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

余读《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记》，当时演史小说者数十人。自此以来，其姓名不可得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

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本姓曹。年十五，犷悍无赖，犯法当死，变姓柳，之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久之，过江，云间有儒生莫后光见之，曰：“此子机变，可使以其技鸣。”于是谓之曰：“说书虽小技，然必句性情，习方俗，如优孟摇头而歌，而后可以得志。”敬亭退而凝神定气，简练揣摩，期月而诣莫生。生曰：“子之说，能使人欢咍嗢噱矣。”又期月，生曰：“子之说，能使人慷慨涕泣矣。”又期月，生喟然曰：“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盖进乎技矣。”由是之扬，之杭，之金陵，名达于缙绅间。华堂旅会，闲亭独坐，争延之使奏其技，无不当于心称善也。

宁南南下，皖帅欲结欢宁南，致敬亭于幕府。宁南以为相见之晚，使参机密。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宁南不知书，所有文檄，幕下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极力为之，宁南皆不悦。而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者，无不与宁南意合。尝奉命至金陵，是时朝中皆畏宁南，闻其使人来，莫不倾动加礼，宰执以下俱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敬亭亦无所不安也。其市井小人昔与敬亭尔汝者，从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

亡何国变，宁南死。敬亭丧失其资略尽，贫困如故时，始复上街头理其故业。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且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有非莫生之言可尽者矣。

明末清初，有二十几位著名文学家写过有关柳敬亭的诗文。后来，著名戏曲家孔尚任，又把柳敬亭写进《桃花扇》里，借他和唱曲艺人苏昆生之口，总结全剧，感慨一代兴亡。

为什么在中国文学史上会出现这样一股引人注目的“柳敬亭热”呢？我们不妨从杜甫笔下的李龟年谈起。柳敬亭很象唐代的李龟年。李龟年是大唐帝国“开元全盛”之日的著名歌唱家，当时属于优伶一类，社会地位并不高。可是，伟大诗人杜甫却为他写了一首动人的绝句：“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这首诗使李龟年流名千古，曾经引起历代读者的无限遐思。有人认为，它是杜甫绝句中最有情韵、最富含蕴的一篇，包含着丰富的时代生活内容。如果诗人当年围绕安史之乱的前前后后写一部回忆录，是不妨用它来题卷的。为什么李龟年这类人物能够引起作家和读者的浓厚兴趣，使他们感慨系之呢？因为这类人物，经常出入于上流社会和下层人民之间，是整个社会共同注目的人。他们仿佛是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纽带，使贵族和庶民都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在大繁荣或大动荡的时代，这类人物便特别容易引起人们对于往事的亲切回忆。因此，描写他们的文学作品，有时会比那些描写文臣武将等大人物的作品更加动人心弦。有人评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说：“此与《剑器行》同意。今昔盛衰之感，言外黯然欲绝。见风韵于行间，寓感慨于字里。使龙标(王昌龄)、供奉(李白)操笔，亦无以过”(《读杜心解》引黄生说)。对于明末清初文学史上的这次“柳敬亭热”，我们也不妨这样看。

由此可以使我们在写诗、作文的选材方面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写大时代，不一定非以大人物为中心。由于文艺创作的目的，主要是反映社会人生。有时候，写小人物，更容易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因为他们也许有更多人世沧桑的经历，也更容易唤起读者有关社会人生的各种感慨。很多著名的文艺作品都是这样的。这是艺术创作中一条成功的经验。

那么，大家一起来写某类人物(如柳敬亭)，会不会彼此重复，造成创作上的雷同呢？这就进一步涉及到写诗、作文应该如何选材的问题。同一个题材，不同作者会有不同的取舍。请看黄宗羲的这篇《柳敬亭传。

全文可分四段。开头一小段，是文章的引子。从《东京梦华录》等书所载宋代说书史谈起，引出“柳敬亭之说书”，以此说明传主的历史地位，交代为什么写这篇传记。

第二段，写柳敬亭说书技艺不断提高的过程和他当时的声名。文中没有说到“奇”字，也没有直接评论柳敬亭的才能，但通过他的为人行事使读者看到：这是一位具有很高才能并且性格奇特的人物。

柳敬亭，本姓曹，名逢春，生于明神宗万历十五年(1587)。清康熙五年(1666)，他已八十岁。当时人称“柳麻子”。据吴伟业说：“余视柳生长身广额，面著黑子，须眉苍然，词辩锋出，饮噉可五六升，此其人非久穷困者。”(《为柳敬亭陈乞引》)张岱《陶庵梦忆》说：“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疤，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又说：“柳麻子貌奇丑，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丽，衣服恬静。”这样一位相貌奇丑、浪迹江湖的人，却能赢得各阶层广大人士的热爱与尊敬，并有那样多人纷纷为他写诗作文，这就可见柳敬亭奇特不凡。黄宗羲这篇传记便着重写柳的奇特之处。

