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作为宋代杰出的散文家之一，欧阳修在政治上要求除去奸邪，励精图治；文学上力求革除旧习，开一代之新风。其为文，多议论当世事，切中时弊，“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序》)，其文笔纡徐委曲，条达疏畅，清音幽韵，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五代史·伶官传序》就是体现其独特艺术风格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明代古文家茅坤称“此等文章，千年绝唱”。

《伶官传》记载的是后唐庄宗李存勖宠幸的伶官景进、史彦琼、郭门高等败政乱国的史实，序是篇前的评论部分。欧阳修以“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天下”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盛衰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观点是积极的，有进步意义的。尽管作者是从对封建帝王由成功而转入败亡抱有十分惋惜同情的思想感情出发的，但它足以使人冷静反思。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说：“欧阳公《五代史》绪论，深得‘畏天悯人’之旨，盖其事不足音，而又不忍不言；言之怫于己，不言无以惩于世。情见乎辞，亦可悲矣。”惟乎此，文章更显得低昂吞吐，曲折宛转。

为了说明论点，本文一唱三叹，“往复百折”，熔记叙、描写、抒情于一炉。作者在盛衰得失的叙写中，处处交织其“理”，严谨缜密，回环呼应，构思十分精巧。

文章开始，“呜呼”一声嗟叹，下笔运情，苍凉慷慨。国家盛衰兴亡的道理，虽说在天命，难道不在人为吗！开门见山警醒地挑明论点。紧接着就以简约的语言说明庄宗之得失，原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立片言以居要，乃通篇之警策”(颜之推语)。

在具体叙说庄宗的盛衰得失时，作者先极写其“忧劳”，以衬映后来的“逸豫”，一扬一抑，从正反两面阐明盛衰之理。晋王临终前把三支箭作为誓物交给庄宗，述其夙愿，恳切地告诫儿子“无忘乃父之志”，作者仅用寥寥数语，深刻透现出强烈的感情色彩。为了表现庄宗的“忧劳”，文章仅着墨于箭，通过庄宗“受而藏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凯旋而纳”等一系列举动，生动细腻地表现了庄宗念念不忘父亲遗嘱，殚心极虑，志在兴国灭雠的形象。对庄宗“忧劳”以致国兴，作者匠心独运，一事写其两极：“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失败者遭绳索捆缚，首身异处，何等的狼狈；胜利者又是多么的踌躇满志，不可一世！而这威风赫赫、自满骄奢已向身死国破的境地迈出了第一步。紧接着作者笔势一转，又给我们勾勒了这样的场景：一人作俑而作乱者四起呼应，庄宗只落得仓皇东逃；还没见到敌军的影子，士卒已作鸟兽散；君臣们面面相觑，不知投向哪里，以至于割断头发，誓死以报，相对号哭，泪水沾湿了衣襟。作者不禁感叹道：“何者衰也！”一笔点染，文章顿生几分痛感。至此，一反一正的强烈对比，盛衰得失之理已在形象化的描写，抒情笔调的渲染以及简洁的议论中为读者所接受。但是作者并未一下子推出结论，而是先虚宕一笔，选择设问，再以《尚书》引证，从而得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这一“自然之理”。

篇末，作者高屋建瓴，从两极相抑中深入论证，指出祸患常常是从极细微的小事中积累起来的，而一个人的才智勇气往往被自己溺爱的东西所困。结句“岂独伶人也哉”既是感叹，又是反问，含蓄而有概括力。天下兴亡，难道只是在于伶人这一个因素吗？慨想独远，余味无尽，与篇首相呼应，同时又将文章意旨推进了一层。

文章“长于理则言有物，长于法则言有序”(《艺概》)。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欧阳修谋篇布局，表达意旨之理盛，法严，有物，又有序，堪称“《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沈德潜语)。

《伶官传序》在语言上也很有特色。首先作者选取了一系列反义词，如人事、天命，盛、衰，得、失，难、易，成、败，兴、亡以及忧劳、逸豫等等，反差强烈，使文章主题的表达更鲜明生动。其次，为了增强表达效果，作者很注意描写的形象化，尤其是一些动词的准确运用，为文章增色不少。第三，欧阳修运骈入散或以散破骈，关键的足以表达主题意旨的语句，作者都用了精炼、深刻的四六骈俪句，如“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等，抑扬顿挫，警策动人，成为传诵古今的至理名言。

另外，作者善于高度概括史料来论证盛衰之理，剪裁得当，虚实相生，笔法经济，简而又法，深得司马迁《史记》精髓。庄宗李存勖由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转变为荒淫腐化，伶人由受宠幸而专权，终至于谋反，这都是历史事实。至于庄宗死于伶人之手，只是他的最后下场。因而作者没有完全重复《伶官传》中的内容，而仅仅通过庄宗仓皇逃命，群臣悲号来反映其荒淫逸豫带来的可悲结局。如果我们把对材料如此精妙的处理与文末意味深长的慨叹“岂独伶人也哉”对读，倍感作者立意之高远，发前人所未发。又如文章开始说晋王临终以三矢相遗，而写庄宗李存勖的赫赫武功只交代了两件，精慎取舍，有虚有实，不记流水帐，又使人毫无交代不周之感。苏东坡《六一居士集序》说欧文“其言简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是颇得其三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