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安娜·安德列耶夫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苏联俄罗斯诗人。原姓高连珂。她生于敖德萨一个海军机械工程师的家庭。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皇村度过,给她留下难忘的印象。她曾就读于女子高等学校的法律系,但酷爱诗歌。1910年她与俄国诗歌阿克梅派的创始人尼·古米廖夫结婚,她也是该诗歌流派的主要成员。1912年出版第一本诗集《黄昏》,得到诗坛好评。同年10月她的独生子列夫·古米廖夫出生。1914年她的第二本诗集《念珠》 问世。诗集《白色的鸟群》于1917年出版。次年她与古米廖夫离婚。以后陆续出版的诗集有《车前草》(1921)、《耶稣纪元》(1922)。抒情诗作侧重抒发内心隐秘的情感,构思精致,形式灵巧,语言表达富有音乐性、艺术形象具有雕塑感。1921年她的前夫古米廖夫以反革命罪被枪毙 (1986年对他重新评价)。她自二十年代中期开始潜心研究普希金,从那时一直到四十年代,她的诗作很少得到发表。1935年和1938年,她的儿子两次被捕,她在1935年至1940年间写下动人心魄的组诗《安魂曲》,但直到1987年才得以发表。四十年代她的儿子由流放地应征入伍,参加了卫国战争。她在战争期间创作了不少爱国主义诗篇,如《起誓》等。战后她又重新抒写表达内心情感的抒情诗。1946年受到严厉批判,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1949年其子第三次被捕,至1956年才得到自由,从事历史研究。她本人在五十年代后期恢复名誉。她的诗歌获得出版和再版,新作也不断问世。晚期作品长诗《没有主人公的歌》 (1940—1962)最负盛名,是她一生诗歌创作的总结,保持了她独特的现代诗风。还著有长诗《光阴飞逝》(1909—1965),《阿赫玛托娃诗选》(1974)等。除了创作她还翻译了意大利但丁的诗歌,中国屈原的《离骚》、李商隐的无题诗等。她获得世界读者的喜爱。1964年意大利授予她“埃特内·塔奥尔敏”国际诗歌奖,1965年英国牛津大学授予她名誉博士学位。
        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抒情组诗。诗人在其子两次被捕期间陆续写下12个篇章。到1957年写了“代序”,追忆并描述苏联30年代大清洗时期她个人的一段经历。她在列宁格勒监狱外等候探望儿子,排过17个月的队,站立了整整300个小时,一天有人认出她是诗人阿赫玛托娃,这时排在她身后的一位嘴唇发青的妇女从麻木状态中惊醒,在她耳边悄声问道:“您能描写这个场面吗?”“能。”诗人作了肯定的回答,她看到在这位妇女已脱形的脸上好象掠过一丝微笑。1961年诗人又加了,句诗,作为组诗的序诗: “不,我不躲在异国的天空下,/也不求他人翅膀的保护,——/那时我和祖国人民共命运,/和我国的人民,不幸的,生活在一处。”组诗12个篇章分为6部分: 献诗、前奏、判决、致死亡、磔刑和尾声。每部分组成的篇章各不相等。1. “献诗”写于1940年3月,诗人用整个篇章诉说大难临头的极度悲苦之情,尽管群山会为此折腰,河水也会停住不流,但是关押亲人的牢门始终锁得紧紧的,只听到钥匙刺耳的声响和士兵沉重的脚步声。“我们”早起赶去监狱门口守候着,而希望之歌还在远方吟唱。回忆当时听到判决,“我”泪如泉涌,心似刀绞,步履踉跄。由此联想到一同惨遭不幸的姐妹们,今在何方? “我”想给她们寄去告别的敬意和惦念。2.“前奏”由四个篇章组成,分别写于1935年秋、1938年、1939年。那些被判处有罪的人们走在一起,苦难把他们折磨得失去智力,火车还要把他们带走,无辜的俄罗斯在血淋淋的皮鞭下和黑色囚车的车轮下呻吟辗转。就在拂晓的时候,儿子也被抓走,那样的情景历历在目,难以忘却。夜晚月光射进门楼,照着一个枯瘦的人影,这是个女人,身患疾病,孤苦伶仃,丈夫已死,儿子在坐牢,她不再是富有个性的女人,也不再是朋友们的宠儿,更不是皇村学校那个愉快的淘气鬼,而是第300名前来给犯人送点衣物的探监者,她知道,大墙背后有多少无辜生灵涂炭。“我”呼唤着儿子,盼望他回家,甚至不惜给刽子手下跪。但是黑白已经颠倒,人兽难以分清,“我”只有忐忑不安地等待判处死刑的消息。死亡之星似乎时时都在发出威吓,“我”不能不日日夜夜牵挂儿子的生死安危。3. “判决”写于1939年夏。判决终于来临,如一块巨石落下压住“我”的胸膛,从今以后,“我”有好多事要做: 要让记忆泯灭,要把心肠变硬,要学会重新生活,独自一人。“我”早巳预见到这一天:“明朗的日子和空空的家”。4. “致死亡”写于1939年8月19日和1940年5月4日,由两个篇章组成。“我”等待着死亡,随它以任何形式降临到“我”身上,“我”已无所谓了,心中只留下儿子那双蓝眼睛,遮住了种种恐怖的场面。“我”向死神乞求,哪怕让我仅带走儿子那恐惧而沉默的眼神,或是那来自远方的温馨慰语,但它什么也不允许我随身带走。5. “磔刑”没有注明写作的日期。小标题下的引语是:“妈妈,不要为棺中的我号啕痛哭。”这是用儿子的口吻写成的两个篇章。