人朱熹先生和王阳明先生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觉得它不对劲,真是怪哉怪哉。以中国圣人之多,道貌岸然之众,又专门喜欢责人无已时,而对皇帝割人的生殖器,竟视若无睹,教人大惑不解。我想不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虽然有人觉得不对劲,但因该事和皇帝的绿帽子有关,便不得不自动自发,闭口无言。如果皇帝听了他的建议,废除宦官,找一批年轻力壮小伙子代他看守如云美女,恐怕绿帽缤纷,杀气四起,届时真得服巴拉松矣。历史上任何一个吃冷猪肉的朋友,虽名震天下,可是遇到皇帝割生殖器,就只好假装没有看见。
        第二个原因是,五千年来,君焉臣焉,贤焉圣焉,都在昏昏噩噩混日子,可能根本没有一个人想到活生生割掉生殖器是不道德的。中国文化中缺少的似乎就是这种敢想敢讲的灵性。皇帝有权杀人,他就是“是”,不要说割掉几个男人生殖器没啥了不起,就是杀掉千人万人的脑袋,也理所当然。积威之下,人味全失,而奴性入骨,只要你给我官做,你干啥我都赞成。
        多妻制因有绿帽恐怖,所以产生了宦官。除 了 宦官之外,帮闲的圣崽还发明了些哲学焉、理论焉的玩艺,把女人结结实实关在内院,除了 “三尺之童”外,别无男人的影踪。幸亏十世纪之后,宦官是皇帝的专利品,大概当皇帝的也知道把人的生殖器活生生割掉,残暴不仁,是狗娘养干的勾当。可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又不肯把它取消。想了又想,乃拿出 “么鸡吃烧饼学”精神,只准他的么鸡吃烧饼,不准别的么鸡吃烧饼。也就是,皇帝防太太,可用割掉男人生殖器之法; 其他小民防太太,则不准遵割炮制。如果大家都遵割炮制的话,男人中恐怕一半都要被动手术。呜呼,东夷之国也,西夷之国也,有阉猪的,有阉羊的,有阉牛的。只有中国,连人都阉起来,而且堂而皇之的阉,被阉的家伙一旦时来运转,象魏忠贤先生,象李莲英先生,简直把国家人民都当成玩具,玩了个够,你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真的不缺少一点东西乎?
        洋大人因为只有一个太太,容易看守,用不着象中国这样出奇制胜。前已言之,中国皇帝固天生的超级嫖客,其实洋皇帝也差不多。女人如何,我不知焉,我只知道臭男人一旦衣食无缺,再有一点钱,或再有一点权,就会不安于室,脑筋里的怪念头就会纷纷上市,如果该臭男人是一个皇帝国王,法律既不怕,道德也不在乎,舆论更当成个屁,他自然更花样翻新,除了皇后王后一人之外,必须另有一两位“情人”,才算过瘾。洋皇帝中没有情人的,似乎还没有听说过。中国皇帝对女人,采取的是一把抓主义,若李隆基先生和虢国夫人有一手,那一手也不明显,不过小民想象,她每天进宫,和色狼鬼混,还能混出啥名堂?乃姑妄猜之,大家也觉得猜的不错,而他们自己固未公开乱搞也。
        洋皇帝则有不同,情妇是光明正大的,犹如中国割掉男人生殖器是光明正大的一样。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先生的情妇玛丽·珍妮·碧谷女士,不过是一个小小帽子铺老板的女儿,在遇见路易十五先生之前,穷的滴溜乱转,后来天赐良机,一个皮条型大臣杜巴利先生,发现她美貌无双,就把二人牵在一起。一个色中饿鬼,一个钱中饿狼,各取所需,以后的事就不要说啦。换在中国,早用宫车把她载到紫禁城,“封”个什么妃什么嫔什么夫人矣。可是洋大人之国不兴那一套,洋大人兴的乃是情妇制,路易十五先生就命令她和他们的荐主杜巴利先生结婚,因而成了杜巴利夫人。他们结婚虽然结婚啦,据古书上说,却并没有发生结婚之事,白天在一起,一到了晚上,杜巴利先生去嫖他的,玛丽女士也去嫖她的,路易十五先生花到她身上的钱,共达一千万金元之多,而她从前固连二十块银币都没见过也。结果被法国革命军捉住,绑到断头台上,喀嚓一声,玉头落地,糟哉。
        

(1988年6月华岳文艺出版社版《早起的虫儿》)

        赏析 柏杨先生是台湾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写杂文多从现实生活中取材,但往往笔锋一转,就将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显示了史识的丰盈和思想的敏锐。《多妻制度》就是代表作之一。
        这篇杂文一开头,作者从“有些正人君子看了美国电影明星的搞法,不禁摇头”起笔,引出他们对洋人的议论: “哼,(此一哼很重要,用以表示抓住小辫子之意,)中国多妻制,洋人备加讥笑,说我们野蛮啦,说我们腐败啦,而他们三天两天便离婚,可以合法而公开的和很多女人睡觉,仔细想一想,不是多妻制是啥?”这段引文,一箭双雕,既自然而恰当地点了题目,又揭露了正人君子盲目排外死不认错的心态。然后作者抓住“仔细想一想”生发开去,为下文深入剖析“多妻制”做了自然的过渡。
        作者既不赞成中国的多妻制,也不赞成洋人的情人制,所以在深入剖析它们时,首先表明态度: “因为多妻,所以产生宦官; 因为一妻所以产生情人。都是臭男人兽欲冲天的干法”。接着就论述了宦官的由来,文笔生动,娓娓动听。然后用两句反语加以概括,说它是“绝大的贡献”,说它是“五千年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这种反语,已使正人君子们如芒刺在背,但作者仍觉意犹未尽,又从正面投了一枪: “呜呼,‘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我想活生生把男人的生殖器割掉,恐怕不算是仁,也不算是义也。”
        宦官制度这样残无人道,那些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们为什么“视若无睹”呢?究其原因有二: 一是为维护皇帝的尊严,“只好假装没有看见”; 二是“积威之下,人味全失,而奴性入骨,只要你给我官做,你干啥我都赞成。”一言以蔽之,“中国文化中缺少的似乎就是这种敢想敢讲的灵性。”这种逐层分析,真可谓入木三分。
        在剖析洋人的情妇制时,作者写道:“我只知道臭男人一旦衣食无缺,再有一点钱,或再有一点权,就会不安于室,脑筋里的怪念头就会纷纷上市,如果该臭男人是一个皇帝国王,法律既不怕,道德也不在乎,舆论更当成个屁,他自然更花样翻新,除了皇后王后一人之外,必须另有一两位‘情人’,才算过瘾。”这一段与其说是剖析情人制的由来,不如说是对正人君子们的丑恶面目的揭露。所不同的是洋人搞“情妇”,正人君子搞“姨太太”,洋人是光明正大的搞,而正人君子是偷偷摸摸的搞罢了!
        这篇杂文在艺术上很有特色。作者善于把深刻的思想寓于丰富的知识之中,谈古论今,涉笔成趣,语言流畅,娓娓动听。有自然之美,无炫耀之痕。文章还巧妙地运用了反语,诙谐幽默、辛辣犀利,表现了作者的幽默才能和讽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