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虽然北上求职失败,政治立场和态度不得不现实地进行调整。但对新中国的健康新鲜活泼的政治力量还是有所企盼,梦想并没有完全泯灭。
从金庸的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的写作,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来。金庸《碧血剑》几乎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小说解读。此时金庸的政治立场明白无遗地还站在新中国共产党政府一边,难怪日后台湾国民党当局要全面查禁金庸的小说了。
甲申之变是一个历史术语,代表一幕令人痛心的历史悲剧。
1944年,正是甲申之变的三百年有意义的日子。在中国大地上,仿佛又要重现了三百年前甲申之祭的情形。只不过苟延残喘的不是腐败的明朝政府,而是国民党政府;带领人民争取民主和光明的不是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群众,妄图吞并中国的也不再是兴起于东北的清政府,而是真正外来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历史真的在向中国人开玩笑了。
1944年1月15日,一些文化界进步人士聚集到重庆天官府四号郭沫若先生家中,商量如何纪念甲申三百周年。起初大家商量请南明史泰斗柳亚子先生开炮,写一篇带头文章。可是致信柳亚子先生后,却被婉言谢绝了。他主要考虑到自己不大能掌握唯物史观和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同时从研求南明史的立场出发,他认为不应将甲申作为明亡之时,到南明弘光朝廷和台湾郑氏的失败,还有几十年时间。这样一来,大家便把这“开炮”的重任寄托到郭沫若先生身上。
在当时史料书籍极为缺乏的情况下,郭沫若先生放下手边史剧的工作,开始收集资料,集中时间来完成这篇史学论文。郭沫若利用在友人家里得到的乾隆抄本《剿闯小史》和《明史》《明季北略》《烈皇小识》《甲申传信录》等有限史料,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了这段不寻常的历史。
3月10日,初稿完成了,修改后16日送给董必武审阅。三天后,《新华日报》副刊上,人们见到了这篇划时代的大作——《甲申三百年祭》。
郭沫若先生在文章开首这样写道:
甲申轮到它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错误却不幸换来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在郭沫若先生眼前展开的便是这一幕令人痛心的历史悲剧,从一段段史料字里行间,他看到了明朝政府的腐败,看到了那些在饥饿和死亡中挣扎的人民,看到了那场天翻地覆农民革命中的种种失误以及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在郭沫若先生笔下,那些被颠倒的历史,重又被颠倒过来。他首先批评了那“博得后人的同情”的崇祯皇帝,说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走着错误的路径”,“时常是朝三暮四,轻信妄断”“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
郭沫若先生引用了崇祯皇帝《罪己诏》中的“痛切”之言,然后指出:“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归根结底,这种腐败的根源还在于崇祯皇帝本人和他的那个统治集团。到崇祯皇帝上吊时,皇库中还积存着3700万锭白银,每锭皆50两。郭沫若先生指出:“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了。”这样腐败的政权又能够维持多久呢?因此而产生的“流寇”自然都是铤而走险的饥民。起初这些乌合之众当然抵不过官兵,但他们不像官兵们那么奸淫掳掠,焚烧残杀。因此得到平民百姓的支持,也因此出现了“剿兵安民”的口号,这真是对时政的巨大讽刺。
郭沫若先生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阐述明末农民革命及明亡的历史,其结论引起人们深思是必然的,尤其是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更会激发起人们的联想。但正因如此,《甲申三百年祭》也就必然会触动当时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最敏感的神经。
《甲申三百年祭》全文发表后第三天,《中央日报》便刊出一篇由陶希圣执笔的社论《纠正一些思想》对郭沫若先生和《甲申三百年祭》进行了疯狂攻击:“有人出于一种反常心理,鼓吹战败主义亡国思想。这便是最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代表的思想。
“三百年前,蔓延于黄河流域及黄河以北流寇,以李自成为首领,于外患方亟之时,颠覆了明朝,造成了‘亡国局面’。
“郭沫若今天把流寇夸扬为革命,把策应流寇,断送国家、灭亡民族的流寇,夸扬为革命,这不但是民族主义的羞辱,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的曲解的玷污。”
到4月13日《中央日报》社论中便明确说出所要“纠正”的思想,“这就是把今日革命抗战建国途中的中国,比拟于宋末或明末亡国时代的中国。”随之而攻击郭沫若先生的那批御用文人说得更为露骨:“际此甲申三百年,特别用明亡的历史事实来作材料,而妄想以明朝来影射国民党政府。郭沫若向来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而又薄有文名,自为执行这个政策的适当人物,所以郭沫若的失败主义不过是共产党的失败主义的流露而已。”
