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的战斗演练金庸内心的政治

        金庸自从《碧血剑》一开“政治抒情”的先例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在武侠小说中信笔写来,毫不拘束,写出了他对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的许许多多的考虑。后来由于金庸创办了《明报》,每日亲自撰写《明报》社论,有了自己的阵地,尽可以在社论中畅谈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不必要再像《碧血剑》这样赤裸裸地“政治抒情”了。
        1994年金庸台北之行,有读者问到金庸:他在—边写社论,一边写武侠小说的时候,是怎么调整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的呢?这位男性听众还带着警戒的口气说,历史的发展与伦理的进展是不太一样的,遇到有价值冲突的时候,金庸怎么处理呢?
        金庸的回答是:在这张桌子上写一种文章,在另一张桌子上可以写出另一种文章的本事,我比不上李敖。金庸还幽默地说,在《明报》,他只有一张办公桌,只好先写好社评再写武侠小说。写社评的时候态度是相当务实的,写小说才会用上理想主义。但是,还是偶尔会在写武侠小说的时候,呼应社评里没有写出来的东西的。
        金庸自己承认了他会在武侠小说中进行“政治抒情”了。
        金庸在创造了他辉煌雄浑的武侠小说艺术世界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思想体系。而且金庸武侠小说之所以雅俗共赏、魅力无穷,也正在于它所包含的这些无穷的可能性和丰富性。
        专家的研究指出,金庸的武侠“小说世界”中演示出了中国两千年的政治纷争,以及统治者种种丑恶的政治心态,贪婪和野心、权力的斗争。
        金庸以他独特的形式在武侠小说中表现了他对于政治、社会、人生的认识。更有人指出,金庸的有些武侠小说就是一种政治寓言。
        正统的理论确立了秩序,孝的实践小心地跟随着这秩序。这便是中国两千年来的传统政治模式。它在金庸的作品中有着活灵活现的表演。
        表演的空间便是作品中庞大的江湖世界。
        江湖上有黑道白道。黑道作奸犯科,白道行侠仗义,有时黑白两道还有激烈的冲突。在白道之间,也有激烈的内部纷争——归根到底江湖上的一切冲突源于正统的价值观。
        侠义一方,自认为是替天行道,是正教。正派人士,他们所致力的,是扫除邪教、邪派人物。
        进而在内部,牵涉到具体的武林功法及武术流派,也有正统与非正统之分。《倚天屠龙记》中的少林一派,有中原少林派与西域少林派之分,以中原少林为正统。练打基础的内功,也讲求玄门正宗,正宗的内力绵长浓厚,邪派的内力则偏激阴戾。此外,同一门派内以比武来争夺正宗的地位的,也不少见。一些门派中也出了不少正与邪的对立人物,如逍遥派的苏星河与丁春秋,铁剑门的木桑道人与玉真子,药王门的无嗔与万嗔,大理段氏的段正明与段延庆。江湖世界的两大主线即为正邪,正邪水火不相容,正与邪的冲突便敷衍出动人的故事来。江湖中的正邪之分,正源于千百年来的正统的观念。
        在现实政治中,这观念说通俗了,即是对利益的追求和对既得利益的保护。这不是政治的庸俗化而是政治的本源。政治永远是利益的组合。
        而正统的观念在江湖世界,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利益的追逐。英雄们行侠仗义,降魔伏恶,心中存的不是对利益的渴望,而是对责任的信仰。身在江湖,就该为国为民。当然,也有的是为了提高知名度,让自己的武功、门派发扬光大。
        江湖世界正与邪的冲突,一方面是现实政治的影响,另一方面,尤其是在大侠身上也是对政治的净化与升华。
        如果说正与邪的区别是江湖世界存在的基础,那么操作这江湖世界的,同样是孝的观念。
        纵览各门派、帮会的戒律与帮规,尊敬师长都是白纸黑字写着的。谁持有了本派本帮的信物,如丐帮的打狗棒、铁掌帮的铁掌、日月神教的黑木令、恒山派的铁环戒指等等,谁就代表了正统与权威,本派、本帮的人就得恭敬加从命。
        师弟听师兄的,徒兄听师父的,大家都听掌门人,这个道理江湖上是用性命来维护的。原因十分简单,长幼有序、尊卑有别,谁若坏了这个规矩,现实中是无法在社会上立足。江湖里则是人人得而诛之。杨过反出终南山,被视为欺师灭祖、惊世骇俗之举,令狐冲被师父逐出山门,也是闷闷不乐,一有机会就想回去。
        这种观念的残忍在江湖上有血淋淋的表现,黄药师一怒之下将徒弟们全弄成残废。可徒弟们却不怨恨他,正因为他是师傅,一日为师终身是父。而父让子亡又不敢不亡,说不定还暗自庆幸只是残废而已呢。令狐冲数次为伪君子岳不群所害,却依旧不愿杀他。
        这种观念有时是极其可怕的——万一师傅或掌门人做得不对呢?有不少人是盲从的,如青城余沧海为了得到林家的辟邪剑谱,竟血洗福威镖局满门,直接行凶者就是他的门人;野心家左冷禅妄想吞并江湖,帮凶就是他的众师弟及徒弟。孝的观念其实是一种宗法观念,它在江湖上形成许多势力集团。在现实政治中,也同样形成许多势力集团,其危害也要大得多。中国历年宦官专权及奸邪把持朝纲,依靠的便是这宗法观念。最典型的例子是明嘉靖朝的严嵩集团,专权20年,其核心人物全是严嵩的子侄姻亲及门人同乡。
        宗亲观念是中国政治的毒瘤的温床;同样,宗亲观念在江湖世界里也是一种禁锢,是权威的邪恶的一面。
        江湖世界其实是现实社会的反映。正如人们读《西游记》时能从怪、力、乱、神中读出一些世情一样,从金庸的作品的江湖世界里,也同样能摸到2000年中国政治发展的脉络。
        正统观、宗亲观其实是中国社会的一经一纬。这经纬织就的网太密了,使整个中国社会失去活跃,呈现出苍白、失血、沉闷的气象。
        然而,阅读金庸作品并不等于浏览中国的政治史。金庸的江湖世界里透露出来的,如果说是有政治味的话,毋宁说是政治风情。这风情画般的政治长卷所展现出的,是2000年来中国社会政治的普遍现象,这现象借助于曲折的情、有趣的人物来表现。正义的化身,信仰的执着者,作威作福的既得利益者,权欲熏心的野心家,在江湖上行走,表演着现实社会。
        这是金庸作品的入世之处,与历史、社会,与人生的对照,是金庸作品的震撼力。所以读金庸的小说,只有读出上面论述的这些深刻含义,才可以真正理解金庸和“金庸现象”,才能算得上真资格的“金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