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安·莫扎耶夫 庄稼汉和村妇
作者简介 鲍里斯·安德烈耶维奇·莫扎耶夫(1923— )苏联俄罗斯作家,苏联作家协会理事。生于梁赞州皮捷利诺市。参加过卫国战争。1948年毕业于列宁格勒的海军技校。后长期在远东工作,现定居莫斯科。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擅长写农村题材。作有中篇小说《冰泉》(1956)、《萨尼亚》(1959)、《精密计量仪表》(1959)、《可爱的田野》(1965)、《费奥多尔·库兹金生活片断》(1966)、《一个半平方米》(1982),中短篇小说集《泰加森林的权力》(1959)、《夏天的路》(1973)、《活着的人》(1977)、《古老的故事》(1982),短篇小说集《远方的路》(1970),特写集《在遥远的阿穆尔那方》(1963)、《远东的故事》(1970)、《独立自主》(1972),电影故事《无边无际的一天》(1973),民间故事集《乌德盖民间故事集》(1955)、《铁喙》(1959),政论集《薄荷的气味和糊口之粮》(1982)等。莫扎耶夫的作品中矛盾冲突夹杂幽默和讽刺,文笔生动。长篇小说《庄稼汉和村妇》的第1卷发表于1976年,第2卷创作于1978—1980年,直至1987年才得以公开发表,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使作家成为1989年苏联国家奖金的得主。
内容概要 1929年夏,梁赞州季哈诺沃区州委为完不成余粮征购任务忧心忡忡。州执委会主席沃兹维舍夫认为,是富农在捣乱,他们隐瞒余粮,却拿到市场上高价出售。他找来季哈诺沃村的党支部书记卡狄科夫,指责他阶级路线不清,要求他把会计乌斯宾斯基和搞承包工程的阿尔多宁从劳动组合中清除出去,理由是一个是神父的儿子,一个生活富裕,还有一台脱粒机。卡狄科夫认为这两人精明能干,工作出色,十月革命后曾为苏维埃政权战斗过,清除他们是不公正的,于是愤而辞职。同时,团的工作者玛丽娅和泽宁被派往戈尔捷耶沃村调查余粮情况。玛丽娅通过交谈、开会了解到农夫们不再交售余粮,是因为他们按规定指标交够余粮后,再无余粮可交。而由15户农夫自愿组织起来的蚂蚁合作社,因为收成好,除了按规定交售了余粮,确实到市场卖过一些余粮,那是为村妇们置点衣料。泽宁则通过“积极分子”搞了一份“有余粮”家庭的名单,要求按名单去搜缴余粮。泽宁的做法得到沃兹维舍夫的赞尝,被任命为季哈诺沃村党支部书记。泽宁受宠若惊,一下子把区里五千普特的征购余粮任务包了下来。他召开村积极分子大会,决定把交售余粮的任务分摊给富农和中农,并拟定了18户富农的名单。许多人都对把自食其力的富裕劳动者划为富农的做法表示不满,征购余粮的工作进展缓慢。于是沃兹维舍夫亲率一个专门委员会下乡,决定对拒交余粮者加以罚款,如在24小时内不交700卢布罚金,全部财产没收。结果拒交罚金的克留耶夫财产被没收,老婆被搜身,儿子因为同行动小组发生冲突而被捕。与此同时,沃兹维舍夫下令,对各家各户的猪加以登记,谁家有两头猪,大的交给国家。抗拒不交者,严厉制裁。蚂蚁合作社只有6头猪,却要求交出5头,社长米隆诺夫表示,如果这么干,他就把猪全宰掉。沃兹维舍夫当即命令把米隆诺夫逮捕。当天夜里各村出现了一个宰杀牲畜的浪潮,到处是猪的凄厉的惨叫声。光戈尔捷耶沃村一夜之间杀了70头猪,而维列季耶村更甚,除杀了74头猪外,还杀了12头公牛,17头牛犊和74头羊。沃兹维舍夫大发雷霆,命令对所有宰杀牲畜的人处以重罚,不交者,便没收财产。沃兹维舍夫强行征集了4000普特粮食,没收了8户人家的财产,扣留了10头奶牛和20头猪,关押了5个人。他的行为得到了表扬。圣诞节前夜,开始了一场没收富农的财产运动,富农名单由沃兹维舍夫亲自拟定,谁向他报的富农名单越多,功劳就越大。行动小组出其不意,同时行动。仅在季哈诺沃村就有26户富农和长子被逮捕,家人被扫地出门。玛丽娅绝参加这一行动,被指责为富农的走狗,开除了公职。这一运动刚结束,随着三十年代第一个春天的来临,全面实现农业集体化运动就开始了。梁赞州成立了作战部,作战部负责人沃兹维舍夫亲率一工作队来到戈尔捷耶沃村,向事先集合在学校大院中的将近500多个庄稼汉宣布: 反对集体农庄,就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然后,让反对集体农庄的人举手,但谁也不敢举手。