对于这些攻击,郭沫若先生以—笑置之。当时有位朋友去看望他,说:“人家骂你为匪张目。”话未讲完,郭先生便凛然说道:“我郭沫若就是为‘匪’张目啊!”这便是郭沫若先生的立场。也正因为如此,《甲申三百年祭》在当时的解放区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4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加《编者按》指出:“在这篇论文里,郭先生根据确实的史实,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的主将李自成的始末作了对照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还给他们一个本来面目,郭先生虽然推翻了流俗关于李自成的无知胡说,但是对于他的批评也是极严格的。”
毛泽东在当年延安干部会议上,号召大家以《甲申三百年祭》论叙的农民失败“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并且把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作为“整风”的参考文件。
8月下旬,周恩来托人从延安给郭沫若先生带来了《屈原》剧本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郭沫若先生当天便给毛泽东、周副主席和许多延安的朋友一一致函,感激他们的鼓励和鞭策。
11月21日,毛泽东给郭沫若先生的复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毛泽东称赞郭沫若先生道:“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这便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也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区别。
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发展形势,提出以明末农民革命的教训为鉴戒,防止因骄傲自满导致革命功败垂成。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的寓意却不仅如此,他不仅讲到了当时国民党政府最不喜欢听的明朝的腐败,讲到了共产党人可以引以为戒的防止骄傲自满,他还更讲到了一种理想的民主政体。这也便是他在这篇文章中用了很大篇幅记述知识分子出身的农民将领李岩的用心所在。
郭沫若之子郭汉英在回忆中谈到:“早在《甲申三百年祭》中,他就流露出对新中国的憧憬。他特别赞赏李自成的‘能纳人’,‘采取民主式的合议制’。当时郭老对即将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主要是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希望:要像李自成打天下的时候,那样重用李岩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了禁防独断专行,遇有重大的决策,应当由一个有知识的智慧的班子集体讨论,共同裁夺、要‘能纳入’,并采取他所憧憬的‘民主式的合议制’。”
文章中不仅讲到李岩,而且讲到李岩的出狱并委身于他的红娘子。
在写到李岩被牛金星所谗杀时,郭沫若先生是十分动情的,他说: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
“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然而对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岩真有背叛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杀之也无可惜,但就是谗害他的牛金星也不过说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实在是杀得没有道理。但这责任与其让李自成来负,毋宁是应该让卖友的丞相金星来负。
“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早是应该明白判断的时候。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皇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而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
像郭沫若先生这样一个充满革命热情的知识分子,对于历史上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同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其实还不仅仅如此,郭沫若先生还总结了李岩的悲剧同整个农民革命的关系。假使初进北京时,李自成听了李岩的建议,严格军纪,牢笼吴三桂,清军便不会那样快入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威信,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战争转为抗清战争,清军也必无法于第二年进攻潼关。李自成也不至于陷于绝地。这便是“个人的悲剧扩大成了种族的悲剧”。这才是真正要令人深省的。(以上根据《甲申三百五十年》资料)
《碧血剑》中,李自成的义军不再是“流寇”,而是英雄人物,只不过他们革命成功后有极大的失误而沦入悲剧结局罢了。这样的观点当然是从《甲申三百年祭》中得到的。
而《碧血剑》中对崇祯皇帝的批判,对官兵腐败的揭露,也都是按照郭沫若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进行的。国民党政府当时对《甲申三百年祭》的痛恨以及毛泽东领导人对《甲申三百年祭》的赞扬,都非常说明问题。
《碧血剑》是金庸政治热情的寄托,真实地反映了金庸对当时新中国的种种良好祝愿,以及他为新中国政治所作的大量的思考和心得。
