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不满现状

那一个时代事实上总有许许多多不满现状的人。现代以前，这些人怎样对付他们的“不满”呢？在老百姓是怨命，怨世道，怨年头。年头就是时代，世道由于气数，都是机械的必然；主要的还是命，自己的命不好，才生在这个世道里，这个年头上，怪谁呢！命也是机械的必然。这可以说是“怨天”，是一种定命论。命定了吃苦头，只好吃苦头，不吃也得吃。读书人固然也怨命，可是强调那“时世日非”“人心不古”的慨叹，好像“人心不古”才“时世日非”的。这可以说是“怨天”而兼“尤人”，主要的是“尤人”。人心为什么会不古呢？原故是不行仁政，不施德教，也就是贤者不在位，统治者不好。这是一种唯心的人治论。可是贤者为什么不在位呢？人们也只会说“天实为之”！这就又归到定命论了。可是读书人比老百姓强，他们可以做隐士，啸傲山林，让老百姓养着；固然没有富贵荣华，却不至于吃着老百姓吃的那些苦头。做隐士可以说是不和统治者合作，也可以说是扔下不管。所谓“穷则独善其身”，一般就是这个意思。既然“独善其身”，自然就管不着别人死活和天下兴亡了。于是老百姓不满现状而忍下去，读书人不满现状而避开去，结局是维持现状，让统治者稳坐江山。

但是读书人也要“达则兼善天下”。从前时代这种“达”就是“得君行道”；真能得君行道，当然要多多少少改变那自己不满别人也不满的现状。可是所谓别人，还是些读书人；改变现状要以增加他们的利益为主，老百姓只能沾些光，甚至于只担个名儿。若是太多照顾到老百姓，分了读书人的利益，读书人会得更加不满，起来阻挠改变现状；他们这时候是宁可维持现状的。宋朝王安石变法，引起了大反动，就是个显明的例子。有些读书人虽然不能得君行道，可是一辈子憧憬着有这么一天。到了既穷且老，眼看着不会有这么一天了，他们也要着书立说，希望后世还可以有那么一天，行他们的道，改变改变那不满人意的现状。但是后世太渺茫了，自然还是自己来办的好，那怕只改变一点儿，甚至于只改变自己的地位，也是好的。况且能够着书立说的究竟不太多；着书立说诚然渺茫，还是一条出路，连这个也不能，那一腔子不满向那儿发泄呢！于是乎有了失志之士或失意之士。这种读书人往往不择手段，只求达到目的。政府不用他们，他们就去依附权门，依附地方政权，依附割据政权，甚至于和反叛政府的人合作；极端的甚至于甘心去做汉奸，像刘豫、张邦昌那些人。这种失意的人往往只看到自己或自己的一群的富贵荣华，没有原则，只求改变，甚至于只求破坏——他们好在混水里捞鱼。这种人往往少有才，挑拨离间，诡计多端，可是得依附某种权力，才能发生作用；他们只能做俗话说的“军师”。统治者却又讨厌又怕这种人，他们是捣乱鬼！但是可能成为这种人的似乎越来越多，又杀不尽，于是只好给些闲差，给些干薪，来绥请他们，吊着他们的口味。这叫做“养士”，为的正是维持现状，稳坐江山。

然而老百姓的忍耐性，这里面包括韧性和惰性，虽然很大，却也有个限度。“狗急跳墙”，何况是人！到了现状坏到怎么吃苦还是活不下去的时候，人心浮动，也就是情绪高涨，老百姓本能的不顾一切的起来了，他们要打破现状。他们不知道怎样改变现状，可是一股子劲先打破了它再说，想着打破了总有希望些。这种局势，规模小的叫“民变”，大的就是“造反”。农民是主力，他们有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在历史上这种“民变”或“造反”并不少，但是大部分都给暂时的压下去了，统治阶级的史官往往只轻描淡写的带几句，甚至于削去不书，所以看来好像天下常常太平似的。然而汉明两代都是农民打出来的天下，老百姓的力量其实是不可轻视的。不过汉明两代虽然是老百姓自己打出来的，结局却依然是一家一姓稳坐江山；而这家人坐了江山，早就失掉了农民的面目，倒去跟读书人一鼻孔出气。老百姓出了一番力，所得的似乎不多。是打破了现状，可又复原了现状，改变是很少的。至于权臣用篡弑，军阀靠武力，夺了政权，换了朝代，那改变大概是更少了罢。