于是他宣布所有在场的人都已经是集体农庄庄员,并要求他们在18小时内将种子、牲畜、农业财产交公。沃兹维舍夫洋洋得意,准备明天带人去维列季耶村如法炮制。夜里,他躺在沙发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到莫斯科去向斯大林汇报他“第一个将全区引向社会主义”。正在这时,有人把他推醒,告诉他维列季耶村发生了暴动!维列季耶村的庄稼汉和村妇们听说戈尔捷耶沃村的庄稼汉被赶进了集体农庄,起来拆了事先预备好的公共牲畜棚,砸了准备存放种子的仓库大门,狠狠揍了出来劝阻的泽宁。第二天,沃兹维舍夫在警察的保护下来到维列季耶村。警察开枪打死了一名青年,愤怒的群众把警察局长阿泽莫夫打死。在斯捷诺沃村,赶来的骑兵部队企图驱散在广场集会的群众。人群骚动,骑兵开枪,乌斯宾斯基中弹身亡。阿泽莫夫和乌斯宾斯基被安葬了,被捕的肇事者被卫兵押走。但是,庄稼汉们并不明白,这是谁之罪?10天之后,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发表。季哈诺沃区按沃兹维舍夫方式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纷纷解散,季哈诺沃村的集体农庄依然是是志愿报名的26户。冒进分子受到了审判,以沃兹维舍夫为首的12人被送上了被告席。沃兹维舍夫被判处5年徒刑。他们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有过失,但都说自己是命令的执行者。沃兹维舍夫为自己申辩道:“是的,我们脱离了群众,在建立集体农庄时破坏了志愿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犯了一系列粗暴的错误并过分冒进。但从社会的观点看,我不是个危险人物,而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忠心耿耿。因此,孤立地向我提出严厉的起诉是不公正的。我只是指示的执行者。在风潮中涉连的庄稼汉也受到了惩办。只有兹翁佐夫一人逃脱了惩罚。他曾被列入富农名单,暴动后维列季耶村的庄稼汉推选他出来与沃兹维舍夫谈判。当骑兵分队来包围暴动的维列季耶村时,他跳上自己的马跑进难以通行的森林中去了。从那时起,当地再没有人见过他。一些人说他改名换姓生活在巴库,另一些人说他到了国外。
作品鉴赏 苏联社会,历史上留下了许多矛盾、失误和创伤。正直的文学家们早就在对许多问题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但长期以来他们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得以问世。问题和矛盾日积月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于是在改革的年代,众多不同年代创作的尖锐深刻的反思作品,突然如火山爆发、似春潮泛滥出现在苏联读者面前,引起他们强烈的心灵震撼和共鸣。三十年代这段历史,可以说是许多反思作品的“热点”。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充满激情、理想和活力;这也是个痛苦的年代,充满狂热、失误和矛盾。苏联历史上的许多事件都集中在这个时代,苏联社会后来的历史进程很大程度上也与这一时代相关。《庄稼汉和村妇》 就是一部对三十年代农业集体化运动作深沉反思的作品。大家知道,半个多世纪以来,苏联三十年代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一直是苏联文学的重要题材。其间出现过象肖洛霍夫的 《被开垦的处女地》那样讴歌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带头人、积极分子的作品,作品所突出的是两条道路、两个阶级尖锐、激烈、复杂的斗争。