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儿童文艺理论论点。原为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主张。杜威认为“在整个教育中，儿童是起点，是中心，而且是目的”。杜氏此论，直接影响了“五四”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界，并形成本世纪初期一种崭新的儿童文学观。郭沫若提出儿童文学是“儿童本位的文学”(《儿童文学之管见》)。郑振铎认为“儿童文学是儿童的——便是以儿童为本位，儿童所喜看所能看的文学”(《儿童文学的教授法》)。严既澄强调“儿童文学，就是专为儿童用的文学”(《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周作人指出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人应当注重理解“儿童的世界”，“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儿童的书》)。上述观点综合为“儿童本位论”，即：儿童文学必须以儿童为本位，适应儿童心理，服务于儿童，儿童文学必须以儿童为中心，以儿童为主体，以儿童的心理特征、认识水平、接受能力、精神需要为准绳，使之成为儿童喜爱的文学。“儿童本位论”在历史上起到了抨击封建落后的儿童观，提高儿童文学地位并促进其发展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基于对儿童文学特点的尊重和强调，曾要求儿童文学编辑工作者“如果能够‘儿童本位’一些、可能发掘出来的作品会更多一些”(《谈儿童文学工作中的几个问题》)。这一观点曾遭到曲解和批评。有人以《“儿童本位论”的实质》为题发表文章(《文艺报》1960年10期)，指责陈伯吹提出“儿童本位”，旨在煽动作者“可以不必改造思想;这样，儿童文学就不可能成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的有力工具，只能成为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工具”。这种批评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得到匡正。 许多研究者指出，陈伯吹的立论和美国资产阶级教育家的“儿童本位论”有本质的区别。杜威主张“教育于自身以外无目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施教者，不应特定一种宗旨或主义，以束缚被教育者”(转引自陈元晖《中国现代教育史》第46页)。其错误在于无限夸大了儿童自身的作用，要求完全从儿童自己的兴趣出发来决定儿童的教育。而陈伯吹则十分重视作为“灵魂工程师”的儿童文学作家的责任感，既要求尊重儿童自身的兴趣和爱好，又特别强调儿童文学作品应当具有“共产主义教育的方向性”，反对一味迁就思想、知识、修养尚处幼稚阶段的儿童。陈伯吹在论述儿童戏剧时曾指出：“儿童文学作家要一反过去那种甜蜜蜜、软绵绵的、温情而无原则地迁就和讨好儿童的态度，热情地安家落户在儿童世界中，深切地去领会活生生的心灵，实际地去了解儿童蓬勃勃的兴趣，创作新颖的，丰富的，重大题材的儿童戏剧，来哺育今天的新儿童。”(《谈儿童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