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

        一家家花店打开了大门。听说全上海已有花店近五十家。预料明年春天到来之前,花店还会增加,因为买花的人正在多起来。
        “四人帮”是丑类,他们憎恶美,非得来个“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 不可。“左视眼”也不爱花,横看竖看都不顺眼,认定莳花养鸟是“资产阶级生活情趣”。为此,花店之门常关而花鸟都只能活在地下。
        现在花多起来了,这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改善、精神生活逐渐丰富的一个标志,也可以看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入医院探望病人固然可送蛋糕水果,也不妨送一束鲜花。参加婚礼、丧仪送束鲜花(外国人有送一枝的),比送几十元钱、送条绸被面而狼吞虎咽大吃一顿“简办”得多;纸扎花圈鸡毛花圈也远不及鲜花一枝更含有敬意。如果有一天花代替了“机关枪” “手榴弹”,“毛(无)脚女婿”所表现的文明礼貌,就进了一步。
        

满城风雨近重阳

        买糕沽酒,走马射箭,赏菊登高,重阳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民族传统节日。咏重阳诗是很多的,但传诵在人们口头的古诗,也只此一句: “满城风雨近重阳”。
        这句诗的作者是宋代与苏东坡同时的一位无名诗人潘大临(邠老)。有一次他的诗友谢无逸写信问他: “有新作品么?”他回答说: “昨日得到‘满城风雨近重阳’一句,忽然催租的人来了,大败诗兴,只能寄给你这一句。”
        文学创作的灵感,并非人人都有,但做诗确实需要一点情绪,一点兴致。绘画、作曲、为文,无不如此。兴致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只是受到“满城风雨”的触动所引起的诗人一时感怀。这种兴致、情绪,虽是在胸中喷薄欲出,但经不起“催租人”这种角色来捣乱,甚至泼一瓢冷水或横扫一下;它还是脆弱的。只有等它一旦出世,才会成为日益强大的生命,尽管棍棒齐下,也难以打倒。
        

一阔脸就变

        舍间大扫除,扫出包书的旧报纸一张,一看,上面是解放前“五·二○”学生运动的一篇旧闻,离现在四十年了,却也有些意思。当日学生往国民党的教育部请愿,反对内战独裁。教育部长朱家骅出见,大打官腔,遭到学生围攻。这时忽然有人指出,这位部长就是一九二六年 “三·一八” 学生运动中在天安门大会攻击段祺瑞政府和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学生领袖。谁知过了二十年,他自己也扮演了段章的角色。报纸编者标题是 “历史的戏谑”。
        历史是最会戏谑人的。即以二六——六六——八六这六十年而论,它又戏谑了多少人? 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常常不自觉地去扮演被戏谑的角色,不听劝告。在他们做“大百姓”时,是谦逊可爱、甚至懂幽默的,一旦成为 “公仆”顿觉自我膨胀,连笑面都没了。再加有人抬轿,更不可一世,腔调升高八度,慢慢地成了群众“请愿” 的对象。此亦鲁迅所谓“一阔脸就变” 欤?
        

看绍剧《相国志》

        新编绍剧《相国志》这个戏,是名剧 “萧何月 下追韩信”之后又一个相国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历 史剧。论时间,这件事发生在追韩信之前,论思想,却比萧相国更新些,更接近现实。
        乐羊子轶事,散见于史记、汉书,都只有几十个字。说到他攻中山三年,拔城而归。要论功行赏了,魏文侯却对他出示一箱子检举信,原来背后一直有很多人说他坏话。“乐羊再拜稽首曰: 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做领导的人能知人善任当然很好,用了人要深信不疑,至少不要让“王叔”之流处处掣肘,也是很要紧的。如果听到偏面之词就怀疑别人“里通外国”,乐羊恐怕非得象后来的杨老令公那样唱《李陵碑》不可。
        作家代表大会,正在谈论创作自由的问题; 编剧借古讽今的自由,也是应该允许的。浙江 “小百花”演员的另一个戏《五女拜寿》,之所以能脱出旧戏“嫌贫爱富” 故事的窠白,也因为它成了十年动乱中某种世态的投影,大家看了无不作会心的苦笑。
        

请个玛利亚来

        重阳敬老之日,从报纸上看到外国消息说: 西欧某国兴起帮办红白大事的服务业,结婚时充当傧相,身穿吉服,“微笑服务”; 出殡时代客哭丧,涕泪滂沱;每次收费十五美元。有名玛利亚的妇女,每周出动十五六次,收入不恶。目前全国操此业者已有一千余家云。
        这种生意不希奇,我国古代早已有过。唐人小说《李娃传》中的郑元和落魄时,哭丧就哭得相当出色。不过到了戏曲《绣襦记》里,只剩下“教歌”一折,而且不唱丧歌,改唱通俗的“莲花落”了。
        办丧事要请人代哭,实际上是装装门面,亲情丧失殆尽矣!不过,总算还顾全面子。现在有些在老人活着时不知孝敬,死后又如释重负的子女,连这点面子也不给,出丧时大吃大喝大放港台流行歌曲,甚至灵前争产,大打出手。对他们来说,请个玛利亚来遮丑,很有必要。
        

(1984年——1986年《新民晚报》)

        赏析 在一个凉风习习,星疏月朗的夜晚,一张同志递给了我们一束带着露珠的蔷薇花。
        披着月光,沿着地坝,他与我们漫然道来,谈人生感触,叙知识哲理,言创作规律,诉历史掌故。使人听来,惬意,获益,心智为之一开。
        这一束蔷薇,表面看来,好象是作者在人们不屑一顾的花丛中随手采摘,过细咀味,却可见出独具匠心。每一则,如此洁简,但一纸素笺,取材者小,所见者大,包容着社会学、伦理学、文学等方面的丰富内容。如果揭示其艺术创造的奥秘,就在于作者善于寻找“由头”。
        “由头”是杂文说理的“事由”,是构思生发的点子。抓住了“由头”,在谈笑风生中化开,将此同时代大端、人生哲理联系起来,推类引申,引释出一个深刻道理,便能做到以小见大。
        杂文的“由头”多种多样。一则趣闻,一件轶事,一个典故,一个问题……本文作者不是一般地寻找“由头”,而是从实际生活出发,选择具有现实性,包含深道理的“事实”。在生活面上能照现时代侧影; 在杂文的构思上,是说理的缘起,是言理的靶子。显示出和文章内在肌理的紧密联系。
        你看,由上海花店和买花人之多,表现出当代生活的变化,社会文明的进步; 由 “满城风雨近重阳”这一诗句所得的过程,阐述了文学创作灵感的规律; 由朱家骅在官在民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勾画了“一阔脸就变”的世态相; 由乐羊子轶事,告诉我们的领导,既要知人善用,又要用人不疑,尤其不要听信谗言,才可真正发挥人才的作用; 由西欧兴起的帮办红白大事的服务业,论及了社会伦理道德的问题。
        几则小品,篇篇自标其秀,意酣如饴。由于“由头”选得好,既短小,又精当,使其说理有了依据,现实性和针对性强,使作品具有浓郁的文学性。
        从表达方式上考察,“由头”为杂文的叙,说理为杂文的议。在叙与议上,这一组小品作了精微的把握。叙事描物,不浓墨铺陈,不巨细兼收,只勾勒事物的精髓; 议论说理,不条分缕析,系统论述,只在“由头”与时代精神、人生哲理的契合点上稍作指示。让五朵蔷薇,只用一片绿叶衬一颗花蕊,象在晚秋山泉中洗过,清新精美,品味之,恰如欣赏玲珑剔透的象牙小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