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

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

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

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

方知黄鹄举，千里独徘徊。

李白(701—762)，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其先代于隋末流徙于当时属于唐政府安西都护府管辖的碎叶(今苏联的托克马克)，李白就出生在这里。李白五岁时随父亲来到四川绵州(今绵阳)居住，并在这里长大。

李白在二十五岁时只身出蜀，遍历中国的名山大川，这给他以极丰富的创作灵感。

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浪漫主义诗人。他一生抱着“济苍生”、 “安黎元”的志向，积极奔走和追求。他热爱祖国的壮丽山河，幻想未来的光明生活。

李白在创作中继承了中国诗歌的进步思想传统，认真学习前代诗歌的艺术表现经验，并努力创造自己的艺术风格特长，写下了“想落天外”、 “横被六合”的大量诗歌。李白擅长于乐府和五七言绝句，诗的语言清新自然，不事雕琢，从民歌中吸收了很多营养。李白的诗歌艺术在后代影响很大，宋代的苏轼、陆游等，都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韩愈诗中说：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白与杜甫的诗作，是中国文学宝库中最珍贵的遗产。

古风，是一种诗体，又叫古诗、古体诗。与近体诗相对而言，产生较早，形成于汉魏六朝，每篇句数不拘，诗句有四言、五言、七言、杂言诸体，以五、七言句法为常见，平仄、用韵、对仗都比较自由。本书中所选汉魏六朝诸家诗，皆为古体诗，与作为近体诗的唐人律诗有明显区别。

李白的诗以“古风”为总题的诗共五十九首，非一时之作，内容也各自不同;此是第十五首，写作年代大约是李白在长安被“赐金放还”前后不远的时间(天宝三年、公元七四四年)内写成的。

李白在天宝元年应唐玄宗之召进入长安。这个转机曾给李白以很大的希望。当初是“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今日得到进京供职的机会，他自况是“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满以为能出人头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可是到了长安以后，一接触宫廷生活实际，他的理想破灭了，他发现皇帝并不特别喜欢自己，他的那些“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志向，统治者们并不怎样重视，唐玄宗只委任他为宫廷的“翰林供奉”，这是一种以文学词章被顾问的侍从职务，没有什么正式事情可做。李白渐渐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无足轻重，真正的“济苍生”，“安黎元”的抱负已经落空，他不禁“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了。他更在宫廷生活中，进一步认识了上层统治集团的腐败，尤其是君暗臣昏、嫉贤妒能的局面，使他无法容忍，他“且复归去来，剑歌行路难”，提出离去的要求。唐玄宗集中了朝廷权贵们对李白的排斥态度，“以其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李白在“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的情况下，忧愤地离开了长安。这就是写古风第十五首诗的基本感受条件。

李白在这首古诗中怀着现实感受，提出了燕昭王修筑黄金台的故事。李白从在长安的几年感受中体会到，国家能否真正实行任用贤才的政策，关键在于国主和谋臣，如果他们一个是求贤若渴，一个是荐贤举能，这时人才就能得用，并各适其所。他对历史上燕昭王为复兴燕国，采纳谋士郭隗的堆金买骏骨的方针，以重用郭隗，为其修筑黄金台的办法，招致了天下贤才的来归，表示了由衷的赞美。李白对燕昭王特加敬佩，是因为他对当朝的玄宗与宰相李林甫之类，痛有所感。皇帝荒淫腐败，被一群谄媚之徒所包围;李林甫口蜜腹剑，嫉贤妒能;宦官外戚，焰势逼人。这个统治集团为了保持最高权力的清一色的腐败性，在用人问题上几乎堵塞了一切贤才的上达之路。李白用自己被排挤、驱逐的实践体会，写出了“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的愤怒诗句。

当时长安的高层贵族，以皇帝为首，都沉醉在危机爆发前的升平岁月里， “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这些高层贵族，纵情声色，恣意享乐，以“珠玉买歌笑”，是他们的本性使然。而他们越是纵肆这种丑恶本质，对于对社会有用的贤才，则是越加排斥， “糟糠养贤才”，也就成了他们必然采取的政策。李白对此是不能忍受的， “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权贵们排斥李白，李白用孤高傲岸的态度鄙夷权贵，断然采取了与之决裂的态度，自比黄鹄，展翅云天，诗中的“方知黄鹄举，千里独徘徊”，正是寄托了这种超俗的志向。由于李白是在黑暗专制的社会中奋斗、追求，而时代历史的局限，又使他不能找到一条可以真正达到理想境界的道路，甚至以为是理想的所在，也多半是被美化了的历史过去，或是幻想中的空中楼阁，因为缺少现实历史条件，都注定不能实现。所以李白用“远逝以自舒”的方法去寻找自由、快乐，但因无法彻底摆脱现实关系的束缚，而终究不能彻底了却内心失意的痛苦。这首诗中的“独徘徊”，正是流露了这种情绪。而这种情绪作为审美主体的本质构成，几乎被对象化到此后的一切诗中;所以在李白诗中，不论是怎样想落天外，几乎都无不渗透着失意孤独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