袁承志最后离开了李闯王,金庸最后也没有能在新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一展身手,也许金庸是有所感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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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庸的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的写作,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来。金庸《碧血剑》几乎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小说解读。此时金庸的政治立场明白无遗地还站在新中国共产党政府一边,难怪日后台湾国民党当局要全面查禁金庸的小说了。
甲申之变是一个历史术语,代表一幕令人痛心的历史悲剧。
1944年,正是甲申之变的三百年有意义的日子。在中国大地上,仿佛又要重现了三百年前甲申之祭的情形。只不过苟延残喘的不是腐败的明朝政府,而是国民党政府;带领人民争取民主和光明的不是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群众,妄图吞并中国的也不再是兴起于东北的清政府,而是真正外来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历史真的在向中国人开玩笑了。
1944年1月15日,一些文化界进步人士聚集到重庆天官府四号郭沫若先生家中,商量如何纪念甲申三百周年。起初大家商量请南明史泰斗柳亚子先生开炮,写一篇带头文章。可是致信柳亚子先生后,却被婉言谢绝了。他主要考虑到自己不大能掌握唯物史观和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同时从研求南明史的立场出发,他认为不应将甲申作为明亡之时,到南明弘光朝廷和台湾郑氏的失败,还有几十年时间。这样一来,大家便把这“开炮”的重任寄托到郭沫若先生身上。
在当时史料书籍极为缺乏的情况下,郭沫若先生放下手边史剧的工作,开始收集资料,集中时间来完成这篇史学论文。郭沫若利用在友人家里得到的乾隆抄本《剿闯小史》和《明史》《明季北略》《烈皇小识》《甲申传信录》等有限史料,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了这段不寻常的历史。
3月10日,初稿完成了,修改后16日送给董必武审阅。三天后,《新华日报》副刊上,人们见到了这篇划时代的大作——《甲申三百年祭》。
郭沫若先生在文章开首这样写道:
甲申轮到它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错误却不幸换来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在郭沫若先生眼前展开的便是这一幕令人痛心的历史悲剧,从一段段史料字里行间,他看到了明朝政府的腐败,看到了那些在饥饿和死亡中挣扎的人民,看到了那场天翻地覆农民革命中的种种失误以及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在郭沫若先生笔下,那些被颠倒的历史,重又被颠倒过来。他首先批评了那“博得后人的同情”的崇祯皇帝,说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走着错误的路径”,“时常是朝三暮四,轻信妄断”“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
郭沫若先生引用了崇祯皇帝《罪己诏》中的“痛切”之言,然后指出:“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归根结底,这种腐败的根源还在于崇祯皇帝本人和他的那个统治集团。到崇祯皇帝上吊时,皇库中还积存着3700万锭白银,每锭皆50两。郭沫若先生指出:“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了。”这样腐败的政权又能够维持多久呢?因此而产生的“流寇”自然都是铤而走险的饥民。起初这些乌合之众当然抵不过官兵,但他们不像官兵们那么奸淫掳掠,焚烧残杀。因此得到平民百姓的支持,也因此出现了“剿兵安民”的口号,这真是对时政的巨大讽刺。
郭沫若先生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阐述明末农民革命及明亡的历史,其结论引起人们深思是必然的,尤其是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更会激发起人们的联想。但正因如此,《甲申三百年祭》也就必然会触动当时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最敏感的神经。
《甲申三百年祭》全文发表后第三天,《中央日报》便刊出一篇由陶希圣执笔的社论《纠正一些思想》对郭沫若先生和《甲申三百年祭》进行了疯狂攻击:“有人出于一种反常心理,鼓吹战败主义亡国思想。这便是最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代表的思想。
“三百年前,蔓延于黄河流域及黄河以北流寇,以李自成为首领,于外患方亟之时,颠覆了明朝,造成了‘亡国局面’。
“郭沫若今天把流寇夸扬为革命,把策应流寇,断送国家、灭亡民族的流寇,夸扬为革命,这不但是民族主义的羞辱,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的曲解的玷污。”
到4月13日《中央日报》社论中便明确说出所要“纠正”的思想,“这就是把今日革命抗战建国途中的中国,比拟于宋末或明末亡国时代的中国。”随之而攻击郭沫若先生的那批御用文人说得更为露骨:“际此甲申三百年,特别用明亡的历史事实来作材料,而妄想以明朝来影射国民党政府。郭沫若向来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而又薄有文名,自为执行这个政策的适当人物,所以郭沫若的失败主义不过是共产党的失败主义的流露而已。”
对于这些攻击,郭沫若先生以—笑置之。当时有位朋友去看望他,说:“人家骂你为匪张目。”话未讲完,郭先生便凛然说道:“我郭沫若就是为‘匪’张目啊!”这便是郭沫若先生的立场。也正因为如此,《甲申三百年祭》在当时的解放区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4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加《编者按》指出:“在这篇论文里,郭先生根据确实的史实,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的主将李自成的始末作了对照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还给他们一个本来面目,郭先生虽然推翻了流俗关于李自成的无知胡说,但是对于他的批评也是极严格的。”