柳敬亭为人“犷悍”，年仅十五，就犯了“当死”之罪，变姓出亡(据余怀《板桥杂记》说，柳“避仇流落江湖”。吴伟业《柳敬亭传》说，柳“名在捕中”，是一个遭到通缉的重罪犯人)。他很可能是以小小年纪就严重地触犯了当地有势力的地主豪绅。年少有勇，这是一奇。他在被迫出亡后，为了谋生，来到盱眙市中，为人说书。据吴伟业《柳敬亭传》载，他学习说书，极有创造性。他无论走到哪儿，却带着一本小说，“夜寒藉束藁卧，扉履踵决，行雨雪中”，“挟稗官一册”，“妄以己意抵掌盱眙市，则已倾动市人”。黄宗羲根据这一点，写柳无师说通，出手不凡，这是又一奇。过江之后，柳敬亭大得莫后光的赏识，经莫指点，数月之内，便在说书技艺方面取得惊人长进。起初，他仅“能使人欢咍嗢噱”，然后“能使人慷慨涕泣”，后来，“进乎技”，“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这便更加奇特。据记载，莫后光也是一位很善于说书的人。“三伏天每寓萧寺，说《西游》、《水浒》，听者尝数百人。虽炎蒸烁石，而人人忘倦，绝无挥汗者。后光尝语人云：今村塾师冷面对儿童，焉能使渠神往记诵如流水？须用我法，庶几坐消修脯。”(李延昰《南吴旧话录》)周容《杂忆七传》、吴伟业《柳敬亭传》，也曾记载莫后光如何指导柳敬亭说书。黄宗羲根据这些材料，写柳敬亭能够使莫后光这样的说书专家一见便大加叹赏，认为“可使以其技鸣”，并主动给予具体深入的指导，这也足以说明柳才华焕发、智慧远胜常人。这是第三奇。有了这三奇，柳敬亭“之杭，之扬，之金陵，名达于缙绅间”，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黄宗羲这篇《柳敬亭传》，详写传主奇特之处，略写他轰动一时的场面，这种剪裁方法很值得揣摩。

第三段，写柳敬亭不仅因说书技能得到广大观众的赞赏，并且在当时著名军事将领左良玉军中大得赏识，参预机密，起草文檄，奉使金陵，被“称柳将军”，一时倾动朝野。这说明柳不仅是一个具有高度才能的艺人，而且具有一定的政治才能。对这样的人，不可仅以艺人视之。黄宗羲对柳敬亭的这一方面颇为注目，所以用了不少篇幅写他的这一段经历。

关于柳敬亭在左良玉军中的活动，当时著名人物多有记载。钱谦益《有学集》卷六有《左宁南画象歌为柳敬亭作》、陈维崧《湖海楼诗集》卷二有《左宁南与柳敬亭军中说剑图歌》、梁清标《蕉林诗集》有《赠柳敬亭南归白下》、王猷定有《左宁南画象赞》等。这些诗文中，都有一些生动的细节。黄宗羲对这些诗文和故事绝非不知，但他都略而不提，只着重写柳参预军事、政治活动。由此可见黄宗羲的写作目的以及他围绕文章主题剪裁之妙。

第四段，写柳敬亭在明朝覆亡之后，贫困如故，复上街头，重理说书故业。由于柳敬亭在左良玉军幕中时间不短，亲身经历过许多事，生活阅历十分丰富，又富于爱国情感，所以，晚年之后，他的说书技艺达到惊人境界。

黄宗羲的这篇《柳敬亭传》，是根据吴伟业《柳敬亭传》等材料改写而成。改写时，明显地带有黄宗羲自己的特点。主要有三点：第一、他突出了柳敬亭和明亡前后国家政局的关系。传中虽有大段文字写柳敬亭说书，但更多注意于他与国家命运的关系。此传写于清朝初年，限于当时的政治条件，有些话不便明言，写得比较含蓄，但那种因“亡国之恨”而产生的创作激情，无法掩抑。当时的读者不难领悟。对比吴伟业和张岱《陶庵梦忆》等诗文中对柳的描写，黄传在这一点上显得比较突出。第二、黄宗羲是以历史家的眼光，而不是以一般诗人、散文家或小说家的眼光来写柳敬亭的。因此，他侧重于写柳敬亭的人格、个性、重要经历。有些细节，尽管很生动(如《陶庵梦忆》等书中有关柳的记述)，黄传都略去不写。第三、黄传在材料取舍、详略安排等方面，分明吸取了《史记》等正史中一些传记的写法。当详处，大笔挥洒，当略处，惜墨如金。如第二段，对于柳敬亭如何提高说书技艺，写得很详细，对于他到扬州、杭州、金陵等地，那些轰动一时的演出场面，却一语带过，毫不渲染。第三段，对于柳参与军幕详加记述，对于他的个人生活细事，不着一字。主题突出，文字简洁。这是《左传》、《史记》等史传文学的优良传统。读者只要回想一下《左传》中的《曹刿论战》、《史记》中的《鸿门宴》等篇，便不难看出其中的继承关系。

至于说黄宗羲为什么从这一角度选材？这与作者本人的生活与思想有密切关系。黄宗羲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明朝末年，他的父亲黄尊素和他两代人与魏忠贤阉党进行不屈的斗争。明亡之后，他曾积极参与浙东一带的抗清活动。抗清失败后，隐居著书，清政府屡次要他出来做官，请他，逼他，他坚决不肯，表现了高尚的气节。作者自己怀有“亡国之恨”，是一个奇特的人物，自然“惺惺惜惺惺”，对柳敬亭有深厚感情。有感情，便容易把人物写活。请看文章最后一段对柳敬亭说书的具体描写：“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且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有非莫生之言可尽者矣。”这些描写多么生动！作者巧妙地使用了两组比喻，“或如”、“或如”，将柳敬亭那种悲壮慷慨的表演风格写得活灵活现。对照前文，可以看出，柳氏的说书技艺是不断发展的，明亡之后，愈臻神妙。为什么这样？一是因为他有了更加丰富的生活经历，一是因为他有“亡国之恨”。这便抓住了柳敬亭一生的根本。作者对此并未明确评论，但却寓论于史，读者不难领会。这也是中国史传文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作者通过对传主生涯的记叙描写，不仅表现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抒发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爱憎悲欢，使读者不仅通过传记知人知事，而且知理知情。

《柳敬亭传》的以上这些方面，都是很值得注意的。读者不妨学习这些写法，写一篇传记试试看。您笔下的人物一定也会是很生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