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弗拉基米尔·费奥多罗维奇·田德里亚科夫(1923— )出身于普通的农民家庭,中学毕业后应征入伍,参加过卫国战争,受伤后复员,曾做过团的工作。50年代初期,田德里亚科夫就开始创作。不过,当时评论界认为他受了“无冲突论”的影响,然而,他并不气馁,继续大胆地去开掘生活的底蕴。1954年中篇小说《阴雨天》 、《不称心的女婿》和1956年 《死结》 、《路上的坑洼》的发表,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这几部真实揭露50年代苏联农村矛盾的特写体小说,由于它们对社会中的消极现象采取了尖锐的批判态度,很快使田德里亚科夫得到社会的肯定,视誉为最早揭开农村“秘密”的作家之一。1959年召开全苏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时,他已被公认为是一位“有胆量的艺术天才”了。到了70年代,田德里亚科夫一方面仍保持了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性,一方面又加强了作品人物在道德上的内心反省,从而突出了道德主题。这不仅加强了小说的深度,而且也使作家的艺术才华驰骋于一个新的天地。他的《毕业典礼之夜》 、《惩罚》 、以及《六十支蜡烛》就是以道德和精神探索为特色的。作者强调了目前对青年教育的落后状态,认为学校不能只限于传授书本知识,更要注意发扬学生身上的人性美。田德里亚科夫在谈到自己选取令人震惊的素材时,说到了他的创作思想: “艺术家应该比事实更真实,他不应该仅仅反映生活中具有特征性的事物,而且应该对它们加以夸大并推向极端。”然而,由于田德里亚科夫对社会问题所持的尖锐态度,他的作品在苏联评论界一直存在着评价上的分歧。
        内容概要 老教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叶切文60岁了。为表彰他40年来的努力工作和杰出贡献,卡拉西诺城的父母官、市教育局的有关领导给他嘉奖,并在水晶饭店为他祝寿。当晚,叶切文坐在灯下,怀着兴奋而满足的心情拆阅来自全国各地的贺信与贺电。这中间,就有他英勇牺牲的学生格里沙·布哈洛夫生前的战友海军中校佩什涅夫寄来的感谢信和格里沙生前曾佩戴过的短剑。但有一封印有著名疗养地索契风光的信,却使老教师如坠云雾之中,甚至感到阵阵恐惧。写信人自称“是个酒徒”,“一个没有事业、没有家庭的人,甚至连个小偷、罪犯都算不上”,并强调他“之所以落到这种地步,都是由于您,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叶切文! ”那人甚至扬言要杀掉叶切文,铲除他这个“多年来的社会传染病疫源地”。信的落款是“您从前的学生”。叶切文惊讶万分:自己一辈子勤勤恳恳工作,真心为学生着想,耗尽了毕生的心血,难道这样的老师还会招致学生的仇视乃致谋杀吗? !这是可笑的恶作剧呢,还是自己的一生中真有值得反省和检点的地方? 叶切文开始回忆往事,对自己走过的生活道路进行总结。他出身穷苦,中学毕业后回到母这任教,至今已有40余年。每天,他都是“7点起床,不慌不忙地洗脸,仔细地修面”,当他迈进学校大门,从举手敬礼的少先队员石膏像旁穿过前厅时,“存衣室前的挂钟总是差7分9点”。他对学生要求严格,规定“每周交一篇作文”,他的学生在考试中也总是“以知识广博而令人惊讶”。列娜·肖洛霍娃就是他的得意门生。她有着“迷人的眉毛,生机勃然的体态”,学习成绩优秀,是“全班最好的学生”。她对任何课程都同样喜欢,同样感兴趣;对伊凡雷帝的评价也是那么冷静而客观: “伊凡雷帝反对世袭贵族的斗争具有进步性……”总之,她永远是个按照“老师的意志”行事的学生,无怪乎叶切文给她的评语是“天资异常聪明,品行无比端庄,待人热情诚恳”。而廖瓦·鲍恰罗夫就不怎么讨人喜欢了。