也出现过象扎雷金的《在额尔齐斯河上》那样在肯定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历史必要性的同时,对这场运动中的冒进和“过失行为”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作品。而在《庄稼汉和村妇》 中,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俄罗斯农村的生活现实,与过去许多作品是大相径庭的。农业歉收,庄稼汉们无多余的余粮可交,善于经营、靠自己的劳动富裕起来的农民被打成富农,没收财产,扫地出门。在区执委会主席沃兹维舍夫和村党支部书记泽宁等人的淫威下,他们个个诚惶诚恐,害怕罚款、抄家、逮捕的命运随时落在他们头上。但内心深处又十分厌恶、反对这套做法。当忍无可忍时,这些平时软弱、善良的庄稼汉和村妇们终于起来反抗。最后的结局,是庄稼汉们没有逃脱掉受惩罚的命运,沃兹维舍夫等人也被送上了法庭受审。作家给历史和社会留下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那么,这都是谁之过呢?其实通过这60万字的长篇,作家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尽管他把作品的情节框架限定在苏共15大到斯大林发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的较短历史时期内。这部作品之所以重要,之所以被苏联作家协会书记、著名文学家苏罗夫采夫看作为描写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第三次浪潮”的代表作,一方面是因为在文学上它向三十年代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描写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传统模式发起了冲击,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政治上它对这一运动是否违背民心,是否符合千百万庄稼汉的根本利益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正如苏联有的评论家所论的,他在“同历史科学打了一场直接的、坦率的官司”。打官司首先需要的是证据,是事实。于是那些“鲜为人知的悲剧事件”,“农业集体化的真相 和“‘伟大转折’ 的内幕”被作家“大胆地”、“严肃地”、“深思熟虑地”、“富有感染力地”暴露了出来。面对这样一部作品,人人都是法官,人人都需凭自己的良知作出判断。作为人类良心代言人的作家,他所追求的也许不单是为逝去的一切争个是非曲直,而是追求更合理的存在。他对人民的悲惨命运表示同情,他对历史的不公正表示愤慨,他痛恨一切类似于动物的人类行为,他寄希望于明天。
内容概要 1929年夏,梁赞州季哈诺沃区州委为完不成余粮征购任务忧心忡忡。州执委会主席沃兹维舍夫认为,是富农在捣乱,他们隐瞒余粮,却拿到市场上高价出售。他找来季哈诺沃村的党支部书记卡狄科夫,指责他阶级路线不清,要求他把会计乌斯宾斯基和搞承包工程的阿尔多宁从劳动组合中清除出去,理由是一个是神父的儿子,一个生活富裕,还有一台脱粒机。卡狄科夫认为这两人精明能干,工作出色,十月革命后曾为苏维埃政权战斗过,清除他们是不公正的,于是愤而辞职。同时,团的工作者玛丽娅和泽宁被派往戈尔捷耶沃村调查余粮情况。玛丽娅通过交谈、开会了解到农夫们不再交售余粮,是因为他们按规定指标交够余粮后,再无余粮可交。而由15户农夫自愿组织起来的蚂蚁合作社,因为收成好,除了按规定交售了余粮,确实到市场卖过一些余粮,那是为村妇们置点衣料。泽宁则通过“积极分子”搞了一份“有余粮”家庭的名单,要求按名单去搜缴余粮。泽宁的做法得到沃兹维舍夫的赞尝,被任命为季哈诺沃村党支部书记。泽宁受宠若惊,一下子把区里五千普特的征购余粮任务包了下来。他召开村积极分子大会,决定把交售余粮的任务分摊给富农和中农,并拟定了18户富农的名单。许多人都对把自食其力的富裕劳动者划为富农的做法表示不满,征购余粮的工作进展缓慢。于是沃兹维舍夫亲率一个专门委员会下乡,决定对拒交余粮者加以罚款,如在24小时内不交700卢布罚金,全部财产没收。