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梁羽生大侠论剑

        金庸动笔写武侠的内因、外因却是他的两个人事关系:一位是《新晚报》负责人罗孚,另一位是被后来称之为新派武侠小说鼻祖的梁羽生,当时也供职于《新晚报》,和金庸是同事。
        20世纪50年代初期,金庸怀着他一贯的政治家的热情和报国梦,北上新中国外交部求发展碰壁而重回香港,又再进《大公报》供职,后转入隶属于《大公报》的《新晚报》编副刊,暂且完全脱离政治氛围。
        进入《新晚报》是金庸人生侠路中命定的奇迹和转机,金庸认识了新朋友罗孚和梁羽生。
        金庸有一种特异天赋便是他像他小说中的大侠一样,天生有一种慷慨豪气,做事情拿得起,放得下。尽管这段时间他碰壁很多,报国理想难以实现,他却没有意志消沉,而是很快又振作起来,笑傲人生。
        金庸很快重新适应环境,并且因为交到梁羽生这样的朋友,而如鱼得水。梁羽生出生于书香门第,国学底子扎实,博学多闻,多才多艺,有名士风度。金庸很是欣赏他,时常尊之为“梁兄”。
        金庸和梁羽生两位大侠相交,性情相投,爱好一致,两人都是地地道道的棋迷,棋这因缘,两人的友谊更进一层。金庸偏爱围棋,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刀光剑影中,也常常穿插琴棋书画的风雅之笔,对枰中的搏杀描写,自然是十分传神,从不会说外行话。梁羽生则是象棋、围棋都喜欢,只要有棋下,来者不拒。
        金庸和梁羽生两人同在《新晚报》供职,一有闲暇就不分时间地点摆起棋局,杀个你死我活,天昏地暗,两人当然是围棋下的最多。
        香港作家冷夏描述他们说:
        “两位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摆局对弈,互争高低,可谓新派武侠小说创作史上的一段佳话。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人不仅下棋,还喜欢写棋话。查良镛写的棋话篇篇精彩,梁羽生以陈鲁为笔名发表在《新晚报》上的棋话,更被认为是一绝。
        “他们一起对弈,一起写棋话,也时常一起闲聊。年轻人走在一起自然热闹,谈天说地,无遮无拦。不过,在查良镛和梁羽生来说,最让两人谈得起劲的则是武侠小说。”
        这时候两人虽一起谈武侠小说,其实金庸对武侠小说的爱好程度却不像梁羽生那样狂热,梁羽生才是真正的以巨大热情来喜好武侠,“怨来吹箫,狂来说剑”。
        两位大侠论剑之时,梁羽生是占主动的。不过,他一见梁羽生如此起劲,自然也慷慨而言,滔滔谈来,顺着梁羽生的话题,与梁羽生甚是投缘。
        冷夏说:“两人平时都爱看武侠小说,如白羽的《十二金钱镖》,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等;每每读了一部后,便拉对方交流心得,常常口若悬河聊得收不住,可谓颇有共同语言。聊归聊,两人都不曾想到自己也去写武侠小说,更没想到一写还真成了气候,甚至双双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
        更准确分析起来,此时金梁两位大侠的闲聊,梁羽生更要有心得一些,而金庸则纯粹是享一时口福,文人说剑,过过瘾而已。所以一旦真正到了时机,因缘会合,梁羽生则因有心而先行一步,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鼻祖,金庸则慢了半拍。
        当代新派武侠小说的成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而新派武侠小说诞生的本身就充满许多巧合和奇迹,神异得让人难以置信,所以冷夏说:“两侠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梁羽生和查良镛,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到达香港,同在《大公报》和《新晚报》任职,同样喜欢对弈、写棋话,同样喜欢读、喜欢谈武侠小说……这样多相同之处,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
        这里还有一些细致地方读者应该注意,梁羽生乃是本质的中国传统风流名士,与金庸不同,金庸则是雄才大略,所关注的问题与梁羽生不同。所以梁羽生是真心好侠,以说剑的胆色豪气来弥补文士身上本质的先天不足,而金庸的好侠,却是他的一种政治理想的隐喻。所以梁羽生就真的先写了武侠小说,如果不是梁羽生的成功让金庸技痒,很难说金庸是否会主动动手写武侠,或者就是天意安排另外的机缘。
        金庸写武侠小说,梁羽生无疑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外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