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想为红色中国效力

        新中国成立后,金庸怀着一种对新生事物的激动和憧憬,政治态度由“中间偏左”彻底成为“左派”政治人士。金庸开始公开表露自己的“左派”政治立场,唾弃了腐朽没落的国民党政府。
        1949年11月9日,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一个多月后,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防空公司全体员工四千余人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新中国的领导。11月,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衡阳铁路局发表声明,称“前粤汉,湘桂黔及赣各区铁路局所辖铁路存港器材、物资、汽车、款项均为人民国家所有,严禁冒领及私自承购”。
        而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曾派员到港,打算处理上述那些资产,国共双方因此发生争辩。就在国共双方就此问题争执不下的时候,金庸根据他以前学过的国际法知识,写了一篇长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于11月1日和18日分两天在《大公报》发表。阐明中央人民政府拥有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
        这是金庸在《大公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国际法文章。自此,他写的这方面文章就时常出现在《大公报》上。金庸正式表明了自己的“左派”政治立场之后,自然受到新中国共产党政府统战人员的注意。又因为金庸读过一段时间外交专业,他在外交乃至国际法方面的文章颇有水准,于是得到梅汝璈的赏识。梅汝璈乃中国国际法的权威人士,曾任东京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与英国、法国、苏联等盟国的法官在东京审讯二次大战的日本战犯,并参与判处战犯东条英机死刑的审讯,所以颇有声望。梅汝璈虽然是国民党员,但却是国民党中的“左派”,立场上是站在新中国政府这一边的。新中国一成立,外交部立即盛邀这时正在东京的梅汝璈为顾问。
        梅汝璈去北京新中国外交部供职,当然想把工作搞好,拉一些“左派”的专业人才同去支持新中国外交事业。梅汝璈这就想到了金庸。梅汝璈曾在东京读过金庸的文章,发现金庸很有见地,便格外留意,并记住了金庸的名字。一次,路过香港,特地约了金庸面谈。当看到前来的金庸是一年轻后生,此后又读了金庸的几篇用英文写的国际法文章,梅汝璈更加欢喜,暗自庆幸自己发现了一个可堪造就的人才。所以一到北京,梅汝璈便急急给金庸拍了电报,说自己身边没有好助手,希望金庸能到北京协助他工作。
        终于可以圆自己的“外交官之梦”了,这样的良机金庸怎么肯错过呢?这就是当时政治立场“左派”的金庸“北上”求职的起因。金庸一心一意要报效民族和祖国,政治热情之高涨是现在的青年很难想像的。而且为了圆自己的报国梦,金庸为此竟不惜牺牲了他的一次婚姻!由此看来,金庸确有大英雄大豪杰的大侠情怀,不是一个爱作儿女态的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