结果拒交罚金的克留耶夫财产被没收,老婆被搜身,儿子因为同行动小组发生冲突而被捕。与此同时,沃兹维舍夫下令,对各家各户的猪加以登记,谁家有两头猪,大的交给国家。抗拒不交者,严厉制裁。蚂蚁合作社只有6头猪,却要求交出5头,社长米隆诺夫表示,如果这么干,他就把猪全宰掉。沃兹维舍夫当即命令把米隆诺夫逮捕。当天夜里各村出现了一个宰杀牲畜的浪潮,到处是猪的凄厉的惨叫声。光戈尔捷耶沃村一夜之间杀了70头猪,而维列季耶村更甚,除杀了74头猪外,还杀了12头公牛,17头牛犊和74头羊。沃兹维舍夫大发雷霆,命令对所有宰杀牲畜的人处以重罚,不交者,便没收财产。沃兹维舍夫强行征集了4000普特粮食,没收了8户人家的财产,扣留了10头奶牛和20头猪,关押了5个人。他的行为得到了表扬。圣诞节前夜,开始了一场没收富农的财产运动,富农名单由沃兹维舍夫亲自拟定,谁向他报的富农名单越多,功劳就越大。行动小组出其不意,同时行动。仅在季哈诺沃村就有26户富农和长子被逮捕,家人被扫地出门。玛丽娅绝参加这一行动,被指责为富农的走狗,开除了公职。这一运动刚结束,随着三十年代第一个春天的来临,全面实现农业集体化运动就开始了。梁赞州成立了作战部,作战部负责人沃兹维舍夫亲率一工作队来到戈尔捷耶沃村,向事先集合在学校大院中的将近500多个庄稼汉宣布: 反对集体农庄,就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然后,让反对集体农庄的人举手,但谁也不敢举手。于是他宣布所有在场的人都已经是集体农庄庄员,并要求他们在18小时内将种子、牲畜、农业财产交公。沃兹维舍夫洋洋得意,准备明天带人去维列季耶村如法炮制。夜里,他躺在沙发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到莫斯科去向斯大林汇报他“第一个将全区引向社会主义”。正在这时,有人把他推醒,告诉他维列季耶村发生了暴动!维列季耶村的庄稼汉和村妇们听说戈尔捷耶沃村的庄稼汉被赶进了集体农庄,起来拆了事先预备好的公共牲畜棚,砸了准备存放种子的仓库大门,狠狠揍了出来劝阻的泽宁。第二天,沃兹维舍夫在警察的保护下来到维列季耶村。警察开枪打死了一名青年,愤怒的群众把警察局长阿泽莫夫打死。在斯捷诺沃村,赶来的骑兵部队企图驱散在广场集会的群众。人群骚动,骑兵开枪,乌斯宾斯基中弹身亡。阿泽莫夫和乌斯宾斯基被安葬了,被捕的肇事者被卫兵押走。但是,庄稼汉们并不明白,这是谁之罪?10天之后,斯大林的《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发表。季哈诺沃区按沃兹维舍夫方式建立起来的集体农庄纷纷解散,季哈诺沃村的集体农庄依然是是志愿报名的26户。冒进分子受到了审判,以沃兹维舍夫为首的12人被送上了被告席。沃兹维舍夫被判处5年徒刑。他们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有过失,但都说自己是命令的执行者。沃兹维舍夫为自己申辩道:“是的,我们脱离了群众,在建立集体农庄时破坏了志愿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犯了一系列粗暴的错误并过分冒进。但从社会的观点看,我不是个危险人物,而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忠心耿耿。因此,孤立地向我提出严厉的起诉是不公正的。我只是指示的执行者。在风潮中涉连的庄稼汉也受到了惩办。只有兹翁佐夫一人逃脱了惩罚。他曾被列入富农名单,暴动后维列季耶村的庄稼汉推选他出来与沃兹维舍夫谈判。当骑兵分队来包围暴动的维列季耶村时,他跳上自己的马跑进难以通行的森林中去了。从那时起,当地再没有人见过他。一些人说他改名换姓生活在巴库,另一些人说他到了国外。
