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已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挽歌是送葬时唱的歌。这首歌辞是陶渊明活着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写的挽歌，共有三首，此是第三首，写的是死后被埋葬的情景。此诗写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年)，作者时年六十三岁。诗是九月所作，十一月作者就死去了。

一个人总是要死的。但是一般情况下，一个活得正在兴头上的人是无须也无暇多想此事的。在诗人生活的晋宋时代，虽然时人名士多好在活着时就给自己写挽诗，但一当认真给自己写一首挽歌时，想必一定是别有滋味在心的。在挽歌中，诗人对死是想得很旷达的，他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人生的运动过程中来客观地对待，意识到个人的生命历程是有限的，死带有不可避免的永远性，故而在“将辞逆旅之馆”时，用活着的我，对拟想中但却又必然会变致的死去的我，进行一番理性的审视，却也不无意义。

诗人想象，在一个地上是严霜荒草，路畔有白杨萧萧的九月高秋，他已经死了的形体，被送往四面不近生人的远郊。他还看到，自身正被人送进高大的坟封，他感到这是人生最后得见光明的时候，送葬的马为他仰天长啸，西风也为他倍感萧条。他愿在这“死后”还有“知”的最后一刻，想到生时更多的事，但这已经来不及了，最近目前的恨事是坟墓一闭，自己就永堕黑夜，长隔三光，这真是贤士达人也无可奈何的无情规律。对死都想开了，因而诗人对于亲戚的余悲有多少，他人事后忘怀得多么干净，都视为自然，无复计较。如果对照他同时写《自祭文》里的思想安慰死后的肉体的话， “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则更可看出诗人对生死的旷达而现实的态度。陶渊明早在《形影神》诗中就说，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他对于这“与我而相违”的屈处乱世的生命，是不想“以心为形役”，而是“委心任去留”。他生时遇有屈心违志，便敢于高唱“归去来”，死后也要在幽室被封闭的最后一刻，唱出达观的挽歌。

死是什么?本来自有其自身的实质意义，但不同的人对它想的却完全不同。古希腊的怀疑派皮罗说： “死与生之间并无区别。”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伊壁鸠鲁说： “死对于我们无干，因为凡是消散了的都没有感觉，而凡无感觉的就是与我们无干的。”古罗马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卢克莱修说： “死对我们是不存在的，我们在死后将没有知觉，正象生前没有知觉一样。”生死不分是不现实的。死对于活着的个人还是相关的事情，至少作为个人生命之终结，还是发生心理作用的。马克思说： “死亡显现为物种对具体个人的严酷的胜利。”这里寓有个人死去但人类社会却是生生不息地在发展前进的意思。正因为这样，历史上的仁人志士，不仅不怕死，而且在必要时竟可以舍生忘死，求得人类社会的发展。当然这不是避俗养素的陶渊明所可能做到的。但他把死看得那么开通，与慧远和尚当时宣传“形尽神不灭”的唯心主义，还是针锋相对的，从哲学上也不无一点战斗批判意义。

这首诗里的幻想是现实的，现实是幻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