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意识形态的挫折

        金庸不惜以婚姻破裂为代价而坚持北上,想为共产党的新中国建设去一展身手,创巨大事业,仅此一点就可以证明金庸并不是单纯的文人和书生。而正因为他这一往无前的“心比天高”的理想和抱负,他才可能做得比别人好,最终取得超乎常人的成功。
        可是这一次金庸北上求职,实在是少年意气,还远不够成熟!金庸此时虽然表现出“左派”立场,其实他只是拥有小布尔乔亚的热情,并不是“真正”的“左派”,甚至他对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还处于想当然盲目无知的状态。有人后来因此事嘲笑金庸:“上穿方格恤衫,下着牛仔裤,一身小资产阶级打扮,兴高采烈去了红色北京。”
        政治毕竟是政治,绝不是一时的热情和意气,金庸自己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冷夏先生记叙了这件事:
        
        到了北京,金庸见过梅汝璈后,便去外交部找到当时任周恩来秘书的乔冠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乔冠华作为中共地下党员在香港秘密工作过一段时间。1946年他又受中共组织委托,再次到香港来,创办了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第一任社长,直到1949年底才返回北京。其间,他时常在《华商报》等报刊发表国际问题评述文章,金庸很佩服他的才华。
        到了后来,《大公报》“左倾”后,乔冠华几乎每周都与《大公报》有关人员开座谈会,交谈国际、国内形势,磋商编务。每次座谈会,金庸与乔冠华都能碰面。相熟之后,两人颇感意气相投。除了乔冠华外,当时外交部还有位部长助理杨刚女士,她曾是《大公报》驻美特派员,也认识金庸,很欣赏金庸的水平。
        对于金庸的到来,乔冠华当然表示欢迎,但也坦白相告:“外交部的确需要人才,不过,一个受过国民党教育的地主后代,恐怕很难会被吸纳。”
        但乔冠华又补充说道:“当然,也不完全没有希望。但惟一的渠道就是要先到中国人民大学受训,在适当的时候入党;这样才能正式进入外交部工作。”
        看着金庸惊讶又不解的表情,乔冠华又提议说,如果不愿去人民大学,可以改为到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乔冠华解释说,人民外交学会属外交部的外围机构,专门负责与外国的联络。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党会视其表现而决定是否吸收入党,然后才决定能否进外交部。
        乔冠华一番话,犹如一盆冷水劈头浇下,令金庸感到阵阵失望。但金庸仍抱有一线希望。他想:受训就受训吧,只要能到外交部工作就行。于是,乔冠华为他安排好读人民大学的手续,因为这是干部培训学校,所以每个入学的人都要先写自传。
        这时,金庸像是被猛击一记而惊醒一般,他发现:自己北上的决定是大错特错了!
        金庸后来说:“我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感乐观。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党。而且,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有机会作出贡献……”
        
        至于去外交学会的建议,金庸也不愿采纳。他想:我是来外交部工作的,怎么可以去当接待员?此时金庸已近三十岁了,实际上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已经定型,很难再改变。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他逐渐感到自己并不能做一个真正的绝对的“左派”,他的“红色之梦”开始逐渐破灭。
        金庸对政治立场又开始进行了他自己良心所认可的调整。他的态度开始从积极的“左派”向后收缩,又回到了起点,最多是“中间偏左”而已。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偏左”的成分开始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