毛泽东在当年延安干部会议上,号召大家以《甲申三百年祭》论叙的农民失败“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并且把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作为“整风”的参考文件。
8月下旬,周恩来托人从延安给郭沫若先生带来了《屈原》剧本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郭沫若先生当天便给毛泽东、周副主席和许多延安的朋友一一致函,感激他们的鼓励和鞭策。
11月21日,毛泽东给郭沫若先生的复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毛泽东称赞郭沫若先生道:“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这便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也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区别。
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发展形势,提出以明末农民革命的教训为鉴戒,防止因骄傲自满导致革命功败垂成。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的寓意却不仅如此,他不仅讲到了当时国民党政府最不喜欢听的明朝的腐败,讲到了共产党人可以引以为戒的防止骄傲自满,他还更讲到了一种理想的民主政体。这也便是他在这篇文章中用了很大篇幅记述知识分子出身的农民将领李岩的用心所在。
郭沫若之子郭汉英在回忆中谈到:“早在《甲申三百年祭》中,他就流露出对新中国的憧憬。他特别赞赏李自成的‘能纳人’,‘采取民主式的合议制’。当时郭老对即将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主要是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希望:要像李自成打天下的时候,那样重用李岩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了禁防独断专行,遇有重大的决策,应当由一个有知识的智慧的班子集体讨论,共同裁夺、要‘能纳入’,并采取他所憧憬的‘民主式的合议制’。”
文章中不仅讲到李岩,而且讲到李岩的出狱并委身于他的红娘子。
在写到李岩被牛金星所谗杀时,郭沫若先生是十分动情的,他说: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
“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然而对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岩真有背叛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杀之也无可惜,但就是谗害他的牛金星也不过说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实在是杀得没有道理。但这责任与其让李自成来负,毋宁是应该让卖友的丞相金星来负。
“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早是应该明白判断的时候。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皇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而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
像郭沫若先生这样一个充满革命热情的知识分子,对于历史上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同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其实还不仅仅如此,郭沫若先生还总结了李岩的悲剧同整个农民革命的关系。假使初进北京时,李自成听了李岩的建议,严格军纪,牢笼吴三桂,清军便不会那样快入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威信,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战争转为抗清战争,清军也必无法于第二年进攻潼关。李自成也不至于陷于绝地。这便是“个人的悲剧扩大成了种族的悲剧”。这才是真正要令人深省的。(以上根据《甲申三百五十年》资料)
《碧血剑》中,李自成的义军不再是“流寇”,而是英雄人物,只不过他们革命成功后有极大的失误而沦入悲剧结局罢了。这样的观点当然是从《甲申三百年祭》中得到的。
而《碧血剑》中对崇祯皇帝的批判,对官兵腐败的揭露,也都是按照郭沫若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进行的。国民党政府当时对《甲申三百年祭》的痛恨以及毛泽东领导人对《甲申三百年祭》的赞扬,都非常说明问题。
《碧血剑》是金庸政治热情的寄托,真实地反映了金庸对当时新中国的种种良好祝愿,以及他为新中国政治所作的大量的思考和心得。
袁承志最后离开了李闯王,金庸最后也没有能在新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一展身手,也许金庸是有所感触的。
发布时间：2025-01-23 文章来源： 可可诗词网 https://www.kekeshi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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