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论文章。白居易著。见于《白氏长庆集》卷45。白居易在本文中全面阐发了自己的诗论纲领。他标榜“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诗歌的美刺作用和与现实的密切关系，要求诗歌“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干预时事，反映民间疾苦。这种主张继承了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以及《毛诗序》中的风上化下说，是儒家文学思想的发展;为唐代新乐府运动树立起了一面重要的旗帜。依据这样的观点，白居易将自己创作的诗歌分为“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而以“因事立题”的“新乐府”讽喻诗为最高。以这样的尺度，白居易评价历代诗歌，认为《诗经》篇篇都有美刺劝惩之义，并得出了自《诗经》以下“诗道崩坏”，每况愈下，仅有陈子昂、杜甫等的部分诗作得“风雅”、“六义”之正传的结论。此外，文章中还提出了“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之说，形象地说明了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