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要烧死金庸

        大陆“文革”运动的那一段时间,金庸身体力行去做到“公正与善良”,因为固执的政治立场,金庸经历了一次人生大劫。
        1967年,大陆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香港也受到影响。发生于1967年夏天的暴动,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的产物。香港当时发生了“六七暴动”,有人称这次暴动为“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它起源于当时一连串的劳资纠纷,这些劳资纠纷中,最初都是工人自发采取行动,后来“左派”工会介入其中,行动变得非常激烈了。最后发展到街头静坐,张贴大字报,以及每日川流不息的各行业工人慰问等行动,香港政府为此采取了强硬的镇压行动。出动大批警察,用武力驱散工人,并逮捕了部分工人。港府这一激烈的镇压行动,更加引起了“左派”人士的不满。“左派”人士因而组织“斗委会”,统一领导这场运动,与港英政府对抗。他们每天都排队到港督府抗议,张贴大字报。到了5月22日,警察采取了行动,在中环花园道以暴力对付示威人士,酿成流血事件。
        香港社会出现了空前的混战。对于这场暴动,金庸和“左派”一开始就站在对立面上。他反对“左派”势力采取过激的行动,支持港府严厉镇压“暴动”。《明报》在6月6日社评《本港“左派”拥护刘少奇》中,把矛头直接指向“左派”:“关于香港的5月事件,现在已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完全是本地‘左派’人士所主动进行的,并非北京有命令来叫他们采取行动。”
        那为什么“左派”要采取这样过激的行动呢?社评列举一些实例分析说,这是因为“左派”近年来有一连串拥护、支持“刘邓陶”的行为,而当时北京正大举清算“刘邓陶”,可香港“左派”对“刘邓陶”的拥护早已发表过了,白纸黑字,如何能够抹去?《明报》的社评这样写道:“惟一的方法,只有将功赎罪;即刻立一件发扬毛泽东思想的大功。那是迫不及待,只争朝夕的急事,如果迟了一刻,大功未竟而十二金牌已到,那如何得了?”
        《明报》这篇社论最后说:“对于香港‘左派’报纸同业的拥护刘少奇,基本上我们是表示同情的,从一点上攻击他们,是不公平的。……我们只希望他们自己扪心自问:‘为了少数人自私自利的打算,因而危及香港400万人的和平自由生活,妨碍到中共对香港的基本国策,损害了毛泽东思想的威望,是否应该?”金庸对“暴动”的态度,使他与“左派”的对立更加尖锐起来,“左派”痛骂金庸为“豺狼镛”“汉奸”“走狗”。
        有一天,几百名“左派”分子浩浩荡荡地冲到英皇大道之561号大厦,要砸《明报》。他们找了近半小时还是找不到《明报》编辑部。后来找到时,而警察也在此时赶到,《明报》得以免遭砸烧之灾。
        而另一方面,“左派”的行动进一步升级。他们“烧巴士、烧电车、杀警察、打司机、烧贝夫人健康院、炸邮政局、用定时炸弹炸大埔乡事局。向警察投掷鱼炮、爆炸水管,烧报馆车辆……”香港当时几乎变成一个恐怖世界,人人自危。而《明报》及其员工自然首当其冲,成为“左派”分子袭击的重点目标,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金庸后来回忆说:“有人嚷着要烧死我。”“当时真的非常危险,是我的人生中比较大的一次考验。”
        金庸面临了巨大的威胁,这威胁几乎要毁灭金庸的人生和事业。然而此时金庸内心大侠人格的一面体现出来了,金庸并没有屈服于压力而改变自己的政治态度。《明报》的社评一而再,再而三地抨击“左派”分子的暴行。当形势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金庸不得不离开香港暂避海外。金庸去了瑞士,有家难归。金庸甚至作好了关闭《明报》的打算,宁愿牺牲自己最心爱的事业,也不愿妥协认输。
        1967年8月24日,在电台里报道“暴动”事实、抨击“左派”的香港商业电台著名播音员林彬,惨遭“左派”分于行凶暗害,被淋汽油,活活烧死,此事惊动一时。林彬被烧死后,当时有一种气象,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金庸。但金庸仍然不畏“左派”的威胁,还要求《明报)对林彬不幸逝世表示敬悼。《明报》一连刊出《烧不灭正义的声音》《敬悼林彬先生!》等社评,敬悼林彬这位“大丈夫”,痛斥“左派”分子的暴行,并表明对“左派”分子决不退缩、决不妥协、斗争到底的决心。
        香港这次暴动风波,后来由于中国政府的出面干预,事态才平息下来。金庸也从瑞士避风头回到了香港,不过从此之后金庸一直受香港警方的暗中保护。
        金庸终于渡过了他人生中的又一个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