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金庸正式投身报业

        金庸终于回到了久别的家乡!
        这个离家多年的游子姗姗归来,一个战乱离散的家庭终于团圆欢聚了。他那鬓发半白的父亲翘首企足,总算盼到了这一天,当然欣喜无比。但后来得知这个出门八九年的独生子并非学成而归,而是被学校开除而辍学的;后来虽在图书馆和农场先后工作了将近两年时间,也只是勉强糊住了自己的一张嘴,且不说没挣到什么钱补贴家用,就连自己换洗的衣服还欠缺呢。
        父亲觉得金庸简直是一事无成,毫无意义虚度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往后的日子怎么办呢?做父亲的不由得忧心忡忡地问道:“还要从大学一年级ABC读起?这也太轧闷(纳闷)了。”
        金庸父亲的语音是相当悲凉的。金庸低头听着,一时哑口无言,只是苦笑而已。兄弟姐妹十多个,他排行第二,除了大哥、大妹已成家分居,其他弟妹都要家里抚养,小的在吃奶,大的要上学。这对于一个久遭日寇洗劫的小康之家来说,是谈何容易的事,金庸深知父亲的苦处。
        在这失学失业而赋闲在家的时候,金庸脑海中的那些悠悠往事活动起来,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人,就是《东南日报》的老记者陈向平先生。
        《东南日报》在日本投降后,早已搬回了杭州。于是金庸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写了一封信给陈向平。陈向平接到了信,欣然应允推荐金庸进《东南日报》工作。
        自从金庸和陈向平在旅店分手,屈指已五年了。而金庸正正规规在大学里读书,却只有一年零两个月。金庸在给陈向平先生的信中特别说明了自己的这些坎坷经历,但这位堪称伯乐的陈向平先生坚信自己当年见过的这匹马,家养的时间虽短,可这几年来自食自饮,扎扎实实吃了大量肥嫩的野草,吸收了充足的营养,现在更是膘肥体壮,很可能是只千里驹了。
        果真不负陈先生的厚望,金庸进入《东南日报》,迅速脱颖而出。报馆安排他做的是翻译工作,晚上八点,报馆里还没有录音设备,要听译伦敦广播电台的新闻。而听译国际新闻,只靠一台收音机,一边听、一边写下几个字。听完以后,再凭记忆,并借助自己写下的那几个关键性的字,把刚才听到的新闻直接译成中文。
        好在金庸反应灵敏,记忆力强,中英文都好,忆译起来,得心应手,干净利索,译文几乎下笔不改,自己毋需誊清,真可谓是一气呵成。金庸的工作迅速得到好评。
        《东南日报》当时的社长是汪远函。汪远函是一个好先生,对金庸很是器重,至今金庸与汪远函先生还时常有书信来往。
        后来,金庸提出在报上主持一个《咪咪博士》专栏,专为读者解难释疑,回答任何问题。随着更多的读者参与,就连古今各种奇案怪事,也都是有问必答。这个专栏竟使金庸在杭州混出了一点小名气。
        这样,金庸晚上听伦敦新闻广播,白天主编《咪咪博士》,整天还是显得相当空闲,乐得自由自在读读书、看看报。偶尔金庸还邀伴上街喝咖啡、学跳舞。
        金庸进入《东南日报》,是他第一次正式与报业的接触。金庸后来回忆他之所以去报社,是因为他“本身对新闻报业有着浓厚的兴趣”。
        金庸这一段时间的生活,在其堂弟查良钰的回忆文章中也有提及:
        
        金庸本名叫查良镛,兄弟们称他叫“小阿哥”。因为良镛小阿哥同我和三哥相差十多岁,所以待我俩十分亲热。抗日战争胜利后,家有空房子他不住,非要同我和三哥住在一起。那时,他见了外人讲话很慢,还有些口吃。但同我们在一起却完全变了样儿。每天晚上,小阿哥都给我们讲故事。他的故事都是现编现讲,可编得天衣无缝,讲得引人入胜,常常是讲到兴头上,一下子跳起来站在床上,连比带划摹仿,手舞足蹈的,有意思极了。那段日子,是我记事以来最开心、最难忘的,至今回忆起来,都觉得像是在眼前一样。
        小阿哥要走了。上次走后,四年多才见面。这次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到小阿哥。我心里非常难过,站在他面前一个劲儿地抹眼泪。小阿哥把我搂进怀里:“小毛弟,好好读书,小阿哥会常回来看你的!”时隔不久,设在杭州的《东南日报》需要编采人员,良镛小阿哥经人介绍,当上了该报《笔垒》副刊的编辑,用真名发表过散文。
        在《东南日报》工作一段时间后,小阿哥进入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学习国际法课程。读书期间,在上海《大公报》兼职做翻译,补贴生活。
        1947年,上海《大公报》刊出广告,要在全国招聘两名译电员,有三百多人报名参加考试。小阿哥一路过关斩将,顺利地进入当时影响很大的《大公报》。不久,《大公报》要在香港出版,小阿哥便随《大公报》去了香港,继任国际电讯翻译,赤手空拳打天下。1948年,我小学毕业准备报考省立杭州初级中学。远在香港的良镛小阿哥得知这一消息后,当时就把他亲自编写的二百多页的“升学指导”教材寄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