这是个“天才出众,才能非凡,能独立思考的学生”,往往是“教师还在竭力启迪学生们理解,廖瓦已闲得难受了”。由于他太爱“独立思考”,有时甚至会提出“表面看来并无恶意”的问题难为老师,因此总不受老师喜爱,甚至差点被开除学籍。当然,叶切文也是他捉弄的对象。可是,不管廖瓦如何爱标新立异,谋杀老师的勾当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干的。难道这个未露面的凶手会是安东·叶尔金吗?这个叶切文若干年前的学生,比起廖瓦来,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开学第一天,他便在老师坐的椅子上涂了一层柏油,使老师在学生面前出尽洋相; 为阻止老师点名,他居然往老师的教学日志里撒一种刺激性的粉末;他往老师的提包里塞癞蛤蟆,甚至用砖头砸叶切文的脑袋……由此看来,叶尔金有可能作案。可是,叶切文的这个猜测很快被证实是错误的:叶尔金现在已成了一名6级车工,有幸福的家庭美满的生活;当老师的寿辰时,他远道而来向老师祝贺,衷心地感谢老师把他这个当年无药可救的顽童培养教育成了今天的有用之人。那么,凶手会是谁呢?叶切文苦思冥想,甚至不放过自己最亲近的人。难道是塔季娅娜·伊凡诺夫娜·格劳贝——他45年前的情人吗?记忆将叶切文带回到遥远的过去。那时,他还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整天忍受的不是父亲酒后的摔盘砸碗,便是母亲歇斯底里的恶声怒骂。是塔尼娅的父亲、俄罗斯有名的百万富翁、格劳贝学校的创始人伊凡·谢苗诺维奇·格劳贝第一次慈爱地抚摸他的脑袋,给他买了毡靴、短皮袄和书籍,并送他进学校念书,使他成了一个有文化的人。格劳贝的独生女儿塔尼娅“尽管不十分姣美,但也绝不是个丑姑娘”,她有一颗同她父亲一样的教育家和诗人的慷慨好施的心,在卡拉西诺城的众多小伙子中,她那双高傲的眼睛独独看上了“穿着粗布裤,长着大鼻头,笨手笨脚”的叶切文。可惜好景不长,正当青年人双双坠入情网时,伊凡·苏柯夫——格劳贝学校的新领导,“对资产阶级残渣余孽”恨之入骨的无产者,为了将叶切文培养成“无产阶级教师”,要求他“别为了一双漂亮眼睛而把与自己血肉相连的革命出卖了”,让他说服塔尼娅“站出来反对父亲”。塔尼娅断然拒绝了叶切文的好意: “要是孩子连这样的父亲都不认了,……世界大概就要退化了。”在革命和恋情之间,叶切文终于选择了前者,就如同“斯捷潘·拉辛对待公爵小姐一样”,把塔尼娅“扔进了汹涌的波涛”。大会上,他公开站出来批判格劳贝,同他“划清界线”。而格劳贝,叶切文的恩师,痛感自己“我曾教给他区别谎言和真理,但没有教会他,我曾教给他嫉恶和敬善,但也没有教会他”,从而觉得“没有你们我也已经受到了惩罚,不会有比这再严厉的惩罚了”。于是,在一个凄风苦雨之夜他含冤告别了人生。从此,塔尼娅也离开了格劳贝学校,离开了持不同信仰的情人,不知去向……45年过去了,叶切文早已悔悟,但一切为时已晚。是的,塔尼娅完全有理由恨他,也完全有权报复他,但他深知她的为人,因为她能够理解“即使我是凶手,也是由于无知,并非为了私利”。除了塔尼娅,叶切文还有一个最心爱的人:他的小女儿薇拉。薇拉没象大姐一样听凭父亲的摆布,成了庸庸碌碌的家庭妇女,也不同二姐般倔强,违背父亲的意志,走了条护士、医生、院长的成功之路。她“柔弱,娇嫩,棕黄色的头发,蔚蓝色的眼睛;身体上和精神上都没有一点过分和不足之处”,她聪明好学,性格活泼,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可就是这么个姑娘却在16岁时怀了孕! 那个糟踏她的“无赖”甚至还是学校的体育教员!这真是奇耻大辱! 叶切文觉得这个自己曾寄予厚望的小女儿,“爱和快乐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我再生的青春,永远不死的化身”在倾刻间“毁灭”了。昔日的薇拉也一下子变得“十分丑陋,毫无感情”。为了拯救女儿,他调离了那个教员,开除了薇拉的学籍,使薇拉在万般无奈之下去汽车队当了统计员,后又嫁给一个司机。