作品鉴赏 苏联社会,历史上留下了许多矛盾、失误和创伤。正直的文学家们早就在对许多问题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但长期以来他们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得以问世。问题和矛盾日积月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于是在改革的年代,众多不同年代创作的尖锐深刻的反思作品,突然如火山爆发、似春潮泛滥出现在苏联读者面前,引起他们强烈的心灵震撼和共鸣。三十年代这段历史,可以说是许多反思作品的“热点”。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充满激情、理想和活力;这也是个痛苦的年代,充满狂热、失误和矛盾。苏联历史上的许多事件都集中在这个时代,苏联社会后来的历史进程很大程度上也与这一时代相关。《庄稼汉和村妇》 就是一部对三十年代农业集体化运动作深沉反思的作品。大家知道,半个多世纪以来,苏联三十年代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一直是苏联文学的重要题材。其间出现过象肖洛霍夫的 《被开垦的处女地》那样讴歌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带头人、积极分子的作品,作品所突出的是两条道路、两个阶级尖锐、激烈、复杂的斗争。也出现过象扎雷金的《在额尔齐斯河上》那样在肯定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历史必要性的同时,对这场运动中的冒进和“过失行为”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作品。而在《庄稼汉和村妇》 中,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俄罗斯农村的生活现实,与过去许多作品是大相径庭的。农业歉收,庄稼汉们无多余的余粮可交,善于经营、靠自己的劳动富裕起来的农民被打成富农,没收财产,扫地出门。在区执委会主席沃兹维舍夫和村党支部书记泽宁等人的淫威下,他们个个诚惶诚恐,害怕罚款、抄家、逮捕的命运随时落在他们头上。但内心深处又十分厌恶、反对这套做法。当忍无可忍时,这些平时软弱、善良的庄稼汉和村妇们终于起来反抗。最后的结局,是庄稼汉们没有逃脱掉受惩罚的命运,沃兹维舍夫等人也被送上了法庭受审。作家给历史和社会留下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那么,这都是谁之过呢?其实通过这60万字的长篇,作家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尽管他把作品的情节框架限定在苏共15大到斯大林发表《胜利冲昏头脑》一文的较短历史时期内。这部作品之所以重要,之所以被苏联作家协会书记、著名文学家苏罗夫采夫看作为描写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第三次浪潮”的代表作,一方面是因为在文学上它向三十年代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线描写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传统模式发起了冲击,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政治上它对这一运动是否违背民心,是否符合千百万庄稼汉的根本利益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正如苏联有的评论家所论的,他在“同历史科学打了一场直接的、坦率的官司”。打官司首先需要的是证据,是事实。于是那些“鲜为人知的悲剧事件”,“农业集体化的真相 和“‘伟大转折’ 的内幕”被作家“大胆地”、“严肃地”、“深思熟虑地”、“富有感染力地”暴露了出来。面对这样一部作品,人人都是法官,人人都需凭自己的良知作出判断。作为人类良心代言人的作家,他所追求的也许不单是为逝去的一切争个是非曲直,而是追求更合理的存在。他对人民的悲惨命运表示同情,他对历史的不公正表示愤慨,他痛恨一切类似于动物的人类行为,他寄希望于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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