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
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国历史和文艺的新纪元，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的文学从“十七年文学”开始也就有了鲜明的社会主义内容和性质，进入了全面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新阶段。劳动人民作为文艺的主人，不仅是文艺主要的服务对象，而且成为主要的描写对象。作品反映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创作领域有了明显的变化和扩大。作家队伍经过了长期斗争生活的锻炼，并涌现了许多工农兵作者。这些都标志了“十七年文学”重要的良好的开端。
新中国文学的头17年，根据政治经济和文学的发展，可从1957年“反右”斗争分前后两个时期：(一)1949—1956年，是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在文学上是为社会主义文学铺基开拓、除旧布新的7年。(二)1957—1966年，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在文学上虽因接二连三的政治批判受到严重挫折，但总的方面仍取得了较大成绩，是在艰难曲折中前进的10年。
新中国成立17年间的文艺思想斗争是激烈的。随着民主革命任务的基本完成，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已成了现实的革命任务，因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确立无产阶级思想，就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迫切任务。1951年5月开展对电影《武训传》批判，反对歌颂封建文化和统治阶级的奴才，提倡表现“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1954年10月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从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开始，全面清除学术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思想。这两次批判运动中有片面、粗暴的表现，把文艺创作和学术思想提高到政治问题，开展全国规模的批判运动，不利于文艺和学术发展。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则是将某些正确的文学观点当作错误的，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之间的加以批判，使胡风和许多优秀文艺工作者长期蒙受不白之冤。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理论和创作空前活跃，出现了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陈涌《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钟惦棐《电影的锣鼓》等许多有生气的论文，以及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柳溪《爬在旗杆上的人》和、李国文的《改选》等许多“干预生活”的作品。可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伤害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使刚刚出现的生气勃勃的景象遭到挫折。接着又是1959年的反右倾和1960年的反修防修，文艺界受牵连屡遭批判，文艺指导思想急剧“左”倾，创作和理论都受到很大损伤。其间周恩来和陈毅几次重要讲话，曾使文艺“左”的倾向有所纠正。但在1962年党的8届10中全会后，“左”的倾向恶性发展，批判所谓“利用小说反党”，批判“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等。1963、1964年的“两个批示”更对文艺界作了严厉批判，并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7年间的文学创作，虽然受到“左”的干扰，但仍取得了较大成绩，各类文艺书籍总计出版6万5千多种。这是因为党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作家们有长期斗争生活的积累，开国后又有了和平安宁的写作环境，历次运动中受冲击也还比文艺领导和理论学术界要稍轻些。新中国成立后作家自觉把革命现实主义作为最根本的创作原则，注重题材和主题的意义，从历史进程中吸取创作激情。“十七年文学”中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就是描写革命斗争的作品。中篇小说《火光在前》(刘白羽)、《开不败的花朵》(马加)和长篇小说《铜墙铁壁》(柳青)等，首先描绘了解放战争的画面。接着是一批反映抗美援朝的优秀作品，如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巴金)、《和平博物馆》(菡子)和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杨朔)等。5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逐渐出现了高潮。最引人注目的是涌现了一批优秀的长篇小说，如《风云初记》(孙犁)、《保卫延安》(杜鹏程)、《红旗谱》(梁斌)、《红日》(吴强)、《红岩》(罗广斌、杨益言)、《林海雪原》(曲波)、《青春之歌》(杨沫)、《三家巷》(欧阳山)，《铁道游击队》(知侠)、《小城春秋》(高云览)和《苦菜花》(冯德英)等，反映了各个时期的革命斗争，形成了长篇小说的首次高潮，成为这一时期文学水平的最主要标志之一。 与此同时，短篇小说、诗歌、话剧等也获得了大面积丰收。优秀短篇小说如《黎明的河边》(峻青)、《党费》(王愿坚)和《百合花》(茹志鹃)等。优秀诗歌如《放声歌唱》(贺敬之)、《致青年公民》、《将军三部曲》(郭小川)、《玉门诗抄》、《杨高传》(李季)和《天山牧歌》、《复仇的火焰》(闻捷)等。优秀话剧如《考验》(夏衍)、《龙须沟》、《茶馆》(老舍)、《蔡文姬》(郭沫若)、《关汉卿》(田汉)、《胆剑篇》(曹禺等)、《红色风暴》(金山)、《万水千山》(陈其通)、《东进序曲》(顾宝璋、所云平)和《战斗里成长》(胡可)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宝贵收获。
17年间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农村生活的描绘。短篇小说集《农村散记》(秦兆阳)和《春种秋收》(康濯)，较早反映了农村新貌。长篇小说《三里湾》(赵树理)、《山乡巨变》(周立波)、《创业史》(柳青)、《艳阳天》(浩然)和《风雷》(陈登科)等，也都真实地反映了农村的历史变革。它们在阶级关系和生活趋势等描写上，受当时政策影响存在某些问题;但与那些歌颂浮夸的作品不同，它们忠实于现实主义原则，并以成功的形象塑造，而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
反映工业建设和工人生活，在中国当代文学乃至现代文学史上都是新课题。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展开，17年间许多作家投身工业战线，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 草明是工业题材长篇创作最早的实践者，继解放前的《原动力》后，50年代她又出版了《火车头》和《乘风破浪》。17年中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长篇小说如《百炼成钢》(艾芜)、《铁水奔流》(周立波)和《风雨的黎明》(罗丹)等。中篇小说如《在和平的日子里》(杜鹏程)和《九级风暴》、《幸福的港湾》(陆俊超)等。短篇小说如《特殊性格的人》(胡万春)、《沙桂英》(唐克新)和《二遇周泰》(陆文夫)等。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周而复)，虽不完全是写工人生活，但它却以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而受到重视。
“十七年文学”还有一个特点是许多作家努力追求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并初步形成了一些创作流派。例如冰心、刘白羽、杨朔、秦牧的散文，风格就很不相同。又如同是描写冀中人民斗争生活的梁斌和孙犁，同是描绘农村生活面貌的柳青和周立波，他们的风格都迥然不同。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带有浓郁泥土气息的山西作家的“山药蛋”派(马烽、西戎、孙谦等)，和以孙犁诗体小说命名的“荷花淀”派(从维熙、刘绍棠等)，这些创作流派的出现，则是“十七年文学”趋向成熟的标志。
新中国的成立解放了各族劳动人民，同时也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50年代后期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出现繁荣局面，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如著名诗人蒙古族的赛音朝克图(《幸福和友谊》)、布林贝赫(《生命的礼花》)，维吾尔族的铁衣甫江(《祖国颂》)，藏族的饶阶巴桑(《草原集》)，壮族的韦其麟(《百鸟衣》)，傣族的康朗英(《流动河之歌》)和康朗甩(《傣家人之歌》)等;长篇小说作家蒙古族的玛拉沁夫(《茫茫的草原》)、扎拉嘎胡(《红路》)、敖德斯尔(《骑兵之歌》)，彝族的李乔(《欢笑的金沙江》)，壮族的陆地(《美丽的南方》)，回族的胡奇(《五彩路》)等。另外还整理出版了一些长篇叙事诗，如蒙古族的《嘎达梅林》，彝族的《梅葛》和《阿诗玛》，傣族的《召树屯》和《娥并与桑洛》等。这些作品反映了他们独特的生活和感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十七年文学”宝贵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