生活的磨难、丈夫的拳脚使薇拉厌恶尘世,皈依宗教。而此举在叶切文看来简直又是道德堕落的表现,于是便千方百计争夺薇拉儿子廖尼卡的监护权,使外孙从酒鬼父亲和不可救药的母亲的毒害下“解救”出来。为此,薇拉乞求父亲: “你已经把我抢光了,别再抢我这最后一件东西了! ”并威胁说,如有必要,她会以死相拼的。由此观之,薇拉和她那个醉鬼丈夫都有可能成为谋杀叶切文的凶手。……正当叶切文神思恍惚,惶惶不可终日时,凶手竟意外地自己找上门来了! 原来他是谢尔盖·克罗波佐夫,叶切文从前的学生。那时,他“学习成绩相当好,图画画得不错,班上的墙报总是由他设计、编排,经常被选为这个委员那个干事”,总之,他是个极普通的学生,照叶切文的话讲,对他“我从来没有产生过特别的好感,也没有多大反感。”可有一件事彻底改变了克罗波佐夫的命运。他父亲曾被德国人抓走过,后又被放了出来,因此成了不被信任的人。小克罗波佐夫也受到牵连。叶切文受学校之托,也出于“好心”,真诚地劝说小克罗波佐夫同父亲划清界线。正因为有叶切文这个“威望很高、头脑聪明,大公无私的人来说服我了”,小克罗波佐夫才违心地高呼着“我批判”,同父亲划清了界线。从此,他时时觉得自己卑鄙,受父母的蔑视,以至后来因牵涉到一起刑事案件而被判了刑。这恶梦似的遭遇在克罗波佐夫看来是“一条什么样的链条啊! 是一条多么龌龊的项链!一环又引出另一环……”所以,他要报复,向昔日曾对他进行“精神强奸”的老师报复,他欲以杀人这一行径来震惊社会,引起人们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思考。可是最终,经过咖啡馆内的一席交锋和思想剖析后,克罗波佐夫意识到自己与叶切文在道德上其实是一对“难兄难弟”,便放弃了杀人计划,让叶切文用手枪自裁,“自己审判自己”。经过再三思考,叶切文认识到,自杀虽然是通向永恒的捷径,但这一枪“无非是给地球上增加一具尸体而己”,“还是让我生日那天点燃起第六十一支蜡烛吧! ”
        作品鉴赏 在《六十支蜡烛》中,田德里亚科夫首先对苏联60年来实行的学校教育体制、它所遵循的教育理论,已经取得的成果和仍然存在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揭示和大胆的分析。在叶切文眼里,列娜曾是位完美无缺的好学生,但在收到那封匿名信后,叶切文却不得不对列娜重新作出评价: 她作文中的观点虽完全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但却如同大多数同学一样平淡而乏味; 课堂讨论中,当卓娅对伊凡雷帝的残暴表示愤慨时,她却轻描淡写地说道: “杀掉这么几个官吏的妻子……”; 她居然在老师面前对所有的课程表示出“兴趣”,以致自己也为这种“广博的爱”觉得难为情;当叶切文想了解她毕业后的工作志向时,她却茫然不知所措地呐呐道: “眼下我也说不清……”列娜到底是不是个好学生?这样的学生一旦从中学毕业,能否自容而坦然地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接受严峻人生的特殊考验? 造成列娜死背书本、茫然没有主见的原因是什么? 叶切文陷入了痛苦的沉思。“难道不是因为你未能教会她懂得人性并具有同情心,未能培养出她的独立思考精神吗?不是你把自己对待历史、对待鲜血的冷漠无情的态度传给了她吗?”诚然,叶切文具有自责的勇气,但我们不难看出,责任并非在于叶切文一个人。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列娜成了一个头脑简单,鹦鹉学舌般的人? 又是什么原因使叶切文早在几十年前就预演了如今列娜的一幕?原因就在于他们都习惯于按照那些硬塞给自己的“现成公式”办事。