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彻底与“左派”决裂

        然而,纯粹的中立政治立场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在《明报》表明了“中间”立场不久,金庸彻底与当初他深抱希望的共产党意识形态决裂了。
        冷夏先生记述了这一风波:“1962年,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大陆工农业一片萎缩、萧条后,又遇上了3年灾荒。加上中共与苏共关系破裂,苏联从中国撤走大批专家。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中国大陆经济、生活出现空前的困难。为了偿还外债,连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都得勒紧裤带,一年也吃不上几次肉。而老百姓,则就更苦了。
        “在这种处境之下,广东省有大批居民选择这样一条路:偷渡到邻近的香港,而大陆政府为了减轻社会的负担,也大量批准居民前往香港定居。到了5月份,这股“逃亡潮”达到‘高潮’,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广东居民从边境拥入香港……”
        当时,香港已有三百多万人口,城市人口密度已非常的高,加之香港的商业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大量人口此时拥入,势必直接影响到香港的就业、物价、住房、食物、医疗等种种问题,而弹丸之地的香港是完全承受不了这个压力的。所以,港英当局对拥进香港的合法、非法中国居民,均采取同一对策:限制、截拦、阻止他们入境。港府每天都调动大批警察处处捉人;一车又一车地把逃港者押送回深圳。但这并没有控制住形势,大批大批的大陆居民们仍然波浪式地拥入香港,香港面临着和平以来最大的危机。
        “逃亡潮”震动了香港朝野以及新闻传媒,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传媒都不加评论,不作正面报道:“偏左”的政治态度在香港的新闻界中还是很盛行的。一开始,金庸的《明报》也不作评论,虽然金庸此时宣布的政治态度是“中间”,但他毕竟还是不愿公开与“左倾”的意识撕破脸。
        1962年5月初,逃亡人数越来越多,被困在边境的饥民也越来越多,金庸的良心再也按捺不住了。金庸很清楚,如果正面报道这一事实,他就会得罪许许多多“左倾”的朋友,会背上很多来自于“左倾”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动罪名,以后的日子绝不会好过。但是,《明报》的立场就是要维护社会的“公正与善良”,伸张正义。
        金庸的正义感和良知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最后,他作出决定:“真实地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发表这成千上万同胞的苦难,至于后果如何,全由我负责。”金庸动了真格,彻底与“左派”决裂了。《明报》大量报道了“逃亡潮”事件,并亲自参与其中,一时轰动,震动朝野。
        金庸亲自写了很多文章表明他的政治态度,支持港府的遣返政策,同情大陆同胞的遭遇。在《巨大的痛苦和不幸》这篇社评中,金庸一针见血地指出,“逃亡潮”的发生,是“由于连续3年来大陆上的灾荒,粮食发生严重困难”,是因为大陆当局滥批出境名额。他还批评大陆当局对“逃亡潮”采取视若无睹的态度。
        而台湾方面,则大说风凉话,说港府遣返非法入境的中国人民乃不近人道。联合国中也有人公开攻击港府。
        金庸在《协助警方共渡难关》的社评中。理直气壮地质问他们:“其实试问台湾和联合国,为什么台湾只允许每年收容1000人(据外国通讯社消息),却要小小的香港来者不拒?”他还吁请市民支持港府的政策,配合警方的行动:“希望本港居民们尽力遵守法律秩序,协助警方,平心静气地对付目前的困难。我们心中都感到矛盾,在情感上,希望这些同胞们能平安入境,但在理智上,却又知道弹丸之地的香港,实在无法容纳成千上万的新来者。我们即使心中有些不愿意,但也不能不支持警方的行动。”
        在社论《巨大的定时炸弹》中,金庸又再次呼吁市民们:“不要阻挠警方处理这个难题,不要认为警方执行任务,是对我们中国人含有敌意。”
        在这篇社评中,金庸还极力为港府和警方辩护:“香港政府目前所采取的对策,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在决策人自己,也是相当痛苦的。至于在边境执行这决策的军警人员,当然也是很难受,很不愉快的。……事实上,这件事好比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警方人员正在小心翼翼全神贯注地设法移开,是否能够安全解决,现在尚未可知。万一处理稍有不慎,以致爆炸开来,那么全香港320万居民就要受到极大的灾祸。我们如果单凭一时情感冲动,反面去和搬移定时炸弹的人为难,岂非危险之至?…不要轻视这个危机!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安居乐业,和这个大炸弹是否爆炸,有极大的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金庸此时的政治立场已经不仅仅是“中立”了,他既批评大陆,又反讽台湾,表现的政治态度是“在野的批评家”。从此,金庸很长的时间都保持着这样的政治态度。他的政治热情,通过他的《明报》社论,得以充分地发挥。
        金庸与左派意识形态决裂,当然面临了很大的压力。但是作为补偿的是,他的《明报》在这一次“决裂”中发展壮大了,“逃亡潮”带旺了《明报》。因《明报》在“逃亡潮”中的出色表现,《明报》的发行量从当初一万多份发展到了四万多份。《明报》名声大噪,出现了第一次转机。
        后来有人不怀好意地说金庸的《明报》沾了“反左倾意识形态”的光,也并不是完全无中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