“我”,作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儿子,忍受着地狱般的折磨,听天使在颂扬伟大的时刻,却眼见烈火熔化了苍穹,“我” 埋怨父亲:“为什么把我撇下!” “我”劝慰母亲: 不要为“我”痛哭。“可是没人敢把视线转向/母亲默然伫立的地方”。6.“尾声”是和“献词”写于同一时期1940年3月,两个篇章。还是以母亲的身份来写,“我”观察到罹遭磨难的人在外形上是如何变化的: 脸庞消瘦,眼神恐惧,皱纹如楔形文字一般刻在面颊上,黑发一下子变成银白,微笑枯萎……。这就是“我”,同时也是那些和“我”一起排过队的所有的人们。我想一一提到每个人的姓名,“可惜名单被抢去,我已无处再打听。”“我”不会忘记她们,“千万人用我苦难的嘴在呐喊狂呼”,她们也会怀念“我”,倘若有朝一日有人想为“我”树纪念碑,不要把它建在“我”的出生地——大海边,也不要建在皇村,而是建在这儿,“在我伫立过300小时的地方建起来”,为的是永远不要忘记囚车的呼啸,牢门的死闭和人们如受伤的野兽般的痛泣,为的是能“让狱中的鸽子在远方啼鸣,/让轮船在涅瓦河上悠悠航行”。
        作品鉴赏 母亲常常与摇篮曲相连,那柔和温馨的曲调从母亲嘴里轻轻哼出,滋润着孩子的心田,催他甜甜入睡。然而在这部组诗中,母亲唱的却是一首安魂曲,由黑发突然变白的母亲为年轻的儿子唱挽歌,凭添了全诗的委婉悲怆。组诗从“前奏”开始基本按母亲个人遭际的顺序逐步展开,并反复抒情咏叹,一位悲痛欲绝的母亲形象作为全诗的主体意象贯串始终。儿子被捕,拉开母亲个人痛苦的序幕。诗人逼真地描写儿子被带走时的情与景,那种束手无策的绝望,那种生离死别的打击,诗人贴切地用“象是送殡”来形容,并精心描绘出细节:儿子双唇上还有小圣像的冷气,额上渗出了冷汗,这些都没有逃过母亲的眼睛和感觉。遭到如此横祸,母亲当然要禁不住放声号啕。如果说诗人在抒写儿子被抓时表现出母亲无法抑制的巨大情感波澜,那么在这之后,诗人则用冷观的笔调来反衬母亲内心的极度痛楚。诗人变换抒情的人称,用第三人称和第二人称,这是因为母亲已痛苦得没有勇气直面自我,为能减轻痛苦,将自我分离为旁观者或对话者,再把自己看作“是另外一人在悲哀”。那个女人越是貌似平静地回忆昔日往事,越是映衬出此时此刻的凄楚悲苦。诗人转而又用第一人称,把情感的波澜推向高潮:“我呼喊了十七个月,/召唤你回家,/我曾给刽子手下过跪,/我的儿子,我的冤家”。这不是捶胸顿足的哀号,而是柔肠寸断的泣诉。母亲下跪这一倍受屈辱的意象震人心魄,牢牢地印在读者心中。为了儿子能获得自由,她愿付出任何代价,哪怕是个人的尊严,她所处的走投无路的困境,她所作的徒劳而忘我的牺牲,令人心碎。对母亲来说,清白的儿子受到任何有罪的判决,无疑都等于向她宣判死刑,她将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踽踽独行。母亲似乎理智而冷静地历数此后要做的、实际上难以做到的那些事,蕴含着她最无法忍受的人生现实。试想,记忆何以会泯灭,心灵怎能变顽石,生活哪堪重新开始! 当她凄然而麻木地想到死时,这首安魂曲就不仅仅是为儿子而唱,也是在为自己而歌。人宁愿以死的安宁来换取生的煎熬,不能不是人之为人的最大悲剧。死神同刽子手一样冷酷无情,母亲的绝望也就有增无减。诗人又用儿子的口吻从另一个侧面强化母亲深沉的悲哀,她已欲喊无声,欲说无言,欲哭无泪,悲哀达到了极至,她变成一座雕像,默默站立着,人类的良知无法正视母亲承受的这种不人道的摧残。从号啕痛哭的母亲形象,到忍辱下跪的母亲形象’到默然伫立的母亲形象,三个雕塑般的形象递进地揭示了一位母亲遭受巨大不幸的心路历程。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抒写母亲的痛苦时始终交织着对同命运的人们的关注。诗人多次用“我们”来称呼母亲和他们。在她与儿子的背后,站着成行成队的人们。“献词”和“尾声”更把组诗连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献词”是献给那些失去自由的姐妹们,“尾声”也是祭奠那些不知姓名的姐妹们。这许许多多人都叠化在母亲这一主体意象上,母亲的苦难也就深广起来,不仅是个人的,也是时代的。她希望建立的那座纪念碑成为一个非常时期人民苦难的标志,成为人民的愿望一不要悲剧重演的象征。“代序”和“序诗”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注解。过了将近20年之久写下的“代序”还如此清晰地记得那不易察觉的一丝微笑,这刻骨铭心的一幕是诗人抒情的深厚基础。尤为可贵的是,遭受如此灾难之际,诗人在绝望中还闪烁着自信,忧愤中还饱含着希望,悲痛中还怀抱着善良的祈祷。这首安魂曲是诗人唱给儿子和自己的,才唱得如此深情,如此真切;这首安魂曲也是诗人唱给所有不幸的儿子和他们的母亲的,更是所有不幸的母亲唱给她们的儿子和她们自己的,才唱得如此博大,如此深邃。对于千千万万受冤屈的人们和他们的亲人来说,阿赫玛托娃唱出他们悲愤的心声,倾诉了人间存在的真情,他们的灵魂可以安息了……。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是不朽的,难怪苏联当代诗人叶甫图申科认为,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阿赫玛托娃则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