而最令人不安的是,那些由学校硬塞给学生们的“现成公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叶切文清楚地记得,受到村民普遍尊敬和爱戴的格劳贝是怎样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残渣余孽”; 他始终不明白,“所有的沙皇都是吸血鬼”和“沙皇伊凡雷帝具有进步性”怎么都成了“我们的观点”;他还知道原先被骂作反动无耻的奥地利天主教神父孟德尔如何“摇身一变”成了遗传学这门科学的奠基人; 那个20年前他曾经真诚“帮助”过的学生谢尔盖的父亲,也在今天得到平反昭雪,成为“对卫国战争有过贡献”的人。叶切文不禁自问: “究竟什么是我们的,什么是异己的?”“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 ”如果我自己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又怎么去教别人?怎么教?教什么? ……”而学校把这类“现成公式”塞给学生,是不是等于夺走青年人探求真理的宝贵激情,而把他们造就成只会学舌的“鹦鹉”呢? 严峻的现实使廖瓦认识到:对于古代沙皇伊凡雷帝的评价可以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但对于老师“在记分册上给我打个什么分数却不能满不在乎”。这是多么沉重的代价,多么惨痛的教训! 由此可见,作者意欲改良现今苏联教育体制的愿望是多么的强烈。但综观全文,还有一个问题比教育体制更能引起作者的关注,那就是人的道德品质。象列娜这样惯于接受“现成公式”的人,尽管她本人“连只小老鼠都不会杀死”,但“一旦需要”时,也会表示“我赞成”杀人的。这样培养出来的人不仅大部分是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的“学舌的鹦鹉”,而且许多人成了缺乏“同情心和人性”的冷漠无情的“机器”。其实,叶切文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人呢?他诚实吗?他的行为是不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呢?他为了自己能“划清界限”而使恩师走上绝路; 为了自己显得“革命”而把心爱的姑娘“扔进汹涌的波涛”;为了保全自己的声誉而不惜牺牲亲生女儿的幸福……这一切该怎么解释?用他自己的话说: “你在自己的良心面前辩护一下看看! ”他还帮助过一个学生同自己的父亲决裂,但今天,当他与凶手对坐,亲眼看到这自己20年前的“杰作”时,他不能不痛感到这“活生生的教训,可怕的控诉。”那么,造成叶切文悲剧的根子何在呢?正如列娜只一味地接受“现成公式”一样,叶切文也“总是想避难就易,总是走最轻松的路”。因为,“对我来说,同意伊凡·苏柯夫的意见要比为伊凡·谢苗诺维奇·格劳贝辩护更加容易。把塔尼娅扔进汹涌的波涛要比保全她一辈子容易得多。给列娜·肖洛霍娃写一份称赞她的鉴定要比迫使她深思更容易做到,而谴责薇拉也比分担她的痛苦容易得多……”痛苦的自我剖析使叶切文终于认识到,每当他站在岔路口上,是自己那个随波逐流、在狭隘的小天地中苟且偷安的另一个“我”把他推向了“最轻松的路”。他终于发现自己的“背面远不象正面那么美好”。但是,叶切文仍把自己比做一只“呆在窄小蜂房中的幼蜂”,感到在“宇宙的广博而无情的运动”面前无法“改变自己的行动。”主人公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发出了急切的呐喊:“善良的人们啊! 人在走向毁灭,他自己看到这一点,但无力止住脚步。救人啊! ”梦醒了的叶切文感到无路可走,这只“睁开了眼睛的小田鼠“该怎么办呢?是“欣然接受惩罚”还是“试试以有益的生来惊人”呢?可见,作者虽然首先是从教育角度提出问题的但我们从整个作品感受到的紧张的道德冲突,却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实际上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