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我所欲也

《孟子》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欤？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之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本文节选自《孟子·告子上》，题目是第一句抽出的。文章论述了儒家“舍生取义”的思想，批判了世俗小人追逐富贵利禄而不顾礼义的行为。全文结构紧凑，条理分明，立论、论证、发挥三个层次井然可判。

文章第一段是提出和解释中心论点。作者先用一个生动的比喻：鱼是普通食品，熊掌是高级佳肴。如果两者只能选取其一，人们当然舍弃前者选择后者。这个道理很明显。孟子以此来比喻生命和道义的关系，这就形象而鲜明地引出了“舍生取义”这一中心论点。

然而仅仅用一个比喻，中心论点表述得还不够具体深刻，故作者紧接着又对“舍生取义”从生与死两个方面来论述。人们都渴望生而害怕死，但是人还有比生更渴望的东西，那就是“义”；还有比死更畏惧的东西，那就是不义。为了“义”，人们不苟且偷生，不贪生怕死，这就是舍生取义的具体含义。这一段文字句式两两对应，十分整齐，“鱼”与“熊掌”、生与死、义与不义等对立的概念形成鲜明的对照，给人以十分强烈的印象。

第二段是对中心论点所作的论证。作者先从反面落笔，假设生与死的问题是压倒一切、至高无上的。如果这样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结论必然是只要能够达到求生避死的目的，就可以不顾礼义廉耻，什么事情都可以无所不为，什么手段都可以无所不用了。但是孟子却指出偏偏有人明摆着可以求生避死的方法而“不为”、“不用”，可见世上还有比生死问题更重要的东西。这就否定了上面的假设，暗示义与不义的问题才是至高无上的，从而论证了“舍生取义”这一命题的可能性。

接着作者又进一步说明“舍生取义”这一命题的必然性，指出它并非只是发生在少数“贤者”身上的个别现象，而是“人皆有之”的普遍道理。为了说明这一点，孟子举了个“不食嗟来之食”的通俗例子。“一箪食，一豆羹”，极言食物之少，而“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则又说明这极少的一点食物意义重大，生死攸关。但是如果“呼尔而与之”、“蹴尔而与之”，那便是对人格的侮辱，即使是沿街乞讨的乞丐也不愿接受。因为在孟子看来，人们的羞耻之心，是胜过求生的欲望的。而所谓“羞耻之心”，正如孟子所说，是“义之端也”。常人宁愿饿死也要维护自己的羞耻之心，这就说明“义”比“生”更重要，从而为“舍生取义”提供了更充分的根据。

第三段，作者由中心论点出发，引申发挥，把矛头指向批判的对象，即那些为了追求万钟俸禄而不辨礼义的人。文章紧紧承接上文，将这些人的表现同上面那个例子进行比较。“万钟”与“一箪食，一豆羹”相比，数量上是大大增加了，但其意义却减少了。因为“万钟”俸禄，不外乎关系到“宫室之美”、“妻妾之奉”之类身外之物，这同生命本身的价值相比，当然是微不足道的，因而它不能同那关系到生死的“一箪食，一豆羹”相比。但在上面那个例子里，人们在“生”与“义”二者之间选择了后者，而现在这些人在远不如“生”重要的身外之物面前却反而不能做出正确选择，这就足见这些见利忘义的小人的荒谬和愚蠢。在这里作者连用三个“向为身死而不受”的排比句式，将这些不顾礼义追求“万钟”的人同前面所提到的“乞人”加以对比，并以“是亦不可以已乎”这一反诘句作结，行文富有气势，语气夹带着尖锐的嘲讽，流露出强烈的感情色彩。最后一句指明这些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失其本心”，这就与上文“贤者能勿丧耳”相对应，说明了世俗小人与贤者的差别之所在。

这篇短文开头运用形象的比喻引出中心思想，表现了孟子散文“长于譬喻”的特点。然后逐层加以分析论证，有正面论述，又有反面论述；有理论分析，又有具体例证。将深刻的道理以浅显通俗的语言说出，逻辑性强，富有说服力。文章前两层以第一人称“我”引出议论，语气恳切真挚。文中多用反问句，使文章具有一种不容反驳的雄辩家气势。

孟子所说的“义”是有其特定的阶级内容的。它指的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孟子把他的“义”说成是出自“人皆有之”的本心是错误的。实际上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有不同的“义”，这个“义”并非出自抽象的人的本心，而是由各个社会各个阶级共同的“利”(物质利益)所决定的。但是我们今天如果给孟子的“义”赋予新的含义，那么舍生取义的精神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如共产党人在战争年代面对死亡发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豪言壮语，这便是一种“舍生取义”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