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评论文。鲁迅作。刊载于上海《文艺新闻》1931年7月27日和8月3日第20期、21期。文章回顾了上海文坛30年来的变迁和发展。指出晚清盛行才子佳人小说，作者自以为是才子，而把婊子当佳人。小说中的主人公先是才子+呆子，后是才子+流氓。后来又流行鸳鸯蝴蝶派的新才子佳人小说。《新青年》创办后，旧小说受到打击，又出现了新才子派的创造社。作者认为创造社尊重天才和自我，为艺术而艺术，推崇创作，蔑视翻译。同时出现的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艺术，一面创作，同时注意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文学研究会受到三方面的攻击，除创造社外，还有主张文艺为上流社会的绅士派和鸳鸯蝴蝶派。创造社势力逐渐雄厚，但因为不愿做出版者的商品，又不能独立，就去了革命策源地的广东，于是出现了“革命文学”。主张“革命文学”的是从“革命策源地”回来的几个创造社元老和一些新人。后来“革命文学”这名称逐渐旺盛起来，其原因是有了社会基础，一般群众和青年有此要求。革命文学的作者中有旧文人，有借此谋生的，但因为有社会基础，所以有不少是极坚实正确的人。但1929年的革命文学有错误：一是作者没有细密分析中国社会，机械地运用只在苏维埃政权下才能用的方法;二是思想极左倾，好象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但革命是并非教人死，倒是教人活的。这种态度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而且革命文学者由于境遇的改变，容易左右摇摆。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容易把革命写歪，有害于革命。

作者又认为“左联”的成立是左翼文学发展的一件重要的事。但左翼作家很难写出无产阶级文学。因为左翼作家都是知识分子，不了解革命的实际。鲁迅认为革命文学家至少必须和革命共命运，或深切感受革命的脉搏。所以，“左联”最近提出的“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是很正确的。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因为作者生长在这正灭亡着的阶级中，了解很深，憎恶很大，所以攻击最致命有力。至于“攻击旧社会的作品，倘若知不清缺点，看不透病根，也就于革命有害”。可惜现在的作家，即使是革命的作家或批评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视社会，不了解社会的底细，尤其不了解敌人的底细。而一个战斗者“唯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