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末行貨畫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中美關係正常化和中國“文革”的結束,西方掀起了一股“中國熱” ,作為旅遊城市的澳門和香港的景色,也引起懷舊旅遊者的興趣,港澳製造的行貨畫再次盛極一時,吸引外國商行大量收購。掀起了自鴉片戰爭、“五口通商”以來製造行貨畫的新高潮。
        在六、七十年代的行貨畫高潮中,油畫題材大部份是中國帆船、澳門南灣日出、內港夕陽、漁船曬網;香港維多利亞港景色等;靜物包括花卉、水果魚蝦;人物多為清代仕女和臨摹西方名畫的裸女像,還有則是用油畫將彩色裸女照片放大,打著藝術的招牌“掛羊頭賣狗肉” ,販賣色情的貨色。這些行貨油畫,採用一稿畫多幅,大量生產,畫匠祇需在畫面的角落簽上一個虛構的洋名字,便吸引到一批附庸風雅的外國遊客爭相搶購。
        行貨畫最鼎盛時期,澳門的各種“畫室”聘請數位至十數位助手,大量生產行貨畫,工作室內豎著十個八個畫架和一桶桶顏料,按同一個畫稿製作,畫匠們不求精雕細琢,祇求快速塗抹粗製濫造,成為製造行貨畫的流水線。那段時期,行貨畫十分搶手,供不應求,各種投機商人到港澳畫室搶購行貨畫,油畫顏料尚未乾透,便裝箱運往美國,“行貨”飄洋過海運抵美國後,便由大貨車轉運到各州各市在大型的跳蚤市場和唐人街旅遊區出售。
        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自八十年代起,外國畫商和香港代理商逐漸把眼光轉向中國。內地畫匠多,人工便宜,而且質量較高。於是一些在港澳經營畫廊的商人,到深圳和珠海租屋設作坊招請畫匠繪製行貨畫,就象港澳的製衣廠一樣紛紛把工廠搬到內地,從此港澳繪製行貨的畫匠生意一蹶不振,這些畫匠自嘲: “做大廈看更,比畫行貨賺錢更多。”
        自外商在深圳設行貨畫作坊後,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內地畫匠來深圳畫行貨,這些畫匠有些也自設工場做包工頭,畫好後成批交給外商。由於畫匠自設工場都在簡陋的工棚木屋中,租金低廉,成本很少,一幅畫賺十元八元包工頭已很滿足,因此做行貨畫出口的畫商自己就不再租屋設作坊,乾脆向包工頭的工場收畫,這樣成本低利潤高。
        以深圳市布吉大芬村的“行貨畫村”為例,這裏住著逾百名畫匠,分成幾十個畫坊,日以繼夜地繪製行貨畫,每一個畫坊所製作的種類都不同,有的專畫風景;有的專畫人物,有的分工細致到專畫雲彩或海浪。絕大多數的畫匠都不是從美術院校畢業,也沒有受過正規的美術訓練,他們與真正的畫家是兩種不同文化層次的人。深圳布吉大芬村的畫匠來自全國各地,其中以珠江三角洲最多,不少都是農民出身,有些甚至是農閒時才出來賣行貨,農忙時又回去種地,他們大部份人不知藝術為何物,祇知畫行貨賺錢,把畫行貨當作一種手藝,與做木匠、搞裝修一樣。培訓新畫匠是採用帶徒弟的方法,所帶的學徒通常是自己的親友或鄉里。一般來說,學徒兩年可以出師,能獨立繪製行貨畫,而實際上師傅在兩年內用低廉的工資請學徒畫行貨,邊學邊畫,雙方都有利可圖。
        近年來,有些從美術院校畢業出來的學生,因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也投身到畫行貨的作坊裏,他們通常仿製有一定難度的印象派和抽象派的名畫,在歐美畫廊出售的梵高(Vincent VanGogh)油畫復製品,不少出自深圳畫匠的手筆。
        在歐美零售行貨風景油畫大約一百美元左右,香港畫商出的收購價大約是十五元人民幣左右,工場在扣除畫布及顏料的成本後,一幅風景油畫的毛利約四、五元,有時祇賺二、三元。這些畫匠的收入和工廠的打工妹的廉價工資差不多。至於能仿製名畫家梵高等人作品的畫匠,收入較高,因為他們仿製名畫每幅收入可達五、六十元人民幣。
        深圳行貨畫作坊的產量十分驚人,除了外銷還有部份內銷,珠江三角洲新建的酒店客房和走廊內都能見到這類粗製濫造的行貨油費。據說深圳行貨作坊的產量數以萬計。九成以上都是透過各種渠道經香港轉口至海外。在香港市場上出售的並不多。
        行貨畫也有一定的季節性,通常農曆新年與聖誕節前兩三個月是旺季,畫匠們要日夜趕工,趕貨交給畫商出口。
        隨著行貨畫作坊的北移,澳門大部份畫匠已經被時代所淘汰,紛紛改行,但是仍有小部份畫藝較高的畫匠繼續從事行貨畫,並且兼作錢納利和其它西方現代畫家的膺品,投入市場。
        雖然二十世紀末的行貨畫的規模超過了鴉片戰爭時期,但是本質上仍然沿襲了啉呱的行貨畫傳統。祇是更粗糙,更商業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