过去的时代以私人为中心，自己为中心，读书人如此，老百姓也如此。所以老百姓打出来的天下还是归于一家一姓，落到读书人的老套里。从前虽然也常说“众擎易举”“众怒难犯”，也常说“爱众”“得众”，然而主要的是“一人有庆，万众赖之”的，“天与人归”的政治局势，那“众”其实是“一盘散沙”而已。现在这时代可改变了。不论叫“群众”“公众”“民众”“大众”，这个“众”的确已经表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从前固然也潜在着，但是非常微弱，现在却强大起来，渐渐足以和统治阶级对抗了，而且还要一天比一天强大。大家在内忧外患里增加了知识和经验，知道了“团结就是力量”，他们渐渐在扬弃那机械的定命论，也渐渐在扬弃那唯心的人治论。一方面读书人也渐渐和统治阶级拆伙，变质为知识阶级。他们已经不能够找到一个角落去不闻理乱的隐居避世，又不屑做也幸而已经没有地方去做“军师”。他们又不甘心做那被人“养着”的“士”，而知识分子又已经太多，事实上也无法“养”着这么大量的“士”。他们只有凭自己的技能和工作来“养”着自己。早些年他们还可以暂时躲在所谓象牙塔里。到了现在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在拆卸了。于是乎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大家一同苦闷在这活不下去的现状之中。如果这不满人意的现状老不改变，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联合起来动手打破它的。重要的是打破之后改变成什么样子？这真是个空前的危疑震撼的局势，我们得提高警觉来应付的。

（194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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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洞察历史，警觉将来

黄炎培先生在与毛泽东主席的“窑洞对”中曾提出历史周期律之问。历史周期律指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会经历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平衡，再到不公导致崩溃的兴衰治乱循环往复的周期性现象。

为什么历史会呈现这样的轨迹？作者就“不满现状”的议论倒是一个可供思考的角度。

作者指出任何人都可能会不满现状。有不满就要排泄。老百姓和读书人都是宿命论：老百姓怨命、怨世道、怨年头，总称“怨天”，是机械的宿命论；读书人除了“怨天”，主要“尤人”，是“人心不古”才导致天命不常，宿命论中带有人治论。两种人的怨气排泄出来，却不会合流到一处，因为地位有高低，读书人至少可以有老百姓垫在身下，自然不肯屈尊下就，于是心念避字诀，独善其身去了；老百姓惯说忍字诀，但有一口饭，就吞下一口气。避和忍都是消极的，都不会改变现状。

两种人都有改变现状的诉求，但目的和方式又不相同。“得君行道”的读书人求改变，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利益，否则就会阻挠变革；不能得君行道的，或是憧憬着书立说、寄望于后世，或是做了权门、草莽“军师”，成统治者所养之士：只求改变自己，江山的现状依旧维持着。老百姓想改变却不知如何改变，忍无可忍之后，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打破现状再说；可打破了现状，又复原了现状，因为结局还是一家一姓做天下，自己还是被踩在脚下。

通过读书人和老百姓有了不满之后的不同表现，作者深刻挖掘了两种人的心理和思想，并延及由古及今中国人的民族心理。老百姓的忍与破、读书人的避与改，都无法真正变革“一人有庆，万众赖之”“天与人归”的王权政治体系。

读书人和老百姓殊途同归了。

于是作者一针见血地点破：“过去的时代以私人为中心，自己为中心，读书人如此，老百姓如此。”一个“私”字，让老百姓一盘散沙，力量难以聚合；一个“私”字，让读书人以己为先，现状得以维持。

他对老百姓是有期待的，他看到了二千年未有的变局，大众的力量不断地强大并团结起来，思想渐渐地觉醒，扬弃机械的宿命论和唯心的人治论。他更期待读书人的改变，他敏锐地觉察到时局、世道已经改变了读书人的生活环境：无处可“避”，无法“独善其身”；无人可“附”，无法“得君行道”。读书人的性质蜕变为“知识阶级”，成为独立的社会群体。要改变现状，知识分子就必须走出避世的象牙塔，走上十字街与老百姓“合”流：我以你为强大后盾，你以我为前行的引导。

他作出预言，现在的时代，现状必然是由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共同打破的。但重要的不是打破，而是“打破之后改变成什么样子”。如果旧思想、旧的社会因素无法根除的话，社会发展的前景依然是让人警觉的，他不由地下了“空前的危疑震撼”这样的重语。

如果希望打破现状后国家、民族、社会有真正的改变，就必须增加新的因素。这新的因素，作者虽未挑明，但已蕴含在文章之中，那就是“公”！读书人变“私”为“公”，就成为以社会进步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老百姓变“私”为“公”，就成为关心国事天下事的主人翁。

1947年末，面对着处在激荡变革中的中国，朱自清写下了这篇呼唤变革的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