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的金庸“中间偏左”

        金庸青少年时代正值中华民族经受血与火洗礼的时代,日寇的罪恶凶残和灭绝人性的侵略深深地震惊了金庸作为一个学子的平静内心。
        也许正是从这个时候起,金庸的政治抱负正式形成和明朗化了。金庸的内心渴望着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拯救受苦受难的中华民族。所以当金庸投考大学时,选择的学校是抗战时设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选择的专业竟是外交系。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与当一个书生文人相比,金庸更渴望的是直接参与政治,直接地施展自己救国救民的政治理想和抱负。然而金庸的这一政治抱负一开始就面临着夭折的命运,他没有如愿进入政坛,当上外交家。因为金庸被国民党的校方开除了,开除的理由是因为他有“赤化”之嫌,同情异党(共产党)分子。
        实际上金庸由于生活历练和家庭因素,他并没有理解和接受共产主义的政治理论。他的身边也没有富有影响力和感染力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他当时并不理解国共两党的纠纷。
        据知情人回忆金庸在那段时间有时又不愿谈政治,其实正是金庸的矛盾和真正耿介的内心所致。金庸同情“异党分子”,仅仅是大侠意气,路见不平,凭着一个书生的良心做事,其实他并没有想要接受共产党的那套理论。但是国民党政府当时的腐败无能,又让金庸真切地看在眼里,深为失望。所以在这段时期,金庸的政治态度其实是中立,但是又稍微偏左,同情于共产党所代表的这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
        因此,金庸50年代初才会有去北京外交部求职的一段轶事。金庸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退学之后,一时报国无门只好暂时蛰伏,以读书工作为乐。一方面他不满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一方面他又无从与共产党新兴政治力量接触。所以他只是局外人,自称这时期行世原则是“不问政治”。读者当然可以看出这是一句托词。由于国民党是执政党,共产党是在野党,金庸不作表态,其实已经可以看出孰轻孰重了,金庸的政治态度明显是“中间偏左”。
        1948年,金庸受所供职的《大公报》委派进驻香港。从此开始了他在香港白手打天下的传奇生活。仅仅一年,大陆的政治格局已完全不同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江山易主。国民党政府彻底崩溃,而共产党这股新兴的政治力量却如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朝气蓬勃,奋发向上。这时许多像金庸这样的“中间偏左”的在野人士,无不受共产党政府清新活泼的空气的影响,一转而更“偏左”了。连金庸所供职的《大公报》也改变了政治立场,转而向新政府靠拢。
        《大公报》于1948年11月10日发表《和平无望》的社评,自此在香港的《大公报》也转而成为“左派”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