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

黄生允修借书。随园主人授以书而告之曰：

“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非独书为然，天下物皆然。非未人之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若业为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曰‘姑俟异日观’云尔。

“余幼好书，家贫难致。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与，归而形诸梦。其切如是。故有所览辄省记。通籍后，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蟫灰丝，时蒙卷轴。然后叹借者之用心专，而少时之岁月为可惜也。”

今黄生贫类予，其借书亦类予；惟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若不相类。然则予固不幸而遇张乎，生固幸而遇予乎？知幸与不幸，则其读书也必专，而其归书也必速。

为一说，使与书俱。

《黄生借书说》选自袁枚的《小仓山房文集》，大概作于弃官退居随园以后。

这篇文章采取夹叙夹议的形式，是一篇精粹的小品文。全文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一、二自然段)，开头用简笔交代写作此文的原因：“黄生允修借书”，于是“随园先生”提出自己的忠告，语气中不乏亲切感。作者开门见山提出自己的观点：“书非借不能读也。”观点既立，下面就全力证成其说。第二段从两方面展开论证，以反问句“子不闻藏书者乎？”发其端，第一层从反面举天子和富贵者为例，指出藏书者往往不读书。文中连用“然天子读书者有几”和“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两个反诘句，倍增论辩力量。第二层从论借书扩大到论借物，转换了角度，着重于对人们的一般心理进行分析，从论个别情况扩大到论一般规律。借来之物反“惴惴焉摩玩之不已”，而“若业为吾所有”，则往往束之高阁，心想“‘姑俟异日观’云尔”。这种心理分析不是非常符合情理的吗？清代吴应箕《读书止观录》引苏东坡《藏书记》说：“余犹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前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吴应箕评论说：“无书而求书，有书而不观，此学士通病。”亦正说明了同样道理。

第二部分(第三自然段)，作者以自己读书的亲身经历证明“书非借不能读”的观点。这部分以记叙为主，包括正反两方面意思。先写幼时家无藏书，向张氏借书而不得，更增强了对书的渴念，“归而形诸梦”，求书之念何等迫切！故一旦得到书，“有所览辄省记”。第二层写等到“俸去书来，落落大满”时，反无心读书了，“素蟫灰丝，时蒙卷轴”。现在回首往事，无限感慨，“叹借者之用心专，而少时之岁月为可惜也”。以事实进行论证，可见“书非借不能读”的观点何等有说服力。

文章第三部分(四、五自然段)转而对黄生加以勉励。以对比手法，写黄生和“予”有幸有不幸，黄生可借到书，“予”却无从借书。劝勉黄生正该利用“予之公书”这一有利条件刻苦读书。字里行间寄托着作者的多少感慨。末句“为一说，使与书俱”是对文章开头的照应，同样说明写作原因。

《黄生借书说》一文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古代印刷、出版都不发达，书籍流通量少。国家藏书不向社会开放，故盛行私家藏书。这些藏书家当然有肯出借的开明之士，但也不乏秘不出借者。如唐代有个藏书家杜暹在自己所藏的每本书后均题辞曰“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不光自己不肯出借，甚至还不准子孙出借，这种态度颇为典型。所以古代无力藏书的学子想得到书读就很困难，往往一册借在手，视若珍宝，不惜昼夜抄录。历史上许多名人都抄过书，如宋代苏东坡、明代宋濂都抄过很多书。明代张溥更是抄书的典型，所读之书，必手抄六七遍才肯罢休，将自己的书房也命名为“七录斋”。不知名人物的抄书更是不计其数。《黄生借书说》中所提出的“书非借不能读”的观点，实是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当然，袁枚的这种观点主要是为了说明一个带普遍性的现象，我们当然不能过于拘执地理解成自己有书的就一定不读书，而借